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马采访世界主教会议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在毗邻梵蒂冈的一个小区迷了路，必需绕过梵蒂冈城的城墙才能回酒店。
当时我经过城墙，被它的高度和厚度所震慑，亦惊讶于它所代表的那种教会──令人惊惧、富防卫性及不能看透的。
然而走远一点，却是圣伯多禄广场。两条相称的椭圆形柱廊优雅地包围着广场的露天空间，就像两只伸开的手臂，标志着教会的不同面貌──环抱来自不同地方的访客和朝圣者。
我想这是多么的合适。两种不同的建筑风格，代表着罗马天主教会时候开放和充满爱，但同时也是看不透和拒人于外。
主教会议正式闭幕时，教宗方济各、与会代表和旁听者，均表示能一起出席非常的感谢。
教宗在闭幕弥撒讲道中，感谢与会者「见证」著团结和会议制度。他说：「我们以真诚和服务天主子民的渴求， 一起在共融中工作。」
与会者则表示主教会议并未真正结束，他们现在面对的挑战是要如何把这合作精神带到全世界各地的教区和堂区；而前路并不好走。
连结青年人回到教区
采访完世界主教会议后我回到美国，却留意到大众对会议明显的不感兴趣，即使是度铎职和修道生活的朋友亦然。
主教会议如何能克服这种冷漠，并兑现为下一代重振教会的承诺？
不管主教会议在未来会造就甚么的成困，但其「初果」──那期待已久的最后文件── 却未能激起太多的热诚。
最后文件全文二万七千多字，篇幅较以前的工作文件更短、更具体，但却未能使它被广泛阅读。
由与会者组成的小型委员会，以意大利文拟订最后文件，并获三分二投票通过。但这文件至今还未有英文版。
大西洋这边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文件第三和最后部分，这两部分专门探讨急迫的问题和实际可行的建议，而首两部份则以理论为主。
持不同立场者给予批判性的回应。进取的评论员因「LGBT」这辞汇没被使用而发声，指是「错失了的机会」；保守派则不满那些提及会议制度的篇幅。
有人推测，教宗方济各会利用主教会议的结果来撰写宗座劝谕，但现在很难掌握新的文本将如何改变有关的讨论。
但一位神父朋友讽刺说：「你撰写的文章若多于一页，你会失去你的受众。」
然而主教会议不受重视，非单纯是梵蒂冈的失误，也关乎媒体如何作出报道。
二零一五年以家庭为主题的主教会议备受争议，其焦点主要落在于是否接纳离婚后再婚夫妇领圣体，这让我们再次以文化战争之类的用辞来思考主教会议。而「会议制度」是不太会获理解为，是向圣神沛降的恩宠开放下所作的集体讨论；反而，变成产生明显胜负的政治斗争。
这次以青年为主题的主教会议在开始前，仿佛成为了要处理不同议题的代理商──首先是性侵案的危机，但也包括教会对同性恋的训导、女性在教会领导上的角色，以及礼仪的面貌。
这种种的情况限制了记者在每日新闻发布会上提问的类别，而他们的提问经常显示出主教会议的讨论跟罗马以外教会发展新闻之间的脱节。其后在发布室徘徊是具导向性的，来自不同刊物的撰文者偏向与思想相近的圈子相聚。
当主要的争议未被具体处理，而教宗方济各和与会者拒绝为这些争议定调时，媒体的注意力便会继续向前走。
这是可恶的。因为在主教会议上曾发生一些具有活力、重要而有意义的事，这些事不单是对在罗马的人而言，而是为整个教会的。最后文件指出，「年青人的参与帮助『复苏』会议制度，而这制度是教会宪制的面向。」
正如金口圣若望所言，「教会和主教会议是同义词」。事实上，在我参与主教会议期间看到了一个生命图像，就是当教会在满全其功能时的应有形象–是一个多元化的、来自全球的信友团体；其成员被召集在一起，团结于祈祷中，并在圣神引导下向前行。
而这不祇是我个人的印象。上周，我跟一些在罗马认识的与会者和青年旁听者作跟进亦有类似的发现。
华盛顿总教区牧民及社关委员会助理秘书乔纳森．刘易斯（Jonathan Lewis），也是美国代表团三位旁听者之一。他说：「当我与世界各地的旁听者交谈时，我们都像被圣神的火舌充满着，很有活力地想以这份教会经验，去吸引别的青年再回到教区。」
但他对未来挑战仍保持着清醒并说，「主教、神职和我们堂区教友都没有经历跟我们相同的经验」。要在当地教区复制「主教会议的美丽体验」，将需要在模式上作出真正的转变。这转变将让青年人逐渐担当领导的角色，就如年长一辈学习如何提供更多有效的指导。
