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本笃十六世致中国的牧函发表前后，上海教区主教金鲁贤接受了意大利《30天》杂志的专访，在该杂志上分别发表了两篇文章。现把它们翻译后抄录于此，供有兴趣者参阅。也可了解中国天主教会的现实情况，以及教会领袖们的思考和关切。
牧函发表前：
教宗的牧函和天主教会的未来
多一些灵活性
在对上海主教类思·金鲁贤的专访时，他谈到：“拉丁礼教会的主教选择权是属于教宗的。但过去教廷也曾接受过与莫索里尼和弗朗西斯科·佛郞哥所签定的协议，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同中国政府也签订相类似的协议呢？”
Gianni Valente对类思·金鲁贤的专访
在我们交谈时，他举起手，声称自己已是“一个可怜的半聋老人”。在与来访者的交谈中，他仍然闪烁着耶稣会士那种充满智慧和机敏的目光。人人知道，这位上海主教类思·金鲁贤除了身患疾病外，他的思维依然十分敏捷，他的关切也一直没有改变。
五月是朝圣的月份，上海郊外的佘山也是朝拜圣母的圣地，今年此项活动是怎么进行的呢？
类思·金鲁贤：十九世纪时，佘山已是上海朝圣圣母的圣地，到了二十世纪她也成为了全国的朝圣圣地。每年从四月份的下半月起，全国各地的朝圣团就纷纷前来。今年的朝圣者已达七万多人。五月一日是一个高潮。这一天来自全国各地的朝圣者超过了一万人，今年我们在山脚下开始迎圣母，人们一路祈祷、唱圣歌、撒鲜花。当人们到达山顶时，我在圣堂里举行庄严的弥撒圣祭。圣堂可容纳三千多人，大部分教友就在堂外参与弥撒。人太多了，以至于就是下雨，地上也不会淋湿。
两年前你祝圣了年轻的神父若瑟·邢文之为辅理主教，根据现有安排他将成为你的接班人。他目前的工作如何？
金：邢文之是由罗马任命的。两年前我祝圣他为辅理主教。他的工作很出色。他主要负责教区的福传工作。我们现在有一百四十座圣堂和十五万教友。首先我们希望地下团体能够接纳他，因为他是由罗马任命的。但实际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地下团体的主教已失去记忆。梵蒂冈在香港的代表为地下团体任命了一位总代牧。这样他们就可能认为梵蒂冈其实并没有真正希望地下团体能改变目前的状况。
邢文之什么时候能接替你成为上海教区的领袖？
金：他本人并不愿意马上就接手。因为他很年轻，上海教区又很大，而且情况又比较复杂。另外，根据教会法典，邢文之只是辅理主教，并不能自动接替。因此我希望罗马能任命他为助理主教，而对他来说也要取得政府的批准。就我的愿望而言，我希望他明天就能接班。不管怎么说，我已经九十一岁了。
对邢文之的任命和祝圣看上去可以为全中国建立一种模式：由教宗任命，由教区代表选举，经政府批准。然而，在2006年又发生了新的非法祝圣。
金：我真的希望对邢文之的圣秩授予能成为一种新模式，这样就找到了主教任命的解决办法。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一位国外的外交官告诉我，在中国做事，首先你必须有耐心，其次你要有恒心，另外你还应该十分注意技巧。
在此期间，北京的主教，弥额尔·傅铁山去世了。
金：傅铁山主教患病两年多去世了，虽然他有机会，但他并没有抓住时间选择接班人。这是非常遗憾的。我希望圣座和中国政府能改善双边关系，避免不必要的问题出现。
目前所有人都在等待教宗写给中国天主教会的信件。你个人对这封信有什么期待？
金：中国教会的所有教友都在等待教宗的牧函。因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教宗对中国教会情况的了解，他对中国的热爱和信任，我丝毫没有怀疑。我相信这封信会成为中国教会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我希望中国教会的“牧函后时代”能尽早到来。
传教士韩德力曾经写到过，教宗的信件将会回答自“八点指示”出台后所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官方”团体的神父和教友与地下团体的神父和教友是否能共同举行圣祭和圣事。
金：我已经看过韩德力神父的文章。他了解中国并热爱中国的教会。我同样希望有关官员也能认真研读这篇文章，并同意其中的观点。
陈日君枢机希望对于以上所提及的，信中能给出明确的规定，好使模糊不清的“独立”的中国教会的现状不再继续。你认为这有用吗，你对此点有什么需要澄清的吗？
金：我也看到了陈枢机的论述，另外也有报道圣座在一月份召开了有关中国事项的会议。会议以后也发表了一份简短的报告，这非常好，我也深感欣慰。除此之外，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报道。我想说几点：首先除了个别例外，全体中国天主教友在精神上深爱教宗，也愿意服从于教宗；就拿上海来说，我敢断言百分之百的教友绝对服从教宗。其次，在中国教会内没有独立的企图，我要再次重申，中国天主教会绝对不会让中国教会与教宗脱离开来，相反地他们十分鄙视那些试图分裂中国教会的人。再者，主教的任命并不是唯一需要澄清的事。我希望其他一些事情也能得以解决。我个人的观点是，万民福音部1988年出台的所谓“八点指示”应不再有用了。
