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浅谈神学中国化的方向
——天主教中国化思考二
一，回顾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的兴起
1，解放神学及其产生背景
被神学家们称为“解放神学开端”的，是1968年，拉丁美洲的主教们，在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召开的拉丁美洲主教第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来自拉丁美洲各国的主教们，提出了一个与他们的国家与宗教信仰生活有切身关系的问题。他们宣称，教会过去与拉丁美洲的统治者保持联盟关系，是不应该的，因为教会忽略了拉丁美洲的大量的穷苦百姓。
三年后，一本被看作为解放神学教科书的书籍出版，书名就叫《解放神学》，它的作者是秘鲁神学家古铁雷斯神父。
葛伦斯（Stanley J. Grenz）和奥尔森（Roger E. Olson）合著的《二十世纪神学评介》中认为，解放神学的产生，有远近两类的背景。
远背景需要追溯到16世纪。到南美洲福传的西班牙传教士巴尔多禄茂·拉斯·卡萨斯（Bartolome de las Casas1474～1566）主教，这位伟大的传教士，全完站在当地原住民的一边。他帮助这些原住民抵抗西班牙的征服者，因为西班牙人把南美的原住民视为“非人类”。卡萨斯主教在西班牙国王面前为南美原住民辩护与陈情。1542年，他向国王呈交《关于西印度群岛毁灭的简述》，揭露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犯下的战争罪行，谴责殖民制度的奴役性质。他极力宣称，原住民也是人，是按天主的肖像所造，应该受到尊重与平等对待。同时，他也警示西班牙的征服者，要将天主的救恩与社会正义紧密相连，如果西班牙征服者对印第安人如此残酷不公，他们自身可能会毁掉自己所获得的救恩。在他人生的后期，写了《印第安人史》，书中严厉谴责西班牙在拉丁美洲屠杀印第安人的罪行，这是所有记载西班牙在美洲早期殖民活动的最有价值的一部著作。
而近背景，首先是20世纪中期，宗教界和社会上发生了许多运动与事件。在欧洲兴起了一个与莫特曼（Moltmann）的希望神学密切相关的“政治神学”，认为政治的实际行动，应成为神学反思的出发点。
其次，1962年至1965年，天主教会召开了神圣伟大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历史上是第二十一届）。大多数人认为，这次大公会议正如教宗圣若望二十三世和真福保禄六世的愿望——打开教会的门户，让圣神之风吹拂，让天主教平信徒和神职人员参与到社会的发展与建设中去。
第三个近背景，是当时拉丁美洲的现实情况。当时贫穷的拉丁美洲人民，逐渐觉醒起来。他们发现，要摆脱贫穷，必须接受经济发展的观念。当时拉丁美洲的一些教会思想家们普遍看到资本主义贫富分化的罪恶，而社会主义虽然离天主的国还远，但与资本主义相比，却是较理想的社会经济形态。
2，解放神学的主要议题
（1）神学需要本地化。
解放神学家们认为，神学必须与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紧密相连。他们认为，知识不是中立的，也不是不受价值观念影响的。一切知识都必定将当时的社会实际状况包容在内。为了避免使知识成为相对论，解放神学家们进一步提出“辩证式的思想”。因此，解放神学家们意识到，欧洲与北美的神学，并不适用于拉丁美洲的社会实际状况。古铁雷斯神父说：“在这里，信仰是今世穷人的信仰。在这里，神学的反思不是要成为受苦者暂时的慰藉，也拒绝被主流神学所整合。在这里，神学深知自己与主流神学——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之分歧在哪里。”
所以，天主教信仰与教义的传统与核心是普世化的，但对信仰与教义的诠释，即神学，却无法普世化。从一个地方发展出来的神学，不能强加于另一个地方，因为它们的产生背景（政治、文化、历史、现状、国情）都不同。为古铁雷斯神父而言，他面对拉丁美洲本土族人——被剥削的阶级、少数民族、被鄙夷的土著文化，他作为本地的神学家，他的责任是如何向他们宣讲“天主是爱”，“天主使我们彼此成为兄弟姐妹”。
