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基斯坦的两名中国人质被伊斯兰国组织杀害的10余天之后，中国媒体对事件的追踪报道寥寥无几。两名受害者的中文姓名至今仍未被官方公布，他俩的11名被送回中国的“同学”也一直下落不明。巴基斯坦官方公布了两人所在学校是一位韩国人设立的，中巴两国的媒体将中国国内的舆论焦点成功地转移到了韩国的基督教组织头上，不过韩国官方很快就否认了那名韩国人在巴基斯坦涉及传教活动。
由于缺乏足够详细的信息和确凿的证据，中国的互联网网民们对这起人质被害事件仍存有很多疑问。这13名中国人究竟在巴基斯坦做了什么？其背后又有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事件过程
自从两名中国人质被绑架之后，在中英文媒体有限的报道当中，充斥着各种语焉不详、或者错误的信息，甚至对巴基斯坦媒体前方报道的内容进行有意或无意的曲解。所以，这里有必要先梳理一下事件的发展过程。
5月24日，巴基斯坦媒体报道，两名中国人在巴国俾路支省首府奎达被持枪武装分子劫持绑架。十几天后，6月6日，凤凰网率先“独家报道”了巴基斯坦军队在奎达附近山区追剿武装分子并“成功营救”了两名中国人质。报道首次披露了两名中国人质的证件照（不是获救之后的现场照片），并声称两人为夫妇，同时刊登了多张巴基斯坦军队进山开展军事行动的照片。
然而，两天之后，6月8日，伊斯兰国组织（IS）的媒体对外界宣布，两名被绑架的中国人质已被其杀害。这个消息于次日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巴基斯坦内政部长阿里汗（NisarAliKhan）证实，阿里汗对媒体披露了两名中国人的姓名：24岁的LeeZingyang（经香港《明报》确认，其中文姓名为：李欣恒）和26岁的MengLisi（音译中文名为：孟丽思），并指出两人与另外11名中国人持商务签证进入巴基斯坦，在一位韩国人开设的语言学校学习乌尔都语，并从事传教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两名被害的中国人不是夫妻，来自中国不同的省份。
中国媒体的随后报道介绍了近年来韩国基督教组织在世界各地的传教活动，一些网络文章随后出炉，将舆论的矛头转向韩国的基督教组织，并“愤怒声讨”韩国教会将“年轻无经验的中国教徒派到危险的穆斯林国家”。
然而，印度媒体《印度斯坦时报》（HindustanTimes）6月14日报道，韩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向该媒体否认了这一指控，称“没有证据表明两名中国人在一位韩国人的指导下从事传教活动”，这位官员还表示：“目前没有发现他们参与韩国传教士团体活动的证据。”
是否从事传教活动？
韩国官员的说法似乎可以有两种解读。一种是“两名中国人没有从事传教活动”，另一种是“两名中国人不是在韩国人指导下从事传教活动”。后一种说法可以是为了撇清韩国公民在此次事件中的责任，也可能暗示其背后的组织并不从属于哪个韩国的传教士团体。
在两次被问及韩国官方的否认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6月16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会配合巴基斯坦政府对此开展调查。在事实真相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们不作任何臆断”。
然而，中国媒体至今没有对受害人家属进行报道，其他11名学习乌尔都语的学生（包括一名同时被绑架后逃脱的女性）据报道已经被护送回中国，但是，迄今为止没有关于这11人下落的任何消息。
香港《明报》派出记者到死者之一李欣恒的老家——湖南衡阳——进行了采访，并见到了李欣恒的父亲李长清和母亲刘宏英。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篇对逝者家属进行的采访报道。报道说，李长清表示，“上头不让我们接受任何媒体采访”。刘宏英是虔诚的基督徒，但是老人和邻居都表示，不知道李欣恒是否信仰基督教。多名知情人士向《明报》记者证实，李欣恒在抵达巴基斯坦前的半年曾去过约旦、卡塔尔、韩国、泰国等地，他的脸书帐户下有一些在约旦的照片和文字，其中一张是他用石头砌起的Maranatha字样，是亚兰语，在圣经中有“主必快来”之意。