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上
换句话说，教会若希望「更新使命」，便需要以一颗「皈依的心」来作开始。
至少在主教会议上出现的圣统架构，正出现这样的事。我在罗马遇到的其一位代表、耶稣会士弥额尔．切尔尼（Michael Czerny）神父也如此承认。他是隶属梵蒂冈负责移民和难民的部门。
主教会议在牧民上达成重要结论，就是最后文件呼吁要增强与青年移民的共融；同时批评社交媒体以资本主意挂帅；并促请教会重新思考堂区生活的架构、铎职培育和女性的角色，然而切尔尼神父认为主教会议真正的成就，是位居圣统架构上的人在思想上有决定性的改变：
起初，「我们」这班与会神长视「他们」── 三十位年青的旁听者，或占一成的参加者──为一个谜团，较差的描述则是一个迷失了的原因，甚至是一个威胁。但经过逾四周的相处，开始有了新的体会：青年人由「问题和众矢之的」，成为「我们这个教会」完整和备受欣赏的部份。
这里有一个值得我们重提的古老教训：多元而不需要引致分裂。「我们这个教会」是包含所有世代和独特性的。青年人身为具有传教使命的门徒，是教会使徒工作的完整部份。
故此，从主教会议出来了一件新鲜事，就是一个更真实地建立关系的教会；又彷如一块揭示其成员多元性、「有不同面貎的马赛克」(如最后文件所言)。
这或许是与会者所理解的会议制度；切尔尼神父告诉我说：「一个遵行会议制度的教会是『旅程，也是目标；是方法，也是成就』。」这显示了这并非教宗方济各带领整个教会而身处的地方，而是他希望到达的地点。
从此看来，教会的改革非要改正错误 (这也是重要的)，而是要建立在正确、健康和良好的基础上。
然而，最近的一些日子让我记起我们要走的路仍很遥远。我所指的并非持续的性侵危机，或者现今美国教会的分裂。
当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大多不愿接受我的同性恋朋友的教堂、穷人经常被拒诸于门外、预备结婚的年青伴侣遇到有意阻挠多于陪伴的牧者时，我在罗马寻获的希望之火看来已经熄灭。
我隐约感受到，在耶稣被钉后，前往厄玛乌的那两位门徒的心情：失落、意志消沉，而又不确定前路。
为何美国教会不能比这情况稍为好些？为何为了持守信仰和归属感，我必须重复那些「教会多个世纪以来也是这样思考，她的见解将会演进」，以及「教会不是只有主教」等令人疲惫的护教之言。这是因为罗马天主教会就只是以她的主教作为领袖；但现在这时刻，从他们在巴尔的摩召开周年大会所示，他们并没有肩负领导的职务。
然而，这次以青年为主题的主教会议向我展示，主教们同样有能力聆听和学习，尤其是当他们向青年人开放──即是向教会内拥有最少权力 (但拥有其中一些最好意见)的一群。
若然不是更多的防避、更多「研究问题」的承诺和更长篇的报告，主教们可会开始以更实际的方法聆听？为何纽约总教区不召开总教区会议？又为何华盛顿、费城和波士顿也不这样做？为何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教区也如此安排？
正如这次主教会议所抱持的，主耶稣正在召叫我们，催促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实行这个会议制度；不单止在我们本地的教区，也在我们的堂区和家庭中。
一如与厄玛乌那两位门徒同行时一样，复活的基督希望接近我们，并显示自己，以燃起我们的心火，激励我们承担使命。但我们仍要走多久才能认出祂临在我们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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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格里芬．奥莱尼克（Griffin Oleynick）是《公益（Commonweal）》杂志的助理编辑，和现任若望．嘉伟（John Garvey）客席撰稿人。
这篇文章首先在《公益》杂志刊登。
【完】来源：《十字架报国际版》，天亚社编译。
‘Go and do likew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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