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之城，人们论到你，曾经说了许多光荣的事。」（咏87:3）
十年前，教宗本笃在这信函中（简称L），语重心长地鼓励中国教友（这词在本文泛指主教、司铎、修女、修生和平信徒），请他们成为地上的盐和世界的光、跟随耶稣、做个好门徒。这是极宝贵的忠告，我没有任何附加的劝勉。本文应「鼎」的邀请，只想随笔写几个感受。
天主之城和世俗之城
教宗本笃对圣奥思定（+430）情有独钟，在他描述当代中国时也离不开奥思定的影子，尤其他的《天主之城》。这著作取名于圣咏87篇，并指出天主在这城内的百姓身上所显的荣耀。尽管百姓在今生尚受到世俗之城的干扰，但天主之城从今世到来生始终是教友的归宿。
从这目光出发，教宗本笃首先指出中国的一些现况：社会进步、经济富裕，一切都讲究现代化，可是在百姓中冒起仍两个背道而驰的现象：一方面追求人性尊严，企图接触超自然的境界，借以得到精神生活的丰足，另一方面却倾向物质享乐主义（L3.3）。
就如《天主之城》所言：世上有人选择天主，依精神而生活，有人选择自己，依肉欲而生活。两种选择也形成两种社会：天主之城和世俗之城。教会并非圆满的天主之城，而只是其局部的临现和象征。事实上教会之内有人看似归顺天主，其实勾结外敌，反对天主的百姓；而教会之外有人中看似反对天主，其实与教会一起，拥护天主的百姓。两城的历史的发展进程，在今生「由始至终混合一起」，直到最后审判，两城分开，各有自己的命运：永远的幸福或永远的丧亡。由于两城的百姓混杂一起，甚至教会领导层内亦有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教友不知所措，但奥思定请他们毋须为此失望，只要持守信仰，最终会得到天主的赏报。
同样，教宗本笃在信中再三鼓励我们，基督绝不放弃他的新娘教会。无论如何，教会有责承担基督的使命，并以宗徒神火陪伴在世的百姓，而这个陪伴的精髓在于见证和宣讲基督（L3.5），他是「人类整个历史钥匙、中心和终向」（L2.2），而教会是「人类超越性的标志和守护者」（L4.5）；在宣讲时，地方教会团体该忠于基督，并与普世教会共融，与教宗一起并在他领导下（L3.7），专注传教，绝不干政（L4.6）。教会不要求任何特殊礼遇，只想为中国人民奉献无私的服务（L4.4）。
于此积极态度，圣座自然希望通过交谈，获得中方的谅解和接受，但事实上，彼此尚有很多的误会和严重的歧见（L4.4）。这导至教会处于两难之中。
教会的两难
信中直接指出这两难：「在这些不可放弃的原则下，与合法的政权持续冲突并不能解决现存的问题。但同时，当政权不恰当地干涉教会的信仰和教律时，我们亦不能就此屈从。」（L4.7）
换言之，地方教会团体一方面要服从政府指令，而另一方面要持守教会原则。可是，鱼与熊掌往往不可兼得。教会的团体自五零年代始，在持守或舍弃教会原则的事上，有人采取绝不妥协的态度，也有人对政府唯命是从。教会两难使团体分裂为二，各自寻找其生存空间，于是出现所谓地上、地下的团体。（其后亦称为官方或非官方团体）
可是，这个政府与宗教对立的僵局到八零年代初便渐渐软化。中国政府开始对宗教态度变得宽容，这可从1982年党中央的19号文件，可见一斑。起码官方不把宗教视为人民鸦片，甚至积极地把宗教场所（包括圣堂）转化为世界窗橱，告诸各国，「宗教自由了」。这些场所固然要由宗教人管理，但不可把他们看作「法人」，那么中国政权便成立不同的机构，去操控各宗教的领袖或信徒及其活动场所，于是中国天主教的「爱国会、教务委员会、主教团」便应运而生，而其权力的核心简称为「一会一团」。
这些机构领导信徒支持国家政策「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目标上来」，同时也防范公民和团体在宗教事务上「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和「破坏社会秩序」等。
直到今天，按照政策，中国天主教必须「独立自办」，其主教必须「自选自圣」。教会团体接受不了这个政策，便陷于两难：难道要跟政权持续地对抗吗？难道任由政权不当地干预吗？尽管两难犹在，不过团体可以舒展的空间多了，面对较宽容的政权，灵活地持守「不卑不亢」的态度而活过来。
不卑者：若政府要求的事涉及违反教会原则，便求恕不从命。
不亢者：若政府要求的事不涉及违反教会原则，便不予以抗拒。
卑者：为了服从政府指令，而不从教会原则。
亢者：为了服从教会原则，而不从政府指令。
团体的空间多了，相对地「不卑不亢」的态度较为容易。于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部份教友持守不卑不亢的态度生活在两难中。由于社会愈来愈开放，政府宽容态度随之改善，绝不像文革那般强硬，虽然政策不变，但实际上一般官员也谅解「不卑不亢」的态度，容许「擦边球」，甚至挣一只眼和闭一只眼，正因如此，所谓地下教会也愈来愈公开，有时得到官方的默认，甚至几乎和地上的团体看齐，而毋须加入爱国会。
