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出席两会的天主教爱国代表（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雷世银主教〔自选自圣主教〕），接受香港有线电视记者访问时，推崇「利玛窦模式」，认为此是「最适合中国的模式」，看罢令我大吃一惊！什么是「利玛窦模式」？是「文化调节」吗？利子不仅主张「合儒」，更提出要「补儒」及「超儒」，同时也要「易佛」。他的《天主实义》，确用了不少儒家概念，但同时却将天主教教义表达出来。今天，在「天主教中国化」的命令下，只容许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可以提出补充及超越社会主义价值吗？利子开展「学术传教」，今天中国政府能接受大学生及知识分子信教吗？还是中共将「学术传教」斥为「宗教渗透」？利子实践「上层传教」，在明末吸引了不少具科名的官员奉教（如礼部尚书徐光启），今天中共容许官员干部信教吗？利子主张中国奉教者可以「祭祖」，但这并不是「宗教意义」的拜祖先。这一切，在在说明，「利玛窦模式」不是无条件及无底线的协调与让步。
那么，爱国主教说的「利玛窦模式」是什么？其实，是康熙的「利玛窦规矩」。清初礼仪之争，康熙在「禁教」时，曾说：
谕众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若教化王因此不准尔等传教，尔等既是出家人，就在中国住着修道。教化王若再怪你们遵利玛窦，不依教化王的话，教你们回西洋去，朕不教你们回去。倘教化王听了多罗的话，说你们不遵教化王的话，得罪天主，必定教你们回去，那时朕自然有话说。说你们在中国年久，服朕水土，就如中国人一样，必不肯打发回去。教化王若说你们有罪，必定教你们回去，朕带信与他说，徐日升等在中国服朕水土，出力年久，你必定教他们回去，朕断不肯将他们活打发回去，将西洋人头割回去。朕如此带信去，尔教化王万一再说，尔等得罪天主，杀了罢。朕就将中国所有西洋人等都查出来，尽行将头带回西洋去。设是如此，你们的教化王也就成个教化王了。你们领过票的就如中国人一样，尔等放心，不要害怕。领票，俟朕回銮时，在宝塔湾同江宁府方西满等十一人同赐票。钦此。
查礼仪之争乃因祭祖问题引发，最后导致「禁教」。但回顾历史，祭祖问题已从最初的文化、神学及牧养争论（祭祖是宗教吗？是拜偶像吗？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接受？），演变成政治问题。康熙认为，中国奉教者应否祭祖，不应由「教化王」（即教宗）决定，用今天的话，即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故此，当教廷代表到北京宣示立场，本质上已变成「教权」与「皇权」之争。康熙所欣赏的「利玛窦规矩」，即是接受大清的领导，而舍弃教宗与教延（即今天的「独立自主」与「爱国」，接受党的领导）。「领票」即是接受大清的宗教管理（即今天的登记）。
因此，爱国主教主张的，不是真正的「利玛窦模式」，而是臣服及屈从于统治者，是帝国本位的「利玛窦规矩」！
最后，提到利玛窦，一定要说利子之墓，正是今天北京市委党校所在地。原址是天主教传教士栅栏墓园，后经历1900义和团的破坏后，建成诸圣堂作记念。中共建国后，北京党校在1954选址于此。文革时，墓园再一次受到彻底的摧毁。改革开放时，正值中意建交，得以全面修复。
敢问，今天，爱国主教如果来到北京党校，究竟是去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爱国主义教育？还是到利子及一众来华传教士诸圣的空坟前追思与忏悔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