（2）拉丁美洲当时的社会状况。
贫穷是当时整个拉丁美洲社会的最显著特色。尽管各洲都有贫穷，但拉丁美洲的贫穷是普遍的、外加的。据统计，秘鲁的孩子，50%在5岁前夭折；巴西2%的人，拥有60%的土地，70%的农民却没有自己的土地；萨尔瓦多50%以上的家庭生活在最低收入线以下。在大一些的城市里，被抛弃的孩子成群结队，到处乞食。
对此，解放神学家们批评教会站在富人与压迫者的一方，而没有站在穷人的一方。拉丁美洲被欧洲与北美所殖民。古铁雷斯神父说：“拉丁美洲要能真正自主地发展，惟有逃离大资本主义国家的操纵才能办到。”所以，问题不在于教会应不应该“参与政治”或“支持哪一方”，而是教会应该站在社会人群中，特别是站在穷人的立场，这也正是主耶稣基督所站的立场。
（3）福传的对象是穷人。
在拉丁美洲的实际境遇中，面对阶级与阶级之间冲突，教会应该与受苦的百姓在一起，因为历史上耶稣总是站在贫穷弱小者的一边。古铁雷斯神父说：“穷人配受偏爱，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或宗教比别人强，而是因为天主就是爱，在祂的计划中‘在后的要成为在先的’。这句话打破我们对公义的狭隘了解。因此，这种偏爱提醒我们，天主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
教会必须站在穷人这一边，这在天主教会中获得了不少领袖的支持，包括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
（4）神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古铁雷斯神父给神学下了一个新的定义：“神学乃是在天主圣言的光照下，对基督徒实际行动的评价与反思。”神学反思不应该与社会现实脱节，成为空中楼阁，或是隔岸观火。神学反思，应该是对天主圣意与启示的诠释，也是对人类生活现实与意义的总结
所以，神学与行动，应该互为因果，相互印证而相得益彰。否则，神学就如雅各伯宗徒所说的“死信仰”，为人没有益处。
（5）神学与马克思主义。
解放神学家们运用了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来诠释拉丁美洲的特殊贫穷状况，并从中寻找和提供解决方案。
这一点在教会中是最有分歧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无神论的哲学，运用以无神论哲学为基础的社会分析法，是否会让信仰产生混淆？是否会让天主教信仰受到冲击？是否会损害天主教信仰？
但是，解放神学家们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如“剩余价值”，点明了拉丁美洲贫穷的根源。把马克思的观点运用在神学中，与初期的教父们运用柏拉图、多玛斯运用亚里斯多德等哲学家的情形，无甚不同。当然，运用马克思哲学时，也应该有所修正，应该整合在天主教的信仰中。
（6）救恩就是完整的解放。
古铁雷斯神父认为，在当时的拉丁美洲，救恩就是意味着与天主完全的相遇，这相遇不是在社会生活之外，而恰恰是在社会生活之内。我们只能通过“转向邻舍”来遇见天主，就是人与人彼此成为真正的“兄弟姐妹”，不再有压迫、剥削、疏离的不公正社会制度。因为天主的救恩，就是在人类历史中，祂与人一同工作。祂为了表达出自己的慈爱救世计划，祂派遣了自己的圣子，降生成人。如果我们不在实际生活中寻找到祂，我们就见不到祂。
（7）基督徒的使命就是解放的实际行动。
天主的国，惟独天主才能赐下，所以我们需要祈求。但是，我们现世的基督徒并非坐等天国来临。在历史中，主耶稣的教会所领受的使命，就是推动人类社会的成长与发展，协助建设一个公平美善的国家与社会，好能以真实的行动，越来越接近那完美的天国。
二，教会对神学研究的牧灵指导与启发
1，教会的使命是向所有人福传。
耶稣在复活升天前对门徒们的嘱托，是最明确的指示：“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授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玛28:19-20）
