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讯君按：2014年11月13日，全球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布了其长达310页的长篇调查报告《拉丁美洲的宗教：一个历史上天主教占主导地区的普遍变化》。该报告在2013年10月到2014年2月间系统调查了拉美和加勒比地区18个国家和一个美国海外属地（波多黎各，面对面访谈了30000名受访者。皮尤态度调查宣称，其目的是分析宗教变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拉美，这个拥有4.25亿天主教徒（几乎占全球天主教徒的40%）且历史上第一次拥有拉美籍教皇的地区，其对天主教的认同在整个地区都出现了下降。自认是天主教徒的成人人口比例从20世纪的90%降至当前的69%。因此，张青仁博士的田野笔记并非孤例，而是基于墨西哥恰帕斯州的典型个案分析。在此，感谢张青仁博士授权拉美智讯刊载其第四篇田野调查笔记。】
2014年9月29日出版的《恰帕斯日报》上，有一篇题为《恰帕斯：国内天主教徒最少的州》的文章。文章说，在当月的一次牧师会议上，恰帕斯州天主教主教Fabio Martinez Castilla透露，恰帕斯境内的天主教徒只占人口比例的68%，远低于国内82%的水平。Fabio主教对此表示担忧，“我不知道这一地区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确实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州内天主教徒不会持续减少。”
在全球化的当下，便捷的交通、开放的宗教市场使得任何一种宗教都能以较为便捷的方式进行跨地域传播。因此，一地宗教人数的变化是社会发展、文化交融的正常现象。对于恰帕斯而言，萨帕塔起义在国际社会的巨大影响力及近年来这一地区旅游业的发展，都吸引了大量的宗教组织前去传教。那么，为什么对于这一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恰帕斯教区的主教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担忧，而《恰帕斯日报》更对此进行专题报道呢？
恰帕斯主教的担忧与天主教在墨西哥的重要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墨西哥是一个天主教国家，与其他天主教国家不同，墨西哥天主教的本土化更为彻底，并形成了瓜达卢佩这一本土化的神祇形象。传说在1531年，一个贫苦的印第安人胡安·迭戈步行到墨西哥城郊的特佩亚克山上。在前去教堂途中他遇到一位棕色皮肤的印第安妇女（亦有说是印欧人）。她自称是圣母玛利亚，是上帝之母。她要求胡安·迭戈将她显圣的消息告诉当地的主教，并为其建造一座教堂。胡安多次向主教申请，终被拒绝。此后，圣母玛利亚四次在胡安面前显圣。最终，圣母玛利亚让胡安到山顶上采集并非原产于墨西哥的玫瑰花献给主教。当胡安把采集来的玫瑰花放在斗篷下献给主教时，主教在斗篷上看到了圣母玛利亚的图像，开始相信圣母玛利亚，并为其建造了教堂。 
图1 瓜达卢佩显圣日为其传递圣火的信众
瓜达卢佩这一形象的形成对天主教在墨西哥的传播有着重要意义。作为一个印第安妇女，瓜达卢佩有着特佩亚克一位名叫Coatlicue女神的影子，Coatlicue意为“蛇裙夫人”和“众神之母”。在西班牙人入侵之前，特佩亚克山就已经成为墨西哥阿兹特克文明的宗教中心，而Coatlicue是当地社会中最为重要的女神。天主教进入当地后，Coatlicue女神的神像被完全摧毁。在瓜达卢佩显圣的传说中，作为上帝之母的瓜达卢佩长着如同Coatlicue一般的本土印第安女性的面庞，身着象征着Coatlicue的蓝绿色衣服。可以说，Coatlicue借助瓜达卢佩女神的形象得以新生。来自西班牙语的Guadalupe一词和源自欧洲人的天主教理念亦使瓜达卢佩女神受到了西班牙入侵者的青睐。这一融入了本土印第安文化的混合宗教的形成，极大地促进了天主教在墨西哥境内的传播。
对墨西哥社会而言，这一建立在印第安本土文化与天主教文化混合基础上的宗教形式超越了墨西哥国内复杂的族群界限，在不同族群之间建立了基于宗教共享基础上的统一认同。对于缺少民族精神的墨西哥而言，团结各个阶层的墨西哥天主教具备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文化之根的可能。
1810年9月16日，Miguel Hidalgo神父高举着印有瓜达卢佩的旗帜，发出了“多洛雷斯的呼声”，拉开了墨西哥独立战争的序幕。当年9月24日，Hidalgo神父更是画了一副名为《我们的标准神像》的瓜达卢佩画像，并在其上做了“宗教万岁、瓜达卢佩万岁，拉丁美洲万岁和坏政府死亡”的题字。1813年，格雷罗州的统帅José María Morelos颁布法令公开赞扬瓜达卢佩，声称每一个参与墨西哥独立战争的士兵都应该致力于促进瓜达卢佩信仰的传播。独立战争期间，一位名为Manuel Félix Fernández的统帅在遭遇敌人围攻之时，声称得到了圣母玛利亚的帮助，最终获得了战争的胜利。战争结束后，Manuel成为墨西哥第一任总统。后为感谢圣母玛利亚，他更是改名为Guadalupe Victoria。
图2 传递完圣火休息的信众