《明报》在报道的最后提出了几个关于李欣恒的疑团，包括李家并不富裕，李欣恒刚刚大学毕业不久，并无积蓄，那么，他多次出国旅行的开支来自哪里？李欣恒的脸书资料上写的住址是温州，他是怎么认识那名韩国人并前往巴基斯坦的？他为什么要在去巴基斯坦之前先去了其他国家？
《印度斯坦时报》采访了美国普渡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中心”主任、社会学教授杨峰刚教授。杨教授表示：“绝大多数中国基督徒都是通过中国的基督教会传播福音，外国人在中国传教是非常困难的。中国没有给予牧师或传教士的特别类别签证。一些外国学生、专业人士和商业人士可能会在中国做一些传播福音的工作，但布道活动是受到限制的。”
6月18日，巴基斯坦《黎明报》（DAWN）发表了一篇报道，对两名被害中国人质所居住地区的邻居、绑架事件目击者、当地警察等进行了采访。报道称，13名中国人起初住在城里另一个街区，后来因警察劝告该地区不安全，才搬到现在的住处。当地警察曾提出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服务，被他们婉言拒绝。当地一位警察表示，韩国人JuanWonSeo用乌尔都语学校为掩护，培训中国人从事传教活动，并向这些中国人支付每月3万到3万5千卢比（约1800到2100元人民币）的薪水。警方先后约谈了大约50名与这些中国人有过接触的当地人，“他们全都证实了，这些中国人从事了传教活动。”
6月13日，“巴基斯坦基督教大会”（Pakistan Christian Congress）在其所属网站 —— “巴基斯坦基督教邮报”（Pakistan Christian Post）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报道了该组织的主席巴替（Nazir S Bhatti）博士谴责巴基斯坦军方对中国传教士人员保护不利，指责军方在绑架事件发生后没有尽力救助中国人质，而是先采取了轰炸、清剿恐怖分子的军事活动。他还同时谴责了巴基斯坦内政部长阿里汗将中国人质从事传教活动作为借口，从而掩盖了巴基斯坦在理应对来自任何国家的客人尽到保护责任方面的失职。
报道中有两处文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一处是“中国的牧师已经证实了两名中国事工遇害”，另一处是在文章结尾提到，“近年来，在中国人宣告成立了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转播福音的‘回归耶路撒冷’（Back to Jerusalem，简称BTJ）传教团之后，中国人对巴基斯坦北部的兴趣骤升……现在，超过3万中国人在巴基斯坦生活和工作，其中有将近100人是BTJ的传教士。
无独有偶，6月14日，美国马里兰州洛约拉大学政治学系研究中国宗教的专家瓦拉（Carsten T Vala）教授在接受《印度斯坦时报》采访时，也提到了中国的“回归耶路撒冷”运动。他说：“中国人对去外国传教相当积极，在过去十几年对中国基督徒的采访中，我发现了相当一部分中国基督徒渴望出国传教。”他同时表示，确有中国教会向巴基斯坦、阿富汗以及中东国家派遣传教团的举动。
6月15日，一家位于北京的中国基督教组织在其所属的网络媒体《中国基督教日报》（China Christian Daily）发表文章，透露了在5月24日两名中国人质被绑架事件刚刚发生后，在两人被害以及他们从事传教的消息公开之前，中国的基督教组织就已经在微信上传播了“来自巴基斯坦的紧急祷告请求”。这说明，中国基督教界的“内部人士”已经知道了这些年轻人在巴基斯坦的情况。
那么，“回归耶路撒冷”传教团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回归耶路撒冷”
