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景教的兴亡，浅谈天主教与社会的适应
——天主教中国化思考一
一，景教在中国唐代的兴盛。
中国历史上，除著名的三藏法师西行求经，鲜有主动外出（向欧美、西亚南亚等）寻求宗教或者文化的故例。盖因中国文化本身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多元而又自成体系。外来文化和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乍到中国，都是先遇到文化的不同而对峙，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磨合，要么自行消失，要么完全融入中国文化中。如汉传佛教，今已几无印度教的形影，完全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融入中国文化之成功，由其可向国外输出佛教文化与教义，在国内大学教育中把佛学作为中国哲学中的重要部分来加以研究和诠释，可见其扎实的成果。
有历史记载的与天主教有关的基督信仰传入中国最早的是唐代的景教。景教是属于与天主教有渊源关系的聂斯脱利派，因在解释耶稣性体与位格问题上与天主教正统教义不相符合，而脱离天主教，流传于西亚一带。
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记述：
“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 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所司即于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宗周德表，青驾西升。巨唐道光，景风东扇。旋令有司将 帝写真转模寺壁。天姿泛彩，英朗景门。圣迹腾祥，永辉法界。……高宗大帝克恭缵祖，润色真宗。而于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玄宗至道皇帝令宁国等五正亲临福宇，建立坛场。法栋皙桡而更崇，道石时倾而复正。天宝初，令大将军高力士去送五 圣写真寺内安置。赐绢百匹，奉庆瑞图。龙髯虽远，弓剑可攀。日角舒光，天颜咫尺。……肃宗文明皇帝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元善资而福祚开，大庆临而皇业建。……代宗文武皇帝恢张圣运，从事无为。每于降诞之辰，锡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馔以光景众。……我建中圣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阐九畴以惟新景命。化通玄理，祝无愧心。”
由此可大约推论，在唐代多位皇帝执政时期，景教的传教士们向慕中国文化，传教来到东土大唐。他们看起来极能适应当时的环境，并与诸代中国皇帝保持了友好的关系。由于他们对当时中国传统礼仪、文化、政治和律例的尊重，获得了皇帝和王公大臣们的信任。他们的传教工作，也开展得风生水起，呈现出所谓“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景象。
景教的传教士们在中国宣传什么信仰道理呢？留给我们的资料很少。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可以了解到一些。
碑文中记述了三位一体的天主创造世界：
“总玄枢而造化，妙众圣以元尊者，其惟 我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罗诃与？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风而生二气。暗空易而天地开，日月运而昼夜作。匠成万物，然立初人。别赐良和，令镇化海。浑元之性，虚而不盈。素荡之心，本无希嗜。”
这与今日天主教圣经《创世纪》记载，全然一致。只是，景教的用词，是优美的中国古典语言。这是一种极好的传教的基本适应，是文化适应中的第一步：语言文字的适应。语言文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谓之“小学”。是中国的微观文化，基础文化。有此基础，文化的大厦便可建立起来。
碑文也提到了人类犯原罪，默西亚降生救赎，教导世人，并驱除死亡，开启生命的道路。这些与天主教的正统教义并无暌违。
景教在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的工作上，做了很大的努力。从碑文记载中可以看出：
“至于方大而虚，专静而恕，广慈救众苦，善贷被群生者，我修行之大猷，汲引之阶渐也。若使风雨时，天下静，人能理，物能清，存能昌，殁能乐，念生响应，情发自诚者，我景力能事之功用也。”
又云：
“更效景门，依仁施利，每岁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备储五旬。馁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节达娑，未闻斯美。白衣景士，今见其人。”
景教的传教士所传扬的，不仅仅是其信仰和教义，同时也传扬其对国家的祝福、对社会的奉献和对黎民百姓由衷的关爱。他们解释说，信仰会带给国度安宁，会带给活人富庶和亡者福乐。而他们所提倡的美德，是仁爱、怜悯、慈悲和平等。他们从事的不仅是宗教的祭祀，同时也给饥饿者食物，给受寒者衣服，医治病患，安葬亡者。这些思想和行动，对帝国和社会人群，是一种正能量。
