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德国神学家兼信义宗牧师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曾有句出名的话语说，上帝没有让美国基督宗教兴起一如十六世纪那场宗教改革一般的运动；事实上，上帝也没有让美国兴起反宗教改革。但按照美国性侵危机的最新发展，这情况或会生变。
这次危机的深度和强度──以及由神职的腐败和神学的分歧所组合的特别形势──使其较之五百年前震憾教会的那个危机以后的任何危机都要糟糕。目前的危机或未会像宗教改革般导致教会的正式分裂，但它很可能会为教会内不同宗派带来一次长时期隐藏的分裂。
就如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问题并非天主教会会否经得起这个丑闻的世代，而是教会会以何种形式求存。这次性侵危机明显地不再是一场丑闻，甚或并非连串丑闻。至少在美国，这是教会内的一场革命，这可能会导致改革，又或导致天主教信仰在道德和文化上被边缘化。
那么，问题是教会如何进行最好的改革，尤其是被视为这次危机震央的美国。这次危机的一些演绎，诸如有意见认为整个架构从底层开始腐败必须完全由教友取代，已经给其他看来难以与天主教信仰相符的教会观点赋予了力量。
然而，那些有权力止血和启动真正改革的人似乎已被废除武功。这是那些获若望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擢升的人当中所兴起的教会文化的一部分：欢迎灵性上的更新但非制度上的改革。目前，教会圣统制下的领导层－－包括个别主教和美国主教团 – 都处于恐慌之中：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指控，削弱他们的权威。至于事件的出路，目前尚未清楚他们在想甚么。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梵蒂冈正在处理现已成为全球危机的事件，而事件肯定会引起世界主教会议的关注。这次以青年为主题的世界主教会议于十月三日开幕。与美国主教团代表会面的前一天，教宗方济各宣布将于明年二月下旬召集所有主教团的主席到梵蒂冈举行特别会议。这既不是枢机们的枢密会议，亦非主教会议常设秘书处所组织的会议，这次特别会议将是同类型会议的首次，可被理解为罗马已知悉，除非罗马与本地的教区共同合作，否则这次性侵危机是不能获得充分处理的。我们还不知道这次会议的议程，但我们知道罗马已迫不及待采取行动，美国教会也不能等著观察罗马会有甚么事发生。
撇开宾夕法尼亚州大陪审团报告中调查个别指控时，所遇到的巨大问题，及嘉禄．维加诺（Carlo Vigano）总主教关于前枢机刁多禄．麦卡里克（Theodore McCarrick）的「证词」时提出的所有问题都不谈，一个长期要处理的议题是如何修补这块从未如此破损的教会组织。
有人会要求梵蒂冈处理隐瞒事件和干犯性骚扰的主教，但没有人能预期梵蒂冈可以迅速地处理教会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如何在没有扼杀或使教会分裂的情况下，治疗美国教会的腐败。目前，这位病人己显得过于虚弱，未能接受手术。
那么，该从哪里开始呢？让我来提出几项建议。首先，要暂停手头上与这次危机无关的改革议程。惟一应该进行的议程，要为性侵案的受害者和幸存者着想、消除腐败和重建教会的合一。其余的议程，都可以等；事实上，我恐怕是必须等候。这次性侵案被利用──令一个人不悦的原因被杠杆倍大，姑勿论这原因与这次丑闻之间相距有多遥远──祇会令危机更加严重。过往几年，不论在教会内，抑或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具影响力的团体和倡议团体、说客和智囊团的影响日益渐大，导致教会内不同派别之间出现分裂的趋势。从如何制造和散播维加诺的「作证」，我们可以看到这趋势所带来的影响。
问题愈见复杂，是因为它不仅限于意识形态的光谱上其中一端。问题在保守派那边较为明显，当中时常涉及较多的金钱事务。然而，光谱的两边均已成为这恶性动力的一部分。在我看来，在教会已经特别薄弱的这个时刻，改革议案的激进化恐怕会使教会一分为二。（全面申报：我并不认为女性领受执事圣职，或祝圣「获准已婚男性」，为司铎是导致分裂的危险改革。） 凡扫除由针对神职的合理愤怒所启发的改革要求，能使在位者（神职人员和教友）更容易撤除所有改革途径，以及坚持祇有他们是忠于教会的一群。
那些有权力止血和启动真正改革的人似乎已被废除武功。
