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内海外媒体关于中梵即将建交或者签署协议的舆论甚嚣尘上,而教会内活跃的某些媒体和自媒体们针对教廷国务院能否代表教宗、协议是否是“坏”的协议的争论,让人不仅感受不到媒体本有的对新闻报道真实性的追求,相反,他们刻意利用信众阅读时对自由社会中的教会媒体的信赖、对教宗的敬爱和对教廷意见的重视,操纵舆论,比世俗媒体更令人失望!
一,关于某个教会媒体
特别以那个最早报道上海主教“掌掴”以及“变脸”的教会媒体为例。其《某某新闻》(罗马)的地域优势,绑架了不知多少人为其偏狭的立场背书。它最擅长且最有代表性的方式就是把观点和事实混淆在一起,以此诱导单纯的信众相信那是事实,并让人们深信那是教廷的某种态度。
试举最近的一例,今年一月下旬某篇题为“上海教区管理小组召集人新入选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文章中,其中有一小段话令人印象深刻,是这样写的: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会消息人士则指出,大家普遍认为另一位从外国回国的神父,是在上海的僵局中,教廷较为属意的主教候选人。他说:‘若未来中方坚持吴神父而不是这位神父成为主教,那么中梵谈判将又有多一个问题要解决。’”
多么高妙的移花接木的修辞!
第一:该文试图以一种客观的口吻转述了“某不愿透露姓名的教会消息人士”——1)直接撇清了该媒体和记者的责任,他们不需要为传播该条信息负责,读者需要为自身的辨别能力负责,分清这是观点还是事实;自然,2)读者一定会认为这是事实,因为“消息人士”本义就是指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到某个政府、组织、重要人物、重大活动等内部机密信息的人”,人们自然不会深究“消息人士”是否是杜撰的影子人物、教会某个信口开河的Gossip,抑或是作者或编者本人。
第二:“大家普遍认为另一位从外国回国的神父,是在上海的僵局中,教廷较为属意的主教候选人”。 多残忍的表述!且不说上海教区屈指可数的“从国外回国的神父”被无端想象和戏弄,——1)“大家普遍认为”,再次撇清了媒体和记者的责任,虽然“认为”一词只是用来表达某种观点,但是通过“大家普遍”一词,强调了这种观点的强度和可靠性。
2)下一句话是言辞灼灼但又保守委婉的“教廷较为属意”的表述,“教廷”这个模糊的用词远比“传信部部长或秘书”、“国务卿”、“教宗代办”更为巧妙,让你死无对证,“较为属意”似乎是一种比较保守的语气,把一种原本主观性很强的臆语包装成委婉的表述,增加了其传染性,让读者惊叹:原来是来自梵蒂冈的意见啊!
第三,“若未来中方坚持吴神父而不是这位神父成为主教,那么中梵谈判将又有多一个问题要解决。”——1)不说这篇论文前面铺陈的各种“铁定事实”漠视了吴神父多年来坚拒的事实,也不说它把坚守教会职责的吴神父再次置于针尖麦芒之上恶意,2)单说“若……将又多一个问题”这个句式,它没有说“中方坚持”——这个足以引发信众对被舆论不断强化的“中方强势”、“梵蒂冈让步妥协”的担忧的字眼,3)更没有说“马达钦已经被中方抛弃”的字眼,但是所有的论述都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这正是其从“掌掴”到“变脸”报道中一贯的立场:我们《某某新闻》不认为马可以是上海的主教了(文中另一个段落用了相同的修辞明确给出了这个信息)。尽管他仍然是“教宗任命的有主教继承权的意向、且至今这个意向仍然没有改变的辅理主教”!
一位好主教、一位好神父、诸位归国神父,在多重压力中尽自己的本份,积极回应教宗和平慈悲的讯息,做好爱国爱教的职责,却常常被这种杜撰权威为其偏狭诱导的报道背书的新闻媒体所伤害。这种伤害一而再地发生,我们不免生疑:到底怎么啦!
某位神学毕业、长期从事文字编辑和写作的老教友悲伤地告诉笔者,教会的媒体居然不讲事实,不在乎真相,让我怎么相信它!
二,关于某些自媒体
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两个非常能激发他人“斗志”的作者,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日前去世的李敖。他们虽然都有很多追随者,但离民众“谦谦君子”之理想人格想去太远。随着意识形态思维的淡化,他们作品中所具有的那种党同伐异、尖酸刻薄的“刀笔吏”的文风被人警惕。曾经写过《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这部著作的胡适,展示的那种自由而悲悯、温和而坚定的形象渐渐深入人心。
然而,互联网传播特有的狂欢气质,激发了人们对“刀笔吏”文风的应用和模仿,连教会也不例外!最近教会内充满了这种诛心恶语,甚至家人也不放过。无论哪一方,宽容的聆听、善意的回应,如晨星寥落;满目是置人死地而后快的戾气和豪气。神父可以骂主教、主教可以骂主教;教友可以骂神父、主教和教宗——看到人心痛。
显然,从古到今,教内教外,不乏各种图口舌之快者。人们在这些自媒体激烈言论的后面,看到更多的是:理性被情感淹没,情绪的宣泄超过了事实的披露;无法实现的政治诉求投射为对教会领袖的不满,是是而非的信息和观点代替了事实……早已经超出了普通信徒所能理解的能力。
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的“君子交绝,不出恶声”的精神,与玛窦福音7:1-5节中,耶稣痛斥那些只看到“兄弟眼中的木屑”而看不到“自己眼中的大樑”的人时所传达讯息有相通之处——慈悲。耶稣也骂人,骂自以为义、假冒为善的人,但是祂更多是用贴切的比喻和寓言,向世人和罪人把道理讲得清楚透彻,最后用倒空虚己的方式,将十字架的道路展示在人面前。
唉,天主自会照料!效法耶稣走苦路,一切交给天主吧!