你也接受了未经罗马批准的主教祝圣，并长时间被看作是非法主教。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接受非法祝圣与2007年接受非法祝圣有什么不同呢？
金：我在1985年成为辅理主教，当时并没有得到教宗的任命。但1985年的情形与2007年是完全不同的。在那个时候根本不可能与罗马取得接触。在我祝圣前，我邀请了香港的汤汉神父和美国的墨菲神父，他们可以出席祝圣典礼。他们来了并给了我极大的安慰。我知道他们会来，我想是如果梵蒂冈不同意的话，这也不可能发生了。
世界各地，即便在穆斯林国家和共产党国家，都接受主教的任命权在教宗，这并不威胁到国家的主权。是什么阻碍了中国接受此做法呢？
金：主教继承了宗徒的职能并保证了圣事的有效性，他并不是外国势力的政治领袖。我希望中国政府也能明白这个道理，并通过对话寻找到解决的办法。在过去，圣座与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佛郞哥通过条约解决过类似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与中国政府就相同的问题以类似的办法来解决就不可能呢？我的观点是，原则的事情必须坚守，具体做法上可以有一定的灵活性。在基督信仰上，中国曾遭受到历史上的一些伤痛，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误解可以得以消除。
根据一些观察家的看法，是爱国会的领导阻碍了中国政府、中国教会和圣座之间的关系正常化。
金：这只有天知道了，或许爱国会中有些人不希望中梵间建立外交关系，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会失去权力。但我个人认为，爱国会并不可能介入中国的政治决定。只要中国高层的政治领袖决定重新建立与梵蒂冈之间的关系，爱国会是不可能再设置障碍的。
过去有许多事例，今天也同样有一些例子，教廷允许政府直接参与主教的选择。中国能接受怎样的模式呢？
金：主教的选择权属于教宗，这个原则必须确保。但是每个国家由于政治的、历史的、经济的因素各不相同，圣座常会与有关政府签订具体的协议。我希望中国政府与梵蒂冈能签订包括主教任命在内的协议。越南可以是一个例子，梵蒂冈提出两个候选人，政府选定其中一个。有报道说，中国外交部、中共统战部和国家宗教局已派代表团访问越南胡志明市的枢机主教，由他帮助进一步了解越南任命主教的做法。我认为这也或多或少表明了未来的一种趋向。
问题是回首过去五十年的历史，在中国教会内部，有许多人认为真正的信仰是要拒绝所有世俗的力量。你是怎么看待这种观点的？
金：绝大多数中国教友的态度是这样的：首先我们听从耶稣的教诲：“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我们同样遵循保禄宗徒在致罗马人书中所教导的“人人都应服从政府，因为所有权力渊源于天主，当政者的权力来自天主”（罗13：1）。圣保禄还说：“统治者为行善的人并不可怕，为作恶的人才可怕”（罗13：3）。他还认为：“凡人应得的，就付清；该交的税，就交；该完的粮，就完；该尊敬的，就尊敬；该怕惧的，就怕惧。”（罗13：7）在我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已有六十年了，而且在中国它是有实力的政府。而且现在的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政府。为什么占人口总数不到百分之一的天主教友要把自己同中国政府相对立呢？
人们知道中国领导人很难认识到教会的神圣性质，而总把它看作是政治的团体。你认为有什么办法克服这些误解和障碍？
金：中国政府是唯物主义者的，它信从马克思主义。因此很难消除中国政府对于宗教所持的观点。东欧所发生的出乎意料的变化更使中国政府相信天主教会所发挥的政治作用。我认为实际情况是梵蒂冈并不谋求任何政治的目的，面对事实，中国政府也会改变它对梵蒂冈的态度。
两个团体的合一还很困难，因为两者有着不同的心态。地下的信友有时就好像“先来的工人”，担心后来的工人会与他们拿同样的报酬。参加公开教会的信友有时会把地下的信友看作是“浪子”，他们应该认识到他们所选择的脱离政府控制的信仰生活是错误的。什么才能够帮助达到合一呢？