教友通常不会刚好五成不卑，五成不亢，随着不同的情况，教友面对官员，有时多卑少亢，有时少卑多亢，因此，时而「无惊无险」、时而「有惊无险」、时而「有惊有险」；而官员的态度，就像拉手风琴，因时制宜，时松时紧，就这样过了三十多年。
或「卑」或「亢」，每个处境都不同，每个人的感受有异，这样便引起教会内部的误解和纷争，圣座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并劝勉教会内不论地上或地下的，大家须以爱相待，勉力持守共融，没有爱，一切都是徒然的。（L6.1）
教宗任命主教
从中方看，不让教宗任命主教，乃因惧怕罗马教廷（外国势力），借着宗教事务，对中国不利。虽然在这三十多年，罗马教廷和地方教会尝试让中国明白教宗任命主教不会造成「入侵」或「不利」，可是政权仍然持不信任的态度。教宗本笃一再提醒，本来教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已是难处理的课题，然而还有另一个教会内分裂的局面，更令人痛心，那关乎有人未得教宗的任命而举行主教祝圣礼的问题。为教会来说，一般称之为非法主教祝圣礼。
在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的时代，国内的社会已相当开明，不少人，即使是无神论者，认为每个宗教都该保持其原有面貌，那么在天主教会内应让教宗自由地任命主教。这任命是关乎教会圣统的共融。每位主教必须保持与教宗及其他主教的圣统共融，才可在自己的教区内执行圣化、训导及管理的职务。实际上，每个主教只要与教宗共融，便与其他主教共融。为此，教律规定当主教在接受主教圣秩授予礼时，必须向参礼者公告教宗的任命状，此举至为关键，为表达领受主教圣秩者与教宗和其他主教的圣统共融。教宗自由地任命主教乃关乎信仰原则，连教宗本人亦无权予以放弃。
环顾国际大局，超过180个国家与圣座持外交关系，其中一个理由，便是让教廷大使在当地教会体察情况，并协调物色主教人才的工作，将报告呈交圣座，让教宗任命主教。国内开明人士以事论事，早已意识到国际大局并没有把教宗任命主教视为对国家内政的干预。
可是，因着很复杂的理由，国内也有另一些人认定在共产党执政下，宗教仍须严紧地从属政权，因而将教宗任命主教视为干预内政的行为，为防止这种干预，中国天主教必须独立自办、自选自圣。
如众周知，在这两种不同的思维上，政权选择「独立自办」作为主流方案。「由此，导致了神职内部和教友内部的分裂。这个由教会外因给教会造成的状况，严重制约了教会的步伐。由此而产生了相互之间的猜疑、责难和指控，且继续是一个令人忧虑的教会的问题。」（L7.1）
谁可成为主教接班人
信函出现十年后的今天，中方的「独立自办」与圣座的「圣统共融」之间仍存有歧见。虽然双方有交谈，若要拉近距离，尚须假以时日。
由于教友接受的是从宗徒传下来的「圣统共融」的信仰原则，并不接受源于政党的「独立自办」政策，于是官员便从教会领导着手，一直以来，他们关注修院和神职班的培育，企图扶植「可靠」的领导，使更多官方认可的领导做到「只卑不亢」，只有这样，他们才可真正实践「爱国爱教」的理想，才能建构「独立自办」的教会，并巩固「一会一团」，强行「自选自圣」。虽然政府将之美其名为「民主办教」，但说穿了仍是政党办教。这一切都是有目共睹的事。
在教会的领导中以主教的地位最重要。年长的主教相继离世，寻找接班人是要务。所以官员多年来也勉力从年青的学子中，物色未来主教人选，很早便定下标准：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
话要说回来，这四个标准不一定和教律的标准有所冲突。可是，为教会来说，牧者必须是才德兼备的人，并须以德为重，而最重要的德行就是他们须恒心和忠诚地作属于天主的人，而非属世的人，这样教会才将天主子民交托在他们手上。其实，「属主或属世」的问题自教会之始便存在。圣奥思定早已觉察，并指出有些人并非经过耶稣–羊栈之门，进入羊栈，他们不择手段，从旁跳入，披上羊皮，欺骗羊群，甚至摇身一变成为牧者，从中取利。
究竟「谁」是天主的人，这纯粹是宗教问题，该由信天主的人回答，其答案很直接，他们相信天主为其子民召选牧者，主教是天主的人，因为他听从天主的召叫。虽然这关乎天主的召叫，但须经过教会的「明辨」和正式的「认可」。由于正式的认可来自教宗本人，那么教宗便要委任其代表进行明辨的工作。明辨和认可都是纯宗教性的事务，旨在辨别出「谁」是天主的人。事实上，当明辨的工作完成，并可确立候选人时，教宗便予以颁发祝圣主教的宗座任命状，这是教宗「行使他最高的神权，这权力及其行使是纯宗教性的，并非对国家内部事务进行不恰当的干预或侵犯国家主权。」（L9.2）