这里中文翻译福传的对象为“万民”，原文为“所有人”、“一切人”。因此，“梵二”大公会议清晰地陈述了主耶稣基督的心愿：
教会的使命既是归化一切民族，不分时代与地域，故教会与任何种族与国家，与任何个别生活方式及任何古的、新的习俗，毫无例外地保有不可分解的关系。教会虽常忠实于其传统，但仍能深入并生活于各式文化中。其结果，则是教会本身及各民族的文化内容，益加丰富。（GS58b）
教会可以，而且必须生活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域中。教会这么做，不是为了获得时代或地域的馈赠，甚至在这个时代或地域中获得某种特权。既然教会一直秉承主耶稣基督“真福八端”的精神，并以“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心态面对世界，那么，教会在这世界上究竟要求得到什么呢？如保禄宗徒说的：为的是总要救些人。
为此，保禄宗徒在两千年前就给出了一条他觉得行之有效、且与主耶稣基督福音精神不相悖离的方式：
我写这话，并非要人这样对待我，因为我宁愿死，也不愿让人使我这夸耀落了空。我若传福音，原没有什么可夸耀的，因为这是我不得已的事；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假使我自愿作这事，便有报酬；若不自愿，可是责任已委托给我。这样看来，我的报酬是什么呢？就是传布福音时白白地去传，不享用我在传福音上所有的权利。我原是自由的，不属于任何人；但我却使自己成了众人的奴仆，为赢得更多的人。对犹太人，我就成为犹太人，为赢得犹太人；对于在法律下的人，我虽不在法律下，仍成为在法律下的人，为赢得那在法律下的人；对那些法律以外的人，我就成为法律以外的人，为赢得那些法律以外的人；其实，我并不在天主的法律以外，而是在基督的法律之下。对软弱的人，我就成为软弱的，为赢得那软弱的人；对一切人，我就成为一切，为的是总要救些人。我所行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为能与人共沾福音的恩许。（格前9:15-23）
是的，教会的使命，不是把“信仰宝库”当成“值钱的古董”保存起来，而是为了“与人共沾福音的恩许”。
谁是与我们“共沾福音恩许”的人呢？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评断谁能获得福音恩许，谁却不能吗？那恐怕不是我们的权力，即使我们有，我们也没有明察秋毫、完全公正的能力；那更不是天主的慈悲作风，因为耶稣降生受难，是“因此圣架，救赎普世”。除非到了那末刻，人完成了世上的一切奋斗，到“君王”面前接受审判；在之前，生活就是天主恩宠的机会。所以，在圣经中的蒙福者，形形色色，有稅吏玛窦和匝凯，有罪妇玛达肋纳，有怀疑者多默，有背主者伯多禄，有火爆脾气曾要天降硫磺烧死一村人的若望，有迫害基督徒的扫禄（保禄）、有法利赛人尼苛德摩、有被遗弃的瘫子、有被指责为罪有应得的盲人、有强盗（右盗）……
今天，教会的福传对象，就是所有人。
而福传是什么，这是另一个大命题。至少，福传不仅是口传、著述、利用传媒等来宣扬天主教的道理，同时也包括以艺术与各种人文方式展示天主教信仰之神圣与美，以言以行实践爱德、举办各式各样的慈善事业等等。甚至，后两者，在福传中的效果，比之前者，更有力量。
2，教会对各地文化的看法。
梵二文献指出：
文化既然是直接发源于人类理智及社会性质，故不断地需要适度的自由以发展之，并需要依循文化本身的原则，独立行动的合法权力。因此，在不违反私人和社会所有的特殊及普遍权利与公共利益的范围内，文化应该受人们的尊重，并应该享有若干程度的不可侵犯性。（GS59）
教会看到文化的本质，它来源于人类的理智，而理智正是天主赋予人类的最美好的礼物。我们今天能思考，能建立哲学，能探讨神学，能为国家和社会的福祉而投身于建设事业，所有这些，都是理智能力的具体表达。
文化与社会性质也有紧密关系，甚至可以说，文化与社会性质是互为因果的。文化可以推动社会积极向前，而一个良好和谐的社会，也有利于文化的繁荣。所以，教会尊重各地及各时代的文化，并承认它们都享有不可侵犯性。这是福音传播的适应化与本地化的重要基础。