金：已登记和未登记的团体成为一个团体并合一确实面临着困难。现在官方教会团体和地下教会团体期待教宗牧函的心情是不一样的。我们以完全的信任和相当的乐观来等待教宗的牧函，我们确信能以极大的热诚来接受它。地下团体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担心，或是害怕他们会不被承认，台湾一些神长所写的文章中已流露出这样的怨言。我认为这些担心是多余的。教会是慈母，圣座也会以慈父般的心来对待我们。我们和地下团体的信友都不应担心我们会被抛弃。
在中国一些年轻人现在成为了基督徒，但他们对过去中国教会的历史并不了解。较大的分岐就是护教的那段历史是否会成为包袱？
金：今天在中国很多年轻人正严肃地面对人生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他们很少接触以前的道德和价值理念。解放后传统的价值观不再被倡导。在现实的物质社会中，经济占据着主导地位，许多年轻人感到内心空虚。他们希望了解基督。了解了基督，有些人被吸引了，成为了基督徒。时代在前进，最重要的是向前看。我个人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向年轻人讲述历史上的麻烦事，而是希望他们真正以基督精神生活在社会中，并参与社会的建设。
在你的人生当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被误解的。有人称你是“红色主教”，或是实际上的“黄色教宗”…当你回顾你的经历，并面对中国教会的现实情况，对你来说，什么是可担心的，什么又是可安慰的？
金：曾经有人说我是一个迷。这里几乎所有年老的主教都坐过牢，都是出狱后才成为主教的。对于他们，总体上没有什么说道，海外的议论也都很好。对于我来说，国内的评论总体上是正面的：大家赞赏我讲话坦率，并相信我在政治上是透明的。但在国外，对我的诽谤仍然是满天飞。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解释，我对此总是笑笑而已，我也不想去作什么争辩。对我来说首要的是中国教会的现在和将来。我们现在面临许多迫切的事情。我们必须保护神父、修士、修女不要受世俗世界的侵蚀，从而能真正为基督作见证：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把所有精力都放在这上面。另外，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进步也很大，要不了二十年中国在世界上就会是举足轻重的了。十三亿的中国人民希望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我希望教会可以在此进程中做出贡献。在这种形势下，我真的不愿看到中国教会出现分裂和不和。当前所有中国人民都在致力于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发展，我相信我们一千多万的中国天主教教友不会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相对立，发出不同的声音。我请你们为我们求天主。我也希望那些对教会有影响力的人士帮助建立中国教会内部的和谐，建立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的和谐，从而让我们能成为同一奥体内的一份子。
牧函发表后：
佘山圣母，进教之佑，为我等祈
类思·金鲁贤
上海教区主教
中国全体信友盼望已久的教宗就有关全球关注的信仰问题而写给中国教会的牧函终于在6月30日发表了。我们感谢上主的恩典。
牧函出版后，朋友送了我一份中文本。我极其专注地阅读了两遍，深受感动。收到牧函后我在小圣堂里作了心中的默想。亚孟，阿肋路亚！随后我与教区的神职人员一起研读了这份文件。现在我愿意与各位分享我的想法。
作为普世的牧者，教宗以慈父般的牧灵关怀，以平和的心景，按照圣经的教导，梵二文件的精神，教会法典的原则，以及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对中国教会的训导，以清晰、明了的方式向我们指出了基督教会的本质，使命，任务和组织体系。牧函给我上了一堂了不起的神学课，使我更加热爱我们的圣教会，也坚定了我作为教区主教要加快步伐尽早实现我主耶稣希望的“一牧一栈”。
教宗的牧函是写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天主教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会只有一个，而没有所谓的地下和官方的两个教会。中国的所有天主教教友只有一个信仰，即相信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我们共同拥有唯一的牧人，我们生活在同一的羊栈中。这是教宗毫不含糊并清楚表达的。在这一点上，我想对关心我们教会的海外朋友说，听从教宗，不要再说我们有两个教会，不要支持一部分，否定另一部分，也不要在我们脖子上套上“忠贞”和“不忠贞”，“官方”和“非官方”的标签。