这种信仰和教义，使得景教在唐代颇受皇帝的好感。毕竟，皇帝治理一个庞大的国度，他需要许多社会力量的辅佐。这些力量必须是给国家的安定团结、繁荣发展带来积极意义的。若是一股分裂甚至为颠覆国家，给国家带来不安与动荡，给国家社会带来不和谐的力量，恐怕没有哪一任皇帝会允许其存在国度之内。
而景教的传教士们，秉承着这种精神，在中国唐代，持续了近两百五十年的传教生活。就碑文记述，当时的景教好像在中国中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二，景教消失的原因
不过，景教在中国历史中出现，又完全消失在中国历史中。今天我们能找到的有关景教的直接史料，大约九种。一个就是现存于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另外七种，是发现于敦煌石室的写本《序听迷诗所经》、《一神论》、《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志玄安乐经》、《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和《大秦景教大至通真归法赞》，还有一种是发现于新疆高昌故城的“景教祈祷书断片”。
景教在唐末最终逐渐消失的主要导火线是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皇帝听信道士赵归真的话，下令灭佛，景教也受到诛连。当时佛教还俗的有26万多人，景教与回教、祅教还俗的有两三千人，其中外国教士被送还本国收管。
虽然武宗灭佛后一年便驾崩，继位的宣宗废止了灭佛之命，重建佛寺。佛教在中国已经广有根脉，很快恢复元气。然而，景教经此打击，便一蹶不振。只在北方草原和南方沿海港口等处尚有流传。
新的打击又接踵而来。据阿拉伯作家阿布·泽德所著《东游记》记载，唐僖宗乾符五年（878年），黄巢起义军围攻广府（有说即今广州）时，有12万回教、祅教、犹太教和景教徒被杀。到了唐末，景教除了在北方草原民族中尚有流传外，在中国基本绝迹了。（参见《基督教史》王美秀、段琦等著）
据徐宗泽著《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说，遭此大厄后，在中国境内，大秦寺已经绝迹。980年，有景教主教派人回欧报告，谓：“中国景教毁灭，本国奉教人先后云亡，教堂拆毁，中国境内惟留一景教徒。”
这是景教在中国消亡的外在原因。但分析其内在和深层次的原因，景教为何在中国存在了两三百年之后，会彻底消失呢？据史学家赖德烈（Kenneth S. Latourette）分析，原因有三：
1，景教好像一直是一个外国人团体的信仰。其信徒主要都是非中国人民族的外国人，这些外国商人、战士或传教士住在当时的中国，他们信仰聂斯脱利教。而真正的中国人信仰的很少。尽管传教士们很努力地在基础文化上适应中国，如以美妙的古典中文翻译经文，但是，他们的传教生活大都是以外国人为中心的。
2，景教来到中国时，中国正值繁荣的唐代，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唐朝的人们不觉得特别需要一个外来的新的宗教信仰。这与当年天主教进入罗马帝国时，教会发现这个帝国很明显地需要宗教信仰，而且帝国官方也有这样的需求，有极大的不同。
3，景教来到中国之前，已有佛教在中国展开了全面的宣传，并拥有了广泛的基础。对一般中国人而言，外来的景教，至多只是佛教的一个宗派而已，事实上唐朝已有诸多佛教宗派。景教的传教士在翻译经文时，运用了已有的佛教术语，甚至传教士自称为“僧”，这无疑导致了人们对于景教与佛教的混淆。景教的传教士们以为用中国人熟悉的“外包装”来讲述自己的信仰，中国人会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但是，他们恰恰是牺牲了自己的特殊性，从而使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受到了根本上的挫败。
我认同这三个原因，我认为景教在中国最终的消失，可能还有另外三个方面的原因。
1，缺乏自力更生的独立自主性。看起来当时的诸任皇帝大都是支持景教传教士的，他们批准景教传教士们建造教堂，也赐给他们地位和相当的权势。但是，支持者并不是代办者。当时的皇帝尽管支持景教在中国的传播，但皇帝的工作是治国理政，他不会因为支持景教而越俎代庖、包办代替。景教的建设与可持续发展，要靠景教的传教士们自己。而在当时的中国，景教除了依恃皇帝外，似乎主要是依赖外国的指导和支持（这一点，赖德烈也提到，见《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第50页）。他们不断从外国请来新的传教士，以充实现有的传教士队伍，但对于发展和培育本国的传教力量，显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2，缺乏群众基础。景教的传教士通过与皇帝的直接关系，获得传教的特权，似是“奉敕传教”，且热衷于服务皇室。在最初传入中国时，靠“翻经书殿、问道禁闱”而得敕建景教寺。以后历代的景教传教士们则是利用天文、医学等方面才能，为皇室效力。在武则天当政时，还在洛阳督造了“大周万国颂德天枢”大铜柱。景教传教士中也有数人受封于朝廷，如阿罗本被封为“镇国大法主”，伊斯被封为“金紫光禄大夫，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赐紫袈裟”，业利被封为“试太常卿，赐紫袈纱”。这对景教传教士而言，表面是荣誉，实则他们离自己的宗教使命与职责渐行渐远，与普通的老百姓也逐渐产生了距离。宗教的发展，需要群众基础；而没有了群众基础，宗教就成了无土之木、无水之鱼了。