3，教会对神学家们的期望。
科学、史学和哲学的最新研讨及发现，激发新的疑问。这些疑问又和人生发生连带关系。神学家除应坚持神学的固有方法及需求外，教会还请他们经常从事发掘向现代人宣讲真理更适宜的方式。因为信德真理和在确保真理内容不变的条件下，发挥真理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GS62）
梵二会议邀请和鼓励神学家们，以适应现代社会实情的方式方法，来研究神学，并以适宜的方式向现代人宣讲信仰真理。这是一个非常友好而积极的态度，想必许多神学家因此而欣喜地找到了自己的时代使命与责任。一如中国明清时期一些觉悟者，开始从研究玄学，转向研究实学类似。这是旅途教会的明智之举，因为教会内的圣神是万古常新的，教会因此也该是与时俱进的。
从宗徒时代的神学，到教父时代的神学，再到中世纪经院神学，之后呈现的活泼的教会神学，基督信仰一直是其中永恒不变的主线。但是信仰的诠释，却在不同时代和地区，展现出崭新而茁壮的生命力。
每一种新兴的神学思想产生，开始时总是因为不完整、与传统的神学架构与思考方式有所不同而备受批判。不过，经过圣神的引导、教会对此不断的评估与修整、神学家们自己对所研究的神学不断改进和完善，它们逐渐显现出对时代征兆观察与反省的果实。而教会起初总是以审慎的态度，仔细辨察这些新兴神学的各方面问题，最终不予以定误，亦即允许这些神学研究的方式，并接纳其善意与富有信仰精神的果实。如解放神学，1984年，时任信理部长的拉辛格枢机（前教宗本笃十六世）曾对其重要代表人物巴西神学家波夫予以“沉默一年”的处置，期间加以神学评估，一年后未发现问题而结束其“沉默”；而另一位重要人物秘鲁神学家古铁雷斯，教会也曾对他的神学思想加以仔细考察，终未对他有任何定罪，也未判他沉默。相反，两年后的另一份信理部教谕，虽然依旧对解放神学的某些层面加以评估，但行文和语气更多是安慰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家们，而非指责他们。
这说明了慈母圣教会的高瞻远瞩、宽阔胸怀与大公精神。天主教会如今是生长在世界中的一颗树，不再是耶稣时代的一粒芥菜籽。天上的各种飞鸟，都来树间觅食、筑巢。这颗树应该足够粗壮而扩张，以能容纳下更多的、甚至所有的飞鸟：百灵、夜莺，苍鹭、画眉，孔雀、麻雀，鹦鹉、金丝，鸽子、乌鸦，白头翁甚至啄木鸟。
对于本土化神学的研究，神学家们可能已经有所准备与思考，而教会也正张开双臂鼓励着他们，愿意拥抱他们。
4，教会对信友们的期望。
信友应与其同时代的人们度着亲密团结的生活，应彻底认识以文化所表现的他们的思想方式，应将新的学说、主张、发明和公教伦理、教义及教育连贯起来；其目的在使信友的宗教热诚及心地的圣洁，同所有科学知识及日新月异的艺术并肩前进，俾能本着公教的完整思想，而判断并解释一切。（GS62）
梵二会议也鼓励信友们学习神学。不是为了在获得一些神学知识之后，做法利赛人式的神学判官，而是藉着神学学习与研究，更深刻地了解天主的爱与救恩计划，好能与同时代的各式人等，度亲密团结的生活。当我们的知识越丰富，眼界就会越开阔，心胸也会更宽广，更能理性对待身边不同的人地事物，彼此理性和气地相互探讨，彼此弥补思路上的不足，而不是动辄便激情愤慨地打“口水仗”或“笔墨仗”，网语谓之“喷子”。
学习“连贯起来”的意识与能力，对信友们很重要。教会的神学，不是考古学，只发掘和研究历史遗迹；也不是文字学，只专研字源词义，好像一个小学生，从《康熙字典》里面找出一个极古老、及难写的字，向人炫耀自己的知识。教会的神学，应该是不断丰富起来并健康成长的理论与实际相连的天主之学与信仰生活之学。因此，面对神学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时，教会给我们的指示是：“连贯起来”——“应将新的学说、主张、发明和公教伦理、教义及教育连贯起来”，和“并肩前进”——信友的“宗教热诚及心地的圣洁，同所有科学知识及日新月异的艺术并肩前进”。
5，神学的时代性与普及性