圣座完全了解我们教会过去和现在的处境，并内心深知我们对于当下及未来的期待。作为普世的牧人，他的目光并不停留在过去，而是密切关注着前方。对于人类来说，昨天是属于过去，但对永恒的天父来说并非如此。我们所说的话，所行的事在祂面前就是永恒。它们都不会消忘。天主给我们的赏报要远远超出我们所期望的。
在中国的天主教会只有一个。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一起跨过鸿沟，一同生活在和谐与喜乐中。这是教宗最热切的盼望。
当然教宗在他的牧函中也清楚地写道：“有关普世教会本质所论述的一切，为在中国的教会有其特殊的意义。因为，不论是其本身内部或同社会的关系，都面临着一些要克服的困难——紧张现象、抱怨、分裂。”因此教宗强调了要宽恕和共融，并指出：“此路途不可能一天就能完成。”
我们上海教区将全心全意全力为尽快实现教宗的心愿而奋斗。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教会拥有主教团，是全体主教的共同团体。但在中国范围内情况却有所不同。二十多年前，台湾的教会组成主教团，并宣称为中国主教团。先教宗就向他们提出，其名称不正确，因为其成员只是在台湾岛内的主教。因此它的名称应该更正。教宗指出，它不应称之为中国主教团，而应称为台湾主教团。台湾的主教们欣然接受了教宗的指令，更改了名称。
中国的地下团体主教们在成立中国主教团时向罗马提出申请报告，罗马没有批准。理由很简单：这个团体没有包括“公开”的主教。
“公开”的中国主教团成立于十几年前。事实上它并没有向罗马报告。没有报告，哪来批准？全国的主教团其成员必须包括这个国家内的所有主教，只有当它的名称与实际相一致时，才能成为全国的主教团。我期待这一天能尽快到来。
牧函也正告：“某些由国家建立的、与教会体制无关的机构，凌驾于主教之上领导教会团体的生活，是不符合教会道理的。”很显然，教宗所指的是爱国会。爱国会成立于五十年以前。现在圣座第一次指出了它的地位。在其眼中，爱国会有三大特征：第一它是由政府组建的；第二，它是与教会体制无关的机构；第三，它是凌驾于主教之上并领导教会的。我担任上海教区主教已近二十年。上海的爱国会从未凌驾在我之上，相反地它却接受我的指令。在二十世纪初期，上海有一个公教进行社的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中有一些著名人士如陆伯鸿、朱志尧等。由于他们帮助传教所作的贡献，梵蒂冈授予了他们勋章。他们在上海教区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而且他们起到了教区与政府间的桥梁作用，解决了外国传教士所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我一直希望上海的天主教教友能继承公教进行社的精神，这种教友应具备的精神要得以光大。我常常说：“这个世纪是教友的时代，我对上海的教友寄以热切的希望。”
我还要谈及教宗牧函的第二部分，那是涉及牧灵生活的范畴。
虽然二十多年来，上海的教会按照福音精神、教会法典和梵二文献得以不断发展，但是现今我们也应该认真反思，找出我们的不足，并采取措施使整个教区和各堂口在未来能发展得更好。
牧函强调了神职培养的重任，这实在是太重要了。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们上海教区在佘山建立了修院，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重新建立的第一所修院。上海教区克服了种种困难，诸如缺少教材，缺少教师，缺少生源等等。在过去的几年中，共培养了四百多名年轻的神父。借此机会我要衷心感谢在德国、奥地利及世界各地教会的弟兄们，他们慷慨地支持了佘山修院，我还要特别感谢玛利诺会、圣言会、圣母圣心会、多明我会、慈幼会、科伦巴会、耶稣会。我请你们为他们祈祷，并求天主给他们百倍的赏报。
牧函的最后一段的内容给了我极大的喜乐。教宗把5月24日佘山圣母，进教之佑瞻礼日定为全世界为中国教会祈祷日。我相信上海教友听到这个喜讯后一定无比快乐。感谢圣父！
这是上海教区无上的荣耀，也是重大的责任。首先我们应该更加恭敬圣母，以圣母为榜样，立志做她的好儿女，并成为其他教友的芳表。另外，今后必将有更多的教会到佘山来朝圣，因此我们上海教区要做好充分准备，极尽地主之谊，使世界各地的教友能看到我们所彰显出的天主之爱，并能欢喜而来，满意而归。
最后，教宗的牧函中强调了主教的作用，特别指出了主教的责任。这使我深感焦虑。我已九十二岁了。教宗让我想到了圣保禄宗徒的话：“生是基督，死是福”（斐1：21）。请你们大家为我求天主，使我能真正生为基督并最后能得善终。亚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