三,旧瓶装了“新启示”
有一篇长达八页的文章“教会论的新趋势”,好像在网络世界转了很多圈,昨日再传过来时,点开拜读,不看不要紧,很想再写几句。
坊间流传着各种关于即将签署的主教任命协议的说法,大多对协议条文内容不知所以,却对其外在条件和动机、协议可能后果很有把握。相较这些说法,这篇文章提到了“主教任命协议”貌似比较正面的后果,即“四个方面的启示”——教会在 1)主教的任命;2)离职或退休以及调动; 3)主教的任期;4)堂区神父的任命,“都应该和一个地方教会的信仰天主教的、属于教会团体的神父们、修士修女们、教友们一起商量”。整篇文章显得非常学术、有逻辑,正儿八经,没有谩骂和过激言论。
文章宣称是从“中国教会在亚洲的特殊环境和情况下”出发,来分析“教宗方济各推动和中国政府关于主教任命的谈判行动”这个事实。他对这个事实的解释是:“教宗竟然委托了他的代表和一个政权,甚至是坚持无神论的政府,讨论天主教主教任命的议题”。然后由这个被解释的事实出发,引经据典、援引东西方教会案例,得出了四条“启示”。如果细细看,1)这是四条弱相关性的“推论”或“假设”,因为文章用了大量的类似的说法:“按照这个逻辑,下一步,教宗很可能会开启……”。2)进一步,读者会确认,这些“启示”甚至不是推论或假设,充其量只是神父作者个人的建议或者期待的表达。该文使用了大量类似的表述:“由于可能会出现……(X1的‘启示’现象)”,那么,“我们建议实行……(X2的‘启示’)”,“ 我们也展望……(X3的‘启示’)”。因此,笔者认为,把这些弱推论以及个人的展望和建议,标以 “教会论的新趋势”,即普世教会“正在发生的事”是不恰当的。
再来看文章对这个事实的解释是否合理。目前存在文中所说的 “教宗方济各推动和中国政府关于主教任命的谈判行动”这个事实,文中所做的解释是“教宗竟然委托了他的代表和一个政权,甚至是坚持无神论的政府,讨论天主教主教任命的议题”,“教宗的这个举动却在开启教会学实践的新篇章。这个新篇章就是:关于主教任命一事,教宗开始考虑公开地和政府商量。”这种解释貌似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文章真是作者宣称的从“中国教会在亚洲的特殊环境和情况下”的考虑出发,这个解释就显得过于单薄且片面。从1958年到2012年,自选自圣主教成为在中国的天主教会与普世教会无法共融的重要阻隔。这个商讨是为了落实教宗可以自由任命中国主教的权利,而不是文中所认为的“教会开始从‘金字塔’方式,日渐向‘中心共融’模式”。因为教宗推动的谈判的对象不是教会的信众,谈判也不是为了与对方共融,所要解决的是如何与对方和平共存的问题。因此,从这个逻辑出发,并不必然得出后面四个所谓的“启示”。
由于这个解释在逻辑出发点出现了问题,才让这些所谓的 “新启示”装入了旧瓶,这个旧瓶就是在中国的天主教会长期主张并实行的那个“民主办教”的逻辑。
另外,这些所谓的“新启示”是“新趋势”吗? 《鼎》最近发表的“盐和光”一文,读者对其中的一节论述应该会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主教任命过程中“教会明辨”以及“教宗认可”这两个程序具有不可分割性。那篇文章表明,在普世教会已有的实践中,教会任命主教有非常复杂的程序,包括“明辨”和“认可”这两个阶段,也就是说,主教任命不仅仅包含教宗任命或“认可”某个主教这一个环节或形式。在前期的“明辨”的过程中,就包含了作者神父所期盼的教会信众参与协商讨论的诸因素和环节,那是在宗座代表的主持下完成的。
我非常赞同神父在另一篇网络文章“我们在等待什么”中所讲的一个观点,关键是“中国的教会要行动”,要坚固自己的信仰,提高自己做盐做光的能力。但是我非常不能认同其中所表达的观点,即所谓的不管教宗和教廷对中国信众说过什么,“其实都不会从实质上影响我们每个人升天堂或者下地狱的选择”、“即使教会的‘车’可能会出现车祸,甚至毁坏”。他没有看到教会是一个共融教会的本质,没有意识到圣统的共融对我们信仰生活的重要性。我们在这种共融的团体的关系中“划向深处”,否则,我们没有必要读神父的这些文字来激励个人的信仰生命;否则,去当牧师就够了,何必选择当神父!
正因为我们是属于在中国的天主教会的一份子,所以我们才需要用认真和善意,来看待正在发生的中梵谈判这一事件,认真思考中梵关系改善对教会意味着什么。重视他人(不管他是枢机主教、主教、神父还是平信徒)所体现的不同意见和表述,用理性的态度来分辨,用谦卑的态度来学习,让我们灵性在教会的共融气氛中快速成长,在这个社会做好的见证。一个没有真相,充满偏见和恶意的教会媒体系统于事无补、于人无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