神学的研究固应对启示真理获得高深的知识，但不应与时代脱节，以期能帮助精通各门科学者，充分了解信德真理。这种神学与科学的携手合作，对训练神职人员，裨益良多。这样训练出来的神职人员，将能更适宜地向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解释有关天主、人类及世界的真理，使这真理为他们所乐于接受。而且值得希望者，是许多信友亦在神学上接受适当的教育，且有人专门致力于神学的研究和深造，为使他们克尽厥职，信友和神职人员应享有合法的自由来研究、思索，并在他们专长的问题上，谦虚而勇敢地发言。（GS62）
无论是神职人员、神学家或是信友，都不应该将神学与时代脱节。比如神学语言，我们的上一辈神职人员，在修院读书，全部是用拉丁文或是法文；举行礼仪时，全部用拉丁文。今天，中国的修院里，已经全部用中文了。我们也有了不少的中文神学书籍可以阅读。这不仅便利神学生，也便利信友们。有许多青年信友对神学感兴趣，他们可以从上海教区光启社或社会书店购买到神学方面的书籍。
这也极有利于神学的普及化。任何信友都可以藉此学习一些神学知识。当然，只靠这些零星的神学书籍是远远不够的。在我所曾读书的佘山修院，神学课程至少有几十种。所以，信友们不能以为自己看过几本神学书籍，就算是学过神学了。教会的知识是信仰的知识，浩瀚如海；同时，学习神学，不仅需要静坐下来，细细专研，也需要端跪下来，虔诚领悟。毕竟，神学不是一门社会科学，而是信仰的学问，需要努力上加谦逊，谦逊上加虔敬，虔敬上加信德，信德上加慈悲与爱心。这样学神学，才会了解其精髓，扩展自己的胸襟，并且在学到其真谛之后，能造福自己，造福他人，造福社会，造福国家。
三，天主教神学中国化的几点思考
1，天主教的宗旨与教义核心不能改变，但是在诠释信仰与教义的方式方法上，两千年来，从来没有停止过适应时代的革新与发展。
天主教教理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信理、圣事、诫命和祈祷生活。后三方面的内容，是第一方面内容的具体化。天主教的信理主要集中在12端信经，这是所有愿意加入天主教会、领受入门圣事的最基本的信仰要求，故也可以称之为天主教信仰传统的核心。
信经的每一条，都可以单独解释，但绝不能把它们彼此剥离，因为它们相互之间紧密相连，缺一不可。略去其中的任何一条，都会让完整的天主教信仰大夏倾倒。
天主教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些对核心教义的错误诠释，如否认天主“三位一体”的信仰，否认耶稣基督“两性一位”的信仰等，教会断之为异端。
由核心信理具体化的天主教圣事、诫命和祈祷生活，同样也是属于教义的核心部分。如历史上教会对于一些过于严苛或过于宽松的信仰与伦理生活思想，也曾断之为异端。
历史上天主教大公会议，都钦定一些信德道理，驳斥个别异端思想，指示一些符合当时社会情形的教会礼仪、伦理、纪律生活的规范。这些都是在天主教信仰集中的欧洲的文化背景中。随着教会在十六世纪以后，因福传视野的开阔与航海技术的跃进，开始向亚洲、美洲发展，发现了新大陆与不同的文化。自1545至1563年召开伟大的脱利腾大公会议，之后差不多300年后，才召开了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世界在这近代史中发展迅猛，各种思想，如启蒙思想、理性主义、科学思想等等层出不穷，教会似乎一直在观望。而“梵一”也因为战争被迫匆匆结束。
天主教已经不是欧洲的地区性宗教了，当她走出曾经辉煌的欧洲，她需要面对纷繁复杂而多样化的世界。教会发现，在公教信仰的国度里，可以驾驭的信德道理与具有权威的话语权，到了世界各地，需要重新建立。而这建立，相当不易。当年因为由戴奥陶大帝定天主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所有罗马帝国公民必须接受天主教信仰。然而，世移时易，这样的具国教性质的宗教，今天的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地方存在。由于宗教的多样化，现代绝大多数文明国家，已经不再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了。因为在一个国家中，常常存在着多种宗教，以任何一种宗教为国教，虽极有利于该宗教，却对其他宗教造成伤害。这在个别政教合一的国家中，确是事实。