在网上搜索一下就不难发现，前面提到的两处引起记者注意的文字均出自一个叫“回归耶路撒冷”的网站，该网站在一篇报道中国人质遇害的博客中提到了“中国的牧师已经证实了两名中国事工遇害”，并在文章结尾处写道：“请继续为正在巴基斯坦服务的100多名 BTJ传教士的安全祈祷吧。”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云南地下教会牧师向记者证实，在中国大陆的基督教界，确实存在一个名为“回归耶路撒冷”的运动。他本人并未参与这一运动，但他告诉记者，网上其实有很多关于这个运动的来龙去脉和巨大争议。他认为，在巴基斯坦受害的中国人质很有可能是这个团体派出的传教士。
“回归耶路撒冷”，或者称其为一个组织，或者是一场运动，确实在中国基督教界有着不小的影响，也引起过很大的争论。他们虽然没有中国境内的官方网站，却在很多与基督教有关的网站和论坛上进行过宣传，有大量“招贤纳士”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宣传教义和使命的视频。其中一些公众号已于近期停止更新，记者向其中一些公众号及其电子邮箱发出确认两名遇害人质相关消息的请求，至今未获答复。
按照维基百科上的解释，“回归耶路撒冷”是一个起源于上世纪20年代、短暂复兴于40年代、又在21世纪初被重新提出的理念。它的大意是说，作为中国教会的神定责任，“回归耶路撒冷”运动就是要沿着丝绸之路，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2003年以来，该运动最大的倡导者是一位自称为中国家庭教会领袖的人士 —— 刘振营（又称“云弟兄”、“天上人”），他的目标是派出10万名中国传教士，在古丝绸之路沿线的51个国家（多为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国家）传播福音。这项运动的传播工作主要由中国教会人士匿名进行，其成员不追求为自己宣传。
这个运动显然受到了一些欧美教会的支持，“回归耶路撒冷”这样的网站就是其中一例，网站不仅为这场运动进行宣传，也在网民和教友当中募捐。
“回归耶路撒冷”网站在美国和英国的联络站都没有回复记者发出的问询请求。不过，在其网站上刊登的一篇发表于一个月前的文章中，该网站在广州采访了一个被称为“无名”（No Name）的基督教组织的5个分支领导人，这些人透露，他们的信徒多达4百万到6百万，10年前就开始向也门派遣传教人员，现在已经向约旦、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等18个国家派出了274名传教士，其中一个分支组织就在巴基斯坦派有14人，而这些组织只占中国参与“回归耶路撒冷”运动的基督教组织的一部分。
中国教会内部的争议
无论是对“回归耶路撒冷”运动，还是对该运动的发起人刘振营，中国的基督教界都曾经产生过巨大的争议。
出生于河南南阳的刘振营曾因参与中国地下教会活动而入狱，1997年逃出中国，在德国汉堡申请了政治避难。他自称“中国家庭教会7000万信徒的发言人”，受到欧美一些基督教团体的欢迎，并在教会人士的帮助下，出版了《天上人》（The Heavenly Man）等几本自传性质的著作。
然而，刘振营在欧美的一些言行受到了包括广州著名牧师林献羔等中国家庭教会运动领袖级人物的抨击，批评他夸大自己在中国家庭教会的作用、作“虚假见证”、鼓吹不符合逻辑的“神迹”、在西方招摇撞骗获取钱财等。不过，在中国的基督教人士当中，相信刘振营的教徒也大有人在，即使在他已经逃离中国2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基督教网站上还不时有替他辩解或支持他的文章出现，更令人惊奇的是，一些关于他在欧美进行“见证分享”的视频至今仍出现在优酷、土豆等中国的视频网站里。
同样，对于“回归耶路撒冷”运动的争论也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化。支持的人士对其大唱赞歌，称之为“华人教会的普世责任”，是“神命定给华人的启示”；反对者指责这个运动是“邪灵驱动”，“高喊口号者大多数自己并不去学阿拉伯语言，而是鼓动别人去献身，他们想自己不动一个指头，把重担放在别人的肩上，还要落个领袖头羊的名号。这是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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