究竟谁是天主的人，对无神政府来说，意义不大，但为使宗教严紧地从属政权，那么主教必须在关键时起作用！换言之，当政府强硬起来时，主教必须在指定的情况里「只卑不亢」。事实上，有主教被迫参与非法主教祝圣礼，甚至严重地违反教律。此外，还有其他严重情况，包括一切原来只属教宗的权力，都由政府所建立和主导的机构和人物所夺。例如：中国天主教最高的权力不是教宗，而是政权操控的天主教代表大会，在其会议期间选立爱国会和所谓的主教团的正副主席等。政权便通过他们实施「独立自办」的政策。其中一个重要措施，便是祝圣没有教宗任命的主教，普世教会称之为「非法主教」。政权要用主教祝圣礼来实施党的政策：「独立自办、自选自圣」。
不论国内或国外的有识之士当然知道「非法祝圣主教」是教会内极为严重的过失，不论祝圣者或受圣者，均要陷入「自科」绝罚的境况中，然而对政府来说，他们在「关键时」，不畏绝罚，勇敢地成为「爱国」主教的模范、成为衡量其他合法主教的「爱国」标准。任何合法主教只要与之共祭，也算是「只卑不亢」的爱国主教，在政治上才算靠得住。这样中国政府可向世界宣示，愈来愈多中国主教，都主张中国天主教必须独立自办、自选自圣。
持守真理和力行仁爱
教宗本笃当然明白这种情况，并在信中指出「此类祝圣（非法主教），是教会共融的惨痛创伤。」（L9.1）
教友首先感到悲痛。在弥撒中耶稣亲身临现，与教友一起共融，然而在同一的弥撒里，有人举行非法主教祝圣礼，竟将教会最神圣的礼仪降格为属世的政治行为，不惜摈弃教会原则、撕裂共融、立下恶表，只为达成政党的目标或一己的利益。教友眼看那些主教，不论祝圣者或受圣者，原应继承宗徒的职份和代替耶稣牧养子民的，却在合一的圣事中破坏合一，他们本身已受到自科绝罚，自动地离开教会的共融、取消自己做主教的资格。直至圣座未予以宽恕之前，他们每次举行圣事不但是非法的，而且是亵圣的行为，这叫教友怎不痛心？
为此，教宗本笃在信中明言：「真理和爱是来自天主的同一恩宠的两面，借助宗徒的职务，一直被守护在教会内，直到今天，传给了我们。」（L7.3）这几句肺腑之言是鼓励主教们作为宗徒继承人要悉心根植在「真的爱」上，才可「爱得真」。
主教领受牧养羊群的职务，并非基于个人的努力或他人的推举，更不是虚荣，而是根植在天主的爱上。这爱在最后晚餐，淋漓尽致地显示出来，同样在晋牧礼中，受圣者从圣神领受这爱和牧养的恩典，目的是为了在圣体圣事内将众人团结一起。怎可有人以非法祝圣主教礼来亵渎圣体、践踏共融？
因此，本笃十六世很明白。教友忠诚地持守信仰，便要付出痛苦的代价，但整个教会敬佩他们的榜样，尤其那些毫不妥协地恪守他们对伯多禄宗座之忠诚的天主教友。（L2.1）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时，须「舍生取义」，这是做盐做光的精神，不知多少教友为此忠贞地留下血汗的见证。当然，若有人犯错，便须诚心悔改，并按照教宗本笃的信，寻求宗座的宽免。
尽管信仰生活遇到困难，但教宗本笃仍满怀爱心，亲切地说：「在中国的天主教会啊，你这个在那跋涉于历史中的亿万人民中生活和工作的小小羊群，耶稣的话对你是何等鼓舞和具挑战性：『你们小小的羊群，不要害怕！因为你们的父喜欢把天国赐给你们』（路12:32）。『你们是地上的盐、世界的光』。因此，『你们的光也当在人前照耀，好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善行，光荣你们在天之父』（玛5:13.14.16）」（L5.1）
教宗方济各在当选的晚上说：「让我们开始这个罗马教会的旅程：即主教和百姓，百姓和主教一起共步，而罗马教会是『在爱德中主持』所有教会。」这段话使我想起两位教父的名言。一是圣奥思定对他的子民说：「对你们来说我是主教，和你们一起我是教友。」二是安提约基亚圣依纳爵的名言「在爱德中主持」，原来「主持」是指罗马教会既由教宗、伯多禄继承人所领导，便在信德和爱德上一直享有崇高的领导地位。为此，教宗、罗马的主教要和中国的教友共步，并在「在爱德中主持」在中国的教会。
「不卑不亢」看似有点被动，不过，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时，「不卑不亢」较诸「只卑不亢」仍是上策。总之，为了持守信仰，沉默的「不」比谄媚的「是」更盛载天主的祝福和荣耀。
在最近的中梵交谈期间，中国领导人说：「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这话不是感动很多人吗？
无论如何，成为天主之城的百姓，教友必须持守信仰、做盐做光，全心依靠天主而非世俗的权贵，天主必在他们身上彰显荣耀，祝福他们的民族和国家。
「天主之城，人们论到你，曾经说了许多光荣的事。」（咏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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