近年提供各类服务的网络平台迅速冒起，给人们带来了许多生活上的方便，但也因为缺乏监管，而让一些图谋不轨者利用。天津静海的传销组织通过网络直聘平台“Boss”，把素未谋面的23岁大学毕业生李文星从东北引到天津，最终引上了黄泉路。传统传销模式的受害者范围，则往往局限于会员接触到的个人网络，如亲友等，但传销组织现在狩猎受害者时却可以通过网络工具撒下面积更大的网。
Boss在东窗事发后称要为铲除传销和诈骗持续做出努力，不过有网民还是能以“传销头目”的名义，以“人傻钱多的速来”的职位详情，成功在该平台发布职位招聘，可见后台还是完全缺乏审核。
这让人想起大学生魏则西去年因被百度广告误导在莆田系医院就诊后病逝的事件。网络工具被滥用时，滥用者自然得付主要责任，但网络工具是否也须因把关不严而受惩罚，是个越来越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不论传销组织的手法如何升级，组织得逞的两个元素不变：执法跟不上犯法，和人想快速致富的焦虑。
传销在中国是非法行为，警方数十年来都在打击，它却仍然像只打不死的蟑螂，在某地被取缔后销声匿迹一回儿，又在另个地方，换个名堂东山再起。
中国反传销联盟会长凌云接受《中国经营报》访问时解释，部分地方公安机关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查处有所顾忌，担心一查处会引发金融传销参与者从国内各地快速集聚到该县“维权”，所以宁可劝导组织离开当地，而不是直接取缔，以免引发类似大批投资者上个月在北京示威呼吁释放善心汇负责人张天明的群众事件。
他也指出，目前中国缺乏非法传销的统一曝光平台，监管信息未联网，传销在一个地方被公安机关或工商部门查处，在其他地方则不受任何影响。公众想查证某机构是否是传销时，也难以获得权威、准确的信息。
现有打击传销的条例及法律也滞后了。例如目前多层次传销的认定标准是要达到三个层级、至少30人，但现在的互联网金融传销模式可以不分层级，一些组织也刻意把人数保持在30人以下以避免被打击。
传销毒瘤难以根除的另一个因素是，人想快速致富的焦虑，追求超出本身生产力或经济贡献的回报。媒体经常对传销进行报道，大家按理说应该对“听起来太好”的机会有警觉心，但面对高于市场的投资回报率的诱饵，许多人还是上钩了，甚至在陷入传销漩涡后还转而拉其他亲友下水。
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人通过房地产、金融，以及一些说不明的方式，快速富了起来。另有一部分人对他们既是嫉恨又是羡慕，既认为他们不不劳而获太不公平，当看似也能让自己发财的机会摆在眼前时又忍不住以身试法。于是社会有些人，为了不想在奔向小康的路上落于人后，变得可以接受不清不楚的致富途径，对致富过程会加害于人感到麻木。
不可否认，实际情况确实逼得一些人没法老老实实赚钱，例如大学生就业难，下岗工人适应不了新型经济，传统农业难糊口。或许只有等社会保障改善、就业机会更多更均衡，才能让更多人有脚踏实地不赚块钱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