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两件事有相似之处，也不会绝对相同。但话说回来，「额我略改革」为理解和处理教会正在经历的当前危机上，提供了几个关键线索。
教会二千年历史中的关键时期，实际上不仅仅包括教宗圣额我略七世的任期（1073-85）。
华尔特．布兰德米勒（Walter Brandmüller）枢机，在接受德国月刊《梵蒂冈杂志》采访时写道，教会目前的情况「比得上十一和十二世纪教会的情况」。
布兰德米勒枢机是四位联署质疑教宗方济各的宗座劝谕《爱的喜乐》的枢机之一。
他解释说，教会的权力当时由一小群富有而有势力的平信徒控制，他们允许在神职人员中散播放荡的道德，使教会难以真正传播福音。
打破平信徒的权力
实际上，有两种做法对教会的权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是「圣职卖买」和「尼古拉主义」，这些都是在教宗良九世（1049-54）在任期间被禁止的。
圣职卖买指的是能够购买教会公职或圣事；尼古拉主义是指神职的婚姻或纳妾。这些都是在中世纪初期在大修会以外授权的。
这两种做法最终导致平信徒手握大权；一方面，神父结婚导致了继承人的诞生，后来他们要求继承父亲的遗产。
另一方面，圣职卖买使富裕家庭能够购买一定数量的教会高级职位，从而对教会施加一种影响。
中世纪历史教授瓦莱丽．泰斯（Valérie Theis）说：「教会平信徒角色的议题，实际上是十一世纪和廿一世纪的共同点。」
这是因为，教会虽然禁止神职人员婚姻，但主要是为了消除平信徒在教会中的权力位置，而不是道德考虑。
打压尼古拉主义及教宗圣额我略决定严格执行这一决定，同样需要时间来实行，并引来强烈阻力。
泰斯说：「在巴黎，神职人员宣称，教宗的命令是荒谬的，而人们是无法遵守的。」他确认「额我略改革」是一场真正痛苦的革命。
一个欣赏如何改变的教会
现在我们正在教宗方济各的任期中经历「额我略改革」吗？
泰斯认为，「的确，若论及教权主义在教会是一种邪恶，教宗是正在挑战一种在教会里施加了一千年的管治模式；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由神职人员指导的机构。」
但是，除了这种比较之外，泰斯还强调中世纪教会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可以积极地激发教宗的灵活性，即适应性。
泰斯说，实际上，「额我略改革」说明教会在理解如何保持其影响力上非常灵活。
她说：「在中世纪期间，教会从未停止重塑自己及改变规律，以适应社会现实。」
泰斯总结说：「这是一直给予教会力量的东西，但似乎今天有所缺乏。」
【完】来源：《十字架报国际版》，天亚社编译。
Role of lay people was already an issue during the 11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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