于是，天主教会需要和社会交谈并认识、适应和融入现实，否则，用一句上海方言，就是在唱“独角戏”了。
梵二会议就在这样的世界大背景下召开。所以，在梵二文献中，我们基本上看不到有像之前的二十届大公会议那样，对某些不符合教会信仰传统的思想，严厉地判定是否是异端。梵二会议的文献中，多以关切、交谈的方式，指出一些与教会信仰传统不符的思想和实践，谓之“远离真理”（GS43），“这是应当引为遗憾的”（GS36），“凡有信仰者，不可能不感到这意见的错误”（GS36）等等。这是一种尊重与交谈的姿态，而不再是居高临下的态度了。
2，信经不是一堆历史文字，而是鲜活的信仰宣认。
信经表达了天主的慈悲救世计划：天主的救恩行动与人类希望的未来。
所以，信经不只是一个名词。天主教传统习惯是以信经的第一个词来称呼信经，叫“GREDO”，意即“我信”，这是一个动词。信经就是活生生地在信友生活中的。按神学“末世论”的语境，是“Already and not yet”，即“已经而尚未”。天主的救恩工程已经展开，但尚未完成。我们都在这个过程中。
梵二后的“教会论”有一个极形象的比喻——教会是“旅途中”的：
“在那充满正义的新天地出现以前，旅途中的教会，在其圣事上，及其属于今世的制度上，仍将带着她今世易逝的面目，仍旧存留在不断呻吟痛苦、期待天主子女在受造物当中的显扬。”（LG48）
这是教会对于自身的一个极深刻的反省与认识。教会承认自己虽然获得天主圣神的恩典，拥有主耶稣基督所赋予的圣德，但是，今世的教会并不完善，而且，带有“易逝的面目”。真正完善的，是天国凯旋的教会。而教会的另一肢体，即那些死后尚在净化中的弟兄姊妹，梵二继续了尼西亚第二届大公会议、佛罗伦撒大公会议和脱利腾大公会议的决议，纪念并为他们祈祷。他们的处境，正是我们今天不完善的明证。
所以，教会本身不是真理，天主才是。教会是真理的宣扬者，同时也是真理的学生。教会既是宣扬者，就要求为真理做生活的见证。宣扬者是要有诚意与爱心的，否则，见证就没有可信度与力量。教会也是学生，故也要求怀着谦卑的、聆听的心态，面对天主的真理。学生是要承认自己是有限度的，是需要不断学习的。耶稣说：“徒弟不能超过师傅”，在真理面前，教会就是徒弟。
3，福传要面对现实。
牧灵神学给出的教会牧职的定义是：生活的天主，藉着当今的教会，在当今世界中，施行逾越的圣事。信仰的传统与核心教义不会改变，也不能改变。但是，福传必须面对现实。我们不是在向一群生活在尼西亚大公会议时代或脱利腾大公会议时代的人们传教，我们也不是在向美洲人或非洲人传教。我们福传的对象，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
了解中国的国情与制度，是在中国福传的重要基础。当年来到中国的欧洲传士们，之前都对中国的方方面面做足了功课。但是到了中国，还是发现与理论上的描述有很大不同，所谓“百闻不如一见”。但是，要了解中国，“一见”是远远不够的。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之所以对中国有很细致与生活化的描述，原因是他自17岁便来到东方，在中国生活了17年，曾担任过元朝官员，游历过当时中国的许多地方。所以，对中国的社会各阶层，都有了解。不过，即便如此，为我们中国人看起来，他在《游记》中记述的中国，还是相当外行。
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而悠久人文历史的国家。今天，中国的制度与国情，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在世界各国，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与我们有可比性，或对我们有借鉴性——不是历史不对等，就是文化不对等，或是人口数量不对等，地缘情况不对等，社会制度不对等。今天，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领导全中国人民的，是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无神论的政党。全中国有8000万党员，超过中国现有的任何一个宗教的人数。中国实行的，是政教分离的政策。宪法和法律规定，宗教不能干涉政治、教育和其它公共管理。这是中国的国情。
