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宗教事务局，改由统战部领导宗教工作后，日后的宗教管理体制，会如何操作？新的政教关系，又对中国家庭教会又会带来怎样的挑战？
强化基层宗教管控的三层网络
查近年中共已一直在探索「创新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其中的「创新」，是「制定「街镇协管宗教事务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新《宗教事务条例》颁布，第六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宗教工作，建立健全宗教工作机制，保障工作力量和必要的工作条件。」这里所指的「各级人民政府」，不仅是指省、市、县，而是进一步向锁定在基层（乡级）。
随着新条例实施，我们见到一个「宗教工作三级网络和两级责任制」已建立起来。所谓「三级网络」，就是「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而两级责任，则指「乡镇和村」或「街道和居委」。在这个新的宗教工作体制中，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便扮演重要角色。各地业已实行「试点」，并总结经验，举行全面落实三级网络与两级责任的培训，制定相关文件。质言之，中共的宗教管理新思维，是以「宗教活动场所」为主体，并将之置于相关的街道、镇、社区、村委的管理。各级以党委领导为主体，通过统战部，由党牢牢地掌握宗教工作的领导权。
这种强化基层对宗教工作的管理，或者说，将宗教管理下放到基层，并非有人乐观地相信的「权力下放」，也不是没有实质意义的「旧瓶新酒」，反倒是强化管控的表现，借此纠正过去基层对宗教工作「不敢管、不愿管、不会管」的问题。诚如宗教事务条例的「释义」指出：「我国的信教群众绝大部分在基层，宗教领域的问题大多表现在基层，大部分宗教事务产生在基层，但目前基层宗教工作又最为薄弱，为此，条例在本条对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协助人民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职责予以明确，以切实加强基层宗教工作力量。」
以上海的试点为例，即明确了区一级工作职责，是部署宗教重点工作，牵头协调和处置重大事项。而在街镇一级，成立「宗教工作领导小组」，将党建（群）办、网格管理分中心、城管中队、市场监督管理所、派出所、宗教活动场所等都列为的成员单位。「街镇一级研究解决宗教工作的重大事项和问题；村居一级负责把情况发现在基层、问题解决在基层。」
因此，不论是已登记的三自教会堂点，或是未登记的家庭教会，均将纳入这套党领导的「三级网络」之中。对三自堂点而言，过去在两会（三自及基协）体制下，各堂点在体制上属于市（县）两会，并接受相应统战部及宗教局管理，在基层反倒有较大的空间。但现在，宗教管理将由党领导下，下放至基层，故基层三自点堂的活动，将按宗教事务条例的各项细节，受到更大的规管。
对家庭教会的挑战
对家庭教会而言，按新宗教事务条例，即是要考虑是否申请成为「临时活动地点」，而有关措施，事实上正是纳入「三级网络」之中。可以预见，基层（村居）一级，由于要面对「监督考核」，故将对未登记的家庭教会施予更多的压力，使其加入两会或是成为临时活动地点。难怪近日各地传出基督教的设聚会点的治理项目及调查行动，也有街道针对私聚点，针对噪音扰民、房屋结构隐患、消防结构隐患、用电安全隐患、人流安全等问题，向家庭教会及其房东施压。
更值得注意的是，昔日家庭教会在思考政教关系问题时，「三自」一直在其中扮演主导因素（即不认同三自的历史或〔和〕现实，故无法加入两会）。早年部分新兴城市家庭会提出的「第三条道路」诉求，即希望向民政部独立登记。如今，中共经过多年的讨论，显然已经找到对应之道，即是家庭教会可暂时申请为不具任何合法身份的「临时宗教活动地点」。中共暂时容许家庭会不加入两会，但以「活动空间」的临时备案为名，借此将家庭教会纳入这「三级网络，两级责任」的管理新体制之内。在这「三级网络，两级责任」体制内，其实属于两会组织与否，也受到相同的规管，接受党的牢牢领导与管控。
因此，家庭教会必须认清习近平的「新时代」，预备迎接「范式转移」，在昔日的「三自因素」以外，思考如何面对「党全面管控」的新元素，作为未来的政教关系的定位。按习近平的新时代的宗教新规划与新蓝图，势将对过去的宗教格局进行全面的重构，包括针对昔日因基层宗教工作松懈而形成的「宗教热点」（「快」「多」「热」，甚至是形成「过热」「过滥」「过乱」），以及长期未能解决的「宗教难点」（家庭教会即是非法私设聚会点，未成年人信教、大学生信教、党员信教等），借此建立习时代的宗教新秩序。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宗教新秩序中，意识形态因素将比邓小平时代及邓后（江胡时代）占有更重要的角色。特别是，过去在政教关系中一直处于隐性位置的无神论问题，随着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立及宗教中国化的宏图，将与宗教信仰形成更大的张力，甚至冲突。党全面领导与管控的新格局，将对中国政教关系构成更严峻的挑战。
说句提外话：撤去宗教局，一直是不少关心中国宗教自由者的热切期望。不过，如今习的新布局，却是改由党直接领导宗教工作，这确反映出其管理的新思维。顺此思维，在习永续任期内，出现撤去爱国宗教团体的主张，由党直接指挥教务，难道真的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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