3，没有真正的“中国化”。景教毕竟不像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也不似佛教，逐渐认同中国文化并与之完全相融合。景教的教义与礼仪，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认知和礼仪形式，差别较大。而当时的翻译尽管努力追求文采之优美、辞章之典雅，当时的传教士们尽管竭力想以高超的德行感化人，以各种爱德行动帮助人，以进入中国社会，但想要让中国人真正接受，恐不太容易。无论哪一个外来宗教，对于中国文化而言，起初都是外来的、边缘的、弱小的、并非必要的。外来的文化，想要融入本地文化，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悠久、民族宗教多样、人口众多的文明古国，首先要怀有真诚的敬意，然后深切地了解，之后需要改变自己某些不适应社会文化的地方，做出某些牺牲，最后需要坚韧和耐心，以向社会人群和执政者证明自己在该地存在与发展的价值。景教传入中国两三百年，虽曾风光一时，但最终并没有被中国文化所接纳。它在中国留下的名字是，“夷教”。
三，景教的兴亡对天主教中国化的几点启发
天主教自明末清初真正传入中国以来，不过400年。今天的中国天主教，这么称呼她，其实还不能算完全的名副其实。研究基督宗教的学者们，从学术与历史的角度，在探讨基督宗教的中国化道路，并认为这是一个富有意义且需要更多思考的问题。打开网络媒体，对于天主教的评论，很多还是“洋教”的说法。当然，网络媒体不能代表所有中国人对天主教的认识，但在没有其它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统计方法下，这些评论还是具有一定价值的。它让我们今天的中国天主教反思。我们天主教会在中国已经有了400年的历史，为何还是有许多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她是什么，或粗糙地评议说是洋教？这说明我们天主教的中国化还有很多地方是空白，我们中国天主教信徒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对宗教的中国化提出了要求。我觉得，这对我们中国宗教界人士而言，应该也是我们自身的要求。一千多年前景教在中国的兴亡，对我们今天中国天主教的生存与发展，很有警示性和启发性。
由此，我个人对天主教中国化有以下几点粗浅的思考：
1，天主教中国化，首先要求我们天主教界的全体同仁，对自己的祖国，和自己作为国民有一个明确的身份认同。放在一个国家的范畴中，我们说我们是天主教徒，这不完整。我们说我们是中国人，是中国的天主教徒，这才是完整的表述。宗教本身无国界，但是信仰宗教的人，总是有自己特定国籍的。
我在想，为什么像天主教这样一个美好的宗教信仰，在其他地方都能扎根下来，到了中国却一直被主流文化边缘化呢？恐怕这里面有一种宗教信仰的“优越感”在影响我们的思想。就如当年犹太民族认为自己是“上主特选的民族，是王家的司祭，圣洁的邦国”，同样，今天我们也在心里有一种宗教信仰的“荣耀感”。如果这种“优越感”与“荣耀感”帮助我们心怀感恩，心怀谦卑，以宽容与慈悲心对待他人、对待社会、对待世界，那么，我们应该比较容易接受与我们信仰不同的人群与文化。
所以，既然我们是中国的天主教徒，这就时时处处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在度虔诚的宗教信仰生活的同时，不能忘记自己是中国的公民，要遵守中国的宪法、法律，拥护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服从中国现在的执政者。
遵守自己国家的宪法、法律，拥护自己国家的社会制度，服从自己国家的政权，这并非只是政治责任，对我们天主教友而言，也是信仰责任。
圣伯多禄宗徒就是这么教导我们的：“你们要为主的缘故，服从人立的一切制度：或是服从帝王为最高的元首，或是服从帝王派遣来惩罚作恶者，奖赏行善者的总督，因为这原是天主的旨意：要你们行善，使那些愚蒙无知的人，闭口无言。你们要做自由的人，却不可做以自由为掩饰邪恶的人，但该做天主的仆人；要尊敬众人，友爱弟兄，敬畏天主，尊敬君王。”（伯前2:13-17）
圣保禄宗徒也同样教导我们：“每人要服从上级有权柄的人，因为没有权柄不是从天主来的，所有的权柄都是由天主规定的。所以谁反抗权柄，就是反抗天主的规定，而反抗的人就是自取处罚。因为长官为行善的人，不是可怕的；为行恶的人，才是可怕的。你愿意不怕掌权的吗﹖你行善罢!那就可由他得到称赞，因为他是天主的仆役，是为相帮你行善；你若作恶，你就该害怕，因为他不是无故带剑；他既是天主的仆役，就负责惩罚作恶的人；所以必须服从，不只是为怕惩罚，而也是为了良心。为此，你们也该完粮，因为他们是天主的差役，是专为尽这义务的。凡人应得的，你们要付清；该给谁完粮，就完粮；该给谁纳税，就纳税；该敬畏的，就敬畏；该尊敬的，就尊敬。”（罗13:1-7）
2，天主教中国化，也要求我们中国天主教人士更多更深地了解和爱护我们中国固有的文化，从而不断增强我们对自祖国与民族的自信心与自尊心。
也许我们身为中国人，生长在这个历史文化中，时间久了，便有些熟视无睹。倒是一些外国人，来到中国，惊讶于中国的文化。