在这样一个国家，福传可能吗？我认为可能的理由是，宗教在中国受到宪法与法律的保护。宪法规定，中国的公民有信仰宗教与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信仰宗教的自由，就表明了在中国的每个宗教，都有宪法所赋予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不过，有权利，便同时有义务，就是遵守共同的宪法和法律，拥护国家现有的公共制度和现有的政党领导，这种“权利”与“义务”的双重性，任何文明国家都是相通的。
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一些信友，就是，对于一个无神论的政党，我们持有神论的天主教信徒，为什么要支持它？我们支持它，不是在支持无神论思想吗？这与我们福传的使命不是背道而驰吗？
梵二会议提到了这个问题，也回答了这个问题：
为了救世计划的内在理由，教友们要练习分辨，何者为教会成员应有的权利和义务，何者为普通社会公民应有的权利和义务。教友们要设法把这两种身份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和谐地调节起来。（LG36d）
由于历史的原因，欧洲的宗教与政治常常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情形。但是，时代发展到今天，教会发现到两者的区别。信友的宗教信仰身份与教会职务，具有神恩；而承担国家与社会职务的公职人员，也有其神恩。神恩不同，目的都是造福国家人群。
所以，梵二会议继续说道：
在我们现代教友的行动上，极需清楚地表达这种分别及这种和谐，好使教会的使命足以圆满地适应今日世界的特殊环境。（LG36d）
因为不同，所以需要和谐。我们作为天主教信徒，不希望在国家和社会上被漠视、被边缘化；反过来，我们天主教信徒，也不能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与义务，持一种与我的信仰无关、我只管好自己的心态。相互对立，就不可能和谐，就如音乐中的和弦一样，必须在符合乐理和美感的规则下形成。一个不协和音，会破坏整首曲子的悦耳动听。
而对于信友自身的政治责任，和信友对国家领导者、政府公务人员的关系，梵二会议说：
建立法定的政治机构，替每位国民毫无轩轾地提供日益进步而有效地便利，使能自由而积极地参与制定国家基本法律、管理国家政务、并确立个机关的活动范围和界限，以及选举执政人员的工作，那是最适合人性的事。每位国民不得忘怀他们具有为促进公共福利，而运用其自由投票的权利与义务。凡为服务他人而献身于国家，并接受公务员的责任者，教会认为他们是值得颂扬和尊重的。（GS75a）
所以，对于国家的制度和政党，这不应该是我们福传的阻碍或束缚，甚至是我们信友拒绝真诚交谈和参与社会公共建设、遵守国家与社会公共法则的理由。
印度的圣德肋撒姆姆曾说起印度“圣雄”甘地讲过的一句十分耐人寻味的话：“如果印度的基督徒是百分百的基督徒，印度人迟早会全信天主教。”德肋撒姆姆为之深思很久。中国的天主教友在家庭中、在公司里、在公共场合、在社会上的好榜样，具有福传的强有力的作用。而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基督徒在思言行为上，时时处处立慈悲、正义和圣洁的榜样了吗？我们在社会上，是否表现出基督徒的模样？可能我们只是教堂里的信友，在教堂外的公共场合，我们的言谈举止，和没有天主教信仰的人，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中不少人甚至不敢承认自己是天主教信友，不是吗？
4，爱是一条永恒的新诫命，故慈悲神学永远是新的神学。
慈悲禧年给了我们很多灵感。现代世界最缺的是什么？不是物质财富，尽管有些地区还很穷困；不是没有享乐，尽管有些人还生活在各种生活的压力中。这些，都是因为缺少了一样最根本的东西。教宗方济各看得很明白，所以，他宣布了慈悲禧年，让我们每个人回顾天主曾对我们的慈悲，愿我们体会、领悟并效法天父的慈悲。