天主教在墨西哥传播与深化的历史与墨西哥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同步发生，以瓜达卢佩信仰为基础的本土天主教对独立战争的参与更使其最终成为墨西哥现代民族国家的象征。正是天主教在墨西哥社会的重要地位，形塑了当下墨西哥全民参与天主教的社会氛围与仪式表征。在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古老街道的两旁随处可见瓜达卢佩的画像。瓜达卢佩大教堂高耸在东边的山顶上，与城市西边的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大教堂遥遥相对。传说12月12日是瓜达卢佩显圣的日子，以此为中心，墨西哥国内更是形成了长达4天的节日。从12月9日开始，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周边各地的民众就纷纷离开村庄，带着瓜达卢佩的神像与圣火，沿着传说中瓜达卢佩在墨西哥显圣的足迹，前往周边的村落传递圣火，为瓜达卢佩女神传教。在传递圣火的队伍中，信众们身着印有墨西哥国旗图案的衣服，手持印有瓜达卢佩神像的墨西哥国旗，一边奔跑，一边吟唱着：
《瓜达卢佩之歌》
在一个美丽的早晨，从天而降，
在一个美丽的早晨，从天而降，
瓜达卢佩，瓜达卢佩，
瓜达卢佩降临在特佩亚克，
恳请握住您的手，
恳求握住您的手，
您是墨西哥人，您是墨西哥人，
您的举止和面貌都是墨西哥人，
胡安·迭戈攀过那座山，
胡安·迭戈攀过那座山，
他向您走去，他向您走去，
他向您走去，听见您歌唱，
万福玛利亚，请求您庇佑我们的生活，
它是如此的空虚，需要太多的灵魂，
这些日子我们苦苦哀求，需要您将我们引导，
带领我去寻找智慧，
很多人不知道信念能够穿越高山，
在熟识之后，可以突然改变一切。
在遭遇一系列厄运时，感谢您为我照亮，
我的母亲，这是对您的赞美。
选择的那座山，选择的那座山，
选择那座山是因为那是我的祭坛，
为了墨西哥，为了墨西哥
我们是瓜达卢佩的信众，我们是瓜达卢佩的信众
最根本的是我们是瓜达卢佩的信众
最根本的是我们是瓜达卢佩的信众
我们是瓜达卢佩的信众。
传递圣火的信众光着脚，踩着石板路，沿途奔跑着。街道两旁的信众纷纷鼓掌，为其呐喊。在瓜达卢佩大教堂，不同族群的民众相互拥抱、握手，共同祭拜圣母瓜达卢佩。对于多元族群的墨西哥而言，作为国家认同的天主教在缓和族群关系、巩固国家认同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图3 显圣日期间信众露宿为瓜达卢佩传教
天主教在墨西哥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使得恰帕斯州的主教Fabio Martinez Castilla和《恰帕斯日报》在面对州内天主教人数减少时表现出了强烈的担忧。《恰帕斯日报》声称，天主教徒的流失主要发生在印第安人群中。我的调查也佐证了他们的论断，与我接触的白人、印欧混血人，他们均声称自己是天主教徒，且定期参加在中心教堂举行的弥撒。在城市北部的印第安人聚居区，却很少有民众强调自己天主教徒的身份，在这一区域更是分布着包括耶和华见证人、福音派甚至伊斯兰教等多种教派。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印第安人放弃了本土化的天主教呢？
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时，城市北部的印第安Santa Catarina贫民窟内发生了一次“清除瓜达卢佩圣母”的事件。事实上，在Santa Catarina贫民窟，尽管信众认为自己是天主教徒，但在社区教堂里，其主保圣人并非是作为墨西哥国家象征的瓜达卢佩圣母，而是贫民窟主席Mariano家乡村落的主保圣人Santa Catarina。教堂里，高大的Santa Catarina女神的神像位于正中央，而作为墨西哥国家象征的瓜达卢佩圣母则位于Santa Catarina神像的一侧。
2014年12月28日，在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政府人员的指使下，一群印第安人占领了贫民窟附近的市立玛雅博物馆，毁坏了博物馆里的大量文物。他们声称自己是Santa Catarina贫民窟的民众，政府部门以此为据，试图逮捕贫民窟的领导Mariano家族。面对政府部门的诬陷与指控，包括Mariano家族在内的贫民窟百姓极其愤怒。他们召开大会，商议应对之策。在贫民窟大会上，如何处置Guadalupe女神也成为会议的重要议题。贫民窟管委会的诸多委员提议将Guadalupe清除出Santa Catarina教堂，只保留教堂内的Santa Catarina女神。
贫民窟民众来自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周边的农村，全球经济一体化在印第安社会渗透带来的土地流失、农产品价格下跌等诸多问题使得他们纷纷离开农村，前往周边城镇务工。由于缺少良好的教育、劳动技能以及墨西哥社会种族歧视的影响，他们只能在城市里从事诸如泥瓦匠、建筑工人等低级工作。微薄的收入使他们根本无法在城市立足，只能聚居在城市边缘的贫民窟里。由于贫民窟的存在威胁了政府的权威，且对城市的旅游业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政府将其定义为非法社区，数次对其进行清理。