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相识、老朋友的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他所著的《论中国》序和前言中说：“我先后访问中国达50多次。如同几百年来前往中国的众多访客一样，我日益钦佩中国人民，钦佩他们坚忍不拔、含蓄缜密、家庭意识和他们展现出的中华文化。……中国的语言、文化和政治体制是文明的标志。哪怕是地区性的竞争对手和外来的征服者也分别在不同程度上吸取了中华文明，作为自己合法性的标志（常常是走向被中国同化的第一步）。”
方济各·沙勿略到日本后，在日本童中国人士接触后，对中国的评论说：“幅员广大的帝国，庶物咸备，君主拥有绝对权力统治全国，人民敏慧，好学不倦。”以后，凡对中国人士进一步了解的人，都不否定沙勿略所作出的评价。读了沙勿略的书信，可以看出他称道中国的话，是衷心溢发的。（《江南传教史》卷一第2页）沙勿略致依纳爵书信说：“中国人白皙不留须，敏而好学，其知识程度高于日本人。疆宇之内，保罗万有，郡邑相望，人口繁多，可以见到许多华丽的城市……中国极多博学明理之士，国人重视学问。”（同上第6页）
金尼阁1615年著书中，介绍上海说：“该城共有4万余户……四周是一片平地，没有山丘，故与其说是城外乡区，毋宁说是花圃连绵的城市。各处有房屋、田地、村落，除城内与附郭近郊之外，当有二万余户。我说的是上海县辖境，如包括本城，则当有30万人……这地区出产稻米，主要是织布的棉花，据说有织工2000余人。所织布匹远至京师及其它省份。”（同上第128页）
当年的中国，在外国人眼中，是一个具有伟大文明、富有魅力的国家。今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正在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而不断努力，我们国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无论在物质文明建设，还是在精神文明建设上，都处于历史的最好时期。所以，我们中国天主教界的人士，应该倍加珍惜，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我们不能把天主教信仰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分割开来，相反，应该让我们的信仰，成为我们建设祖国、缔造和谐的内在精神和动力。当年天主教在欧洲最辉煌的时代，是罗马帝国最稳固的时代。历史的实证告诉我们，祖国好，教会也好；祖国稳定，教会也稳定；祖国发展，教会也发展；祖国繁荣富强，教会也兴盛广扬。
3，天主教中国化，更要求我们中国天主教徒努力学习圣经和教会历史传承，研究中国化神学，同时学习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不断探索和实践两者相契合的道路。
习主席说：“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
习主席的话，对我们天主教界的人士有很大的启发。我们国家现在大力提倡与弘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和优良传统的具体反映，所以，这是每个中国宗教都需要尊重和认同的。如果没有尊重与认同，没有深入学习与领会其意义，那么，宗教适应社会、宗教中国化，就没有了基础。因此，我觉得我们宗教界，应该加强学习，勤于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我们天主教的核心教义，就是爱主爱人，由此引申出来诸多的伦理道德观和人生价值观，如慈悲、博爱、正义、平等、守法、奉献等，这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没有任何对立冲突之处。
我们感谢天主，祂藉着耶稣基督启示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爱的信仰。我们的信仰，要求我们爱主爱人。这是我们天主教的教义，也是我们天主教的诫命。若望宗徒说：“天主是爱。”（若一4:8）我们每天诵念的传统早、晚课经上说：“右十诫总归二者：爱天主于万有之上，及爱人如己。”（《要经汇集》）
天主是无形无像的，如何爱天主呢？就是通过爱可见的事物，来表达出自己是爱天主的。什么是可见的事物呢？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群。所以，爱国和爱教，是相辅相成的。耶稣对门徒们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你们也该照样彼此相爱。如果你们之间彼此相亲相爱，世人因此就可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若13:34-35）在另一处耶稣也曾对门徒们说：“不是凡向我说‘主啊！主啊’的人，就能进入天国；而是那承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玛7:21）耶稣在这里说得很明白，祂喜悦的门徒，是有爱心的人；而这爱，是付诸于实行的。为我们中国天主教徒而言，就是做爱国爱教、爱人如己的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