其次，教友需要善用现存的教会机构，并在需要时帮助建立新的机构。向前迈进的路径不是反制度主义，这祇会帮助那些已经获得最佳教育机构资金的人，可以购买并利用这些来影响教会。这种情况已在发生。
会议制度是最佳的教会模式，给教会有望摆脱这潭浊水。方济各的教宗职给会议制度的教会提供好些机会，尽管存在一些限制和盲点；事实上，国际神学委员会几个月前就会议制度所发表的文件中亦可找到这些问题。实行会议制度的机构已经存在（诸如司铎议会、咨议会、红衣司铎会和教区牧民议会等），但它们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期间获设立以后的数十年内被撤销。还有其他遵行会议制度的机构仍未存在而必须成立（例如代表教友的全国性和教区性委员会，以及为任命主教而设的教友咨委会）。
最后，有一些机构不是为了会议制度而设，但能够在这非常时期为机构的改革提供空间，它们像是天主教学校和大学。这时期针对神职人员的愤怒不应让我们忽视机构的重要性：它们能够创造自由和空间。长远而言，非正规性和自发性并不足够，它们限制了我们建立关系的可能性，而关系亦需要某一种的结构。正如达味．弥额尔（David Michael）近期在《公益（Commonweal）》的一篇关于瑞典婚礼的文章中提到，「正规形式创造了空间，让朋友之间能够彼此向对方表达他们之间的情谊。」
至于设立遵行议会制度的新机构时，可以从一个显而易见的地方开始。我们有一个主教团，但是我们没有一个「教友团」。天主教教友有权利向建制教会要求空间和时间，以进行属于整个教会的互动和商议，而非祇由神职人员要求。性侵危机不仅大大抹煞了教会内的信任，也抹掉了对教会权力错误的神学建构。在性侵丑闻所揭示的众多相关危机中，就包括教会内由代表人代表的这项危机。神职主义把这种代表性侵蚀，带来我们眼前的这些灾难性后果。对教会权力错误的神学建构──以及建基于此的灵修──导致架构的成员在过去五十年摧毁现存具代表性的机构，并拒绝考虑在全球教会设立教友代表的机构。
长久以来，建制教会以教理的合法性压倒民主的合法性来推倒会议制度和教友代表制度，这提醒我们教会的权力是建基于其神圣的制度，而非民主协同。然而，天主教会内非以民主为基础的权力，并不总是排除使用正式的民主程序，教宗方济各便为这些程序打开了大门，但美国（也不仅是美国）的主教看来不太感兴趣。
这必须要在某处开始。但矛盾的是，美国天主教的圣统在这急速而不断沉沦的时间，就只有主教们能为所有教会带来教会议会的时刻──而非祇为那些拥有既定议程的强大捐助者而设。主教们可以安排本地性的教区会议──而这应该于各个主教团主席于二月会见教宗前进行。美国的圣统不应该容许各个财雄势大的天主教基金会主导这些会议。偏袒的建议祇会使这次危机恶化。这些建议惟一可放大的声音，就是那些已非常具影响力的声音。
会议制度的重新出现，是教会不幸的后知后觉的一部分，使其意识到她对所属的地区已不再有控制的权柄（主教们掌管他们的教区，就如同他们的领地一样），但却必须行动，以迈向世界。这样的行动需要所有教友的支持和合作，而不单是神职人员。性侵危机至少动摇了主教们的自满，这是一桩好事。
鉴于对圣统的信任大幅下降，美国的天主教徒有几项选择：其一是等待圣统自行消耗自己，连带彻底摧毁整个教会后，再从一无所有中重建美国教会。（但这延续甚久！）另一可能性是，逃避到一些教友小团体 （亦即是本笃之选）。这意味着不祇要放弃世俗的世界，而且也要放弃教会的其他部分，包括性侵案中的那些受害者和幸存者。然而，还有另一个选择，就是让在位的代表把自己呈现为改革者，但他们同时祇是玩世不恭地利用性侵危机来阻止真正的改革。
我相信，从建制教会取回属于天主子民，而非仅仅属于圣统的教会空间，会是一桩美事。如果教会的领导层不去清理性侵事件的乱象，民事当局便将要这样做。但民事当局祇能够处理教会干犯的罪案，无法恢复教会，祇有教友才可以这样做──而主教们必须给予他们空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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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马西莫．法焦利（Massimo Faggioli）是美国宾夕法尼亚洲维拉诺瓦大学神学和宗教研究的教授。这篇文章首先刊登于 Commonweal 杂志。请按此连结。
【完】来源：《十字架报国际版》，天亚社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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