图4 SANTA CATARINA社区教堂内的主保圣人SANTA CATARINA 与瓜达卢佩神像
鉴于天主教在墨西哥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官方的大力推崇，天主教和瓜达卢佩女神已经成为墨西哥国家权威的象征。但对于那些被政府标定为非法的贫民窟居民而言，则与天主教的瓜达卢佩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希望在国家框架下合理解决贫民窟问题，因此，也始终在教堂里保留着瓜达卢佩的神像。然而，当政府的行为一再让他们失望，并彻底摧毁了他们对国家的幻想后，作为国家象征的瓜达卢佩女神成为他们首先清理的对象。就这一意义而言，印第安人对于瓜达卢佩女神乃至天主教态度的变化实际上反映出他们国家认同的变化。
贫民窟副主席Juan毕业于辛娜干坦师范学院，作为贫民窟里为数不多的本科生，他一直声称自己是“墨西哥国家的自治公民”，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贫民窟问题。在他的努力下，他联系了包括《恰帕斯日报》在内的多家媒体前往贫民窟采访，试图通过揭露事情真相，向州政府施压。贫民窟主席Mariano和他的儿子Lucio决定前往墨西哥城，向联邦政府抗议。最终，贫民窟里的瓜达卢佩女神也被保留了下来。
与Juan的坚持不同，贫民窟北部的策尔塔人Pedro一家在遭遇种种挫折后，最终对残酷的现实彻底失望，同时也放弃了他们祖辈的天主教徒身份。Pedro来自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周边的一个名为Chenal的村庄，祖祖辈辈以种地为生。为了改变家庭状况，1994年，Pedro参加了萨帕塔起义。由于诸多原因，1996年，Pedro离开了萨帕塔，回到了原来的村庄。但是，参加萨帕塔的经历却使得他不被村委会认可，村委会收回了Pedro一家的土地和房屋，并将其驱逐出村。他多次向村委会抗议，却始终无济于事。最终Pedro一家只得面对被村落抛弃的事实。1999年，Pedro一家来到了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他们租住在城市北部一个不足20平米的木棚里。为了谋求生活，他四处求职，却总遭碰壁，最终只能以擦鞋为生，月收入只有1000比索左右。对于有着10个小孩的Pedro而言，这点薪水仅够维持基本的生活。现实生活的困境让他颇为绝望，来到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之后，他便不再参加任何天主教的活动，“因为天主教已经抛弃了我”。在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生活期间，他遇见了“耶和华见证人”的传教士。在听完他们的介绍后，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这一教派，并成为这一教派在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的主教。
图5 Pedro正引导耶和华见证人的心中们做弥撒
每周日，Pedro都会在早上7点、中午10点和晚上5点在租住的房屋内举行弥撒。在他的推动下，耶和华见证人在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已经有近20名信徒。参与这一教派的信众全是居住在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北部的印第安人。与Pedro一样，现实生活的惨痛经历使得他们无处落脚，并摧毁了他们对墨西哥国家的所有幻想，促使他们放弃了作为国家象征的天主教。他们的宗教信仰的改变，与其说是宗教市场上的自由选择，倒不如说是在残酷现实倒逼下的无奈认命。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天主教的本土化促进了多元族群的墨西哥国家认同的形成。然而，在墨西哥现代民族国家中，占据着国家人口十分之一的本土印第安人却始终处在主流社会的边缘。印第安人的边缘处境随着全球化进程向印第安地区的推进而越发明显。这一建立在族群、区域发展不平等基础上的全球经济体系对印第安地区的深入过程实际上是将本的印第安人固化在既有的种族、阶层不平等的框架中的过程。经济社会的边缘处境、社会结构的僵化，以及无法改变的命运导致他们放弃了国家认同，而作为国家象征的天主教则成为他们首先反抗的对象。这也意味着，对于包括恰帕斯主教在内统治阶层而言，想要遏制印第安天主教徒减少的趋势，需要改变的不只是传教策略的问题，而是印第安社会发展模式问题。
[作者简介：张青仁，男，苗族，民俗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讲师，主要从事民俗学、海外民族志（拉美社会与文化）研究，目前正在墨西哥恰帕斯州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进行田野作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