中国文化里，有很多优秀的价值。其中与天主教核心教义完全相通的，就是慈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都讲“慈悲”。
儒家把“仁”放在伦理道德的首位。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包括孝、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这种思想，与天主教的“慈悲”思想，不远。
佛家弘扬“大慈大悲”的精神。愿给予一切众生安乐叫做慈；愿拔除一切众生痛苦叫做悲。（《大智度论》27）为佛家而言，慈悲，就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态度和大智慧，是宇宙的根本法则。这种思想，与天主教的“慈悲”思想，也不远。
道家也有言曰：“吾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道德经》67）这种思想，与天主教的“慈悲”思想，远吗？
所以，“慈悲”基本上是所有中国宗教的通用语境。
有些信友会担心，慈悲是否会使得正义削弱？让真理失去完整性？
耶稣在十字架给出了答案。而先教宗本笃十六世在讲论保禄宗徒的十字架神学时说：
耶稣让我们看到，天主的爱是如此伟大，为了拯救人，祂甚至愿意死在十字架上。天主选择采用的，是一些骤眼看起来，好像完全懦弱无用的方式和工具。所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祂一方面显示了人的软弱；另一方面，祂也显示了天主的真正德能，就是祂那无条件赐给人的爱：正是这完全无条件赐给人的爱，才是真正的智慧。对于这真智慧，保禄曾经有过亲身的体验，并且在他的不同灵修历程中，见证了这事，而保禄的经验，亦成为每一个耶稣的门徒的明确标记：“主对我说：‘有我的恩宠为你够了，因为我的德能在软弱中纔全显出来’”（格后12:9）；还有：“甚至天主召选了世上卑贱的和受人轻视的，以及那些一无所有的，为消灭那些有为的”（格前1:28）。
可以见到保禄将自己看成和基督一样，虽然在众多的考验困难中，他一直生活在对天主子的信德中，这位天主子爱了他，并且为了他和所有其它人的罪，交出了自己（参看迦1:4; 2:20）。
保禄这个产生自他的生活经验的论据，成为我们所有人的模范。在《致格林多人后书》中，保禄给十字架的神学作了一个精彩异常的综合（格后5:14-21），他将全部思想包含在两个基本确认中：一方面，是天主使基督替我们成了罪（21），“替众人死了”（14）；另一方面，天主藉此使我们“与祂和好”，不再追究我们的过犯（18-20）。（参教宗三钟经讲道）
为保禄而言，天主的德能，就是祂无限的慈悲。
保禄宗徒说：“现今存在的，有信、望、爱这三样，但其中最大的是爱。”（格前13:13）若望宗徒说：“我们认识了，且相信了天主对我们所怀的爱。天主是爱，那存留在爱内的，就存留在天主内，天主也存留在他内。我们内的爱得以圆满，即在于此：就是我们可在审判的日子放心大胆，因为那一位怎样，我们在这世界上也怎样。”（若一4:16-17）
宗徒们在呼唤“爱的神学”。今天，方济各教宗在鼓励“慈悲”。这是一个切入点。我们至今还没有看见天主，所以，我们对天主的形象总是模糊不清的：“我们现在是借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的观看了。我现在所认识的，只是局部的，那时我就要全认清了。”（格前13:12）
神学，就是这面镜子，让我们在看不见天主的时候，至少可以藉着这面镜子，依稀看见天主。
在中国，我们需要神学与中国文化相协调的一面中国式镜子来观看天主，就是在中国的制度、国情、文化、历史中，重新发现天主的爱，和祂的临在。事实上，我们藉着历史文化，和现今我们国家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发现到了祂的临在。祂的慈悲之爱，一直在伴随我们在历史中成长，直到今天，还会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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