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神父，经过千辛万苦，深究中国文化，努力拼搏，终于将天主教种植于中华大地。可是，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对天主的救赎思想和神圣启示，在本能的排斥中从未间断。难道天主教信仰与中国文化果真水火不相容？抑或是天主教信仰压根就不适合中国人的思想？若是天主教信仰与中国文化果真不相容，那么，为什么在明朝加入教会的翰林院学士徐光启、杨庭筠、李之藻，却成为中国天主教的三大柱石呢？当时的天主教传教士将西方的先进文化、科学技术，毫无保留的传授给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贫民百姓。不仅如此，明朝天启二年（1622年），汤若望神父到中国传教，是明清之际著名传教士。在崇祯三年（1630年），汤若望成为徐光启的助手，帮助明朝政府制造出威力强大的红夷大炮来抵御满清的侵略。崇祯十七年(1644年)，多尔衮率清军打进北京城，汤若望上书请求保护。多尔衮早就耳闻汤若望是位天文学家，还精通火炮的制作。于是多尔衮对其予以特别的重视和优礼，他的教堂、三千卷书籍以及为明祟祯皇帝修订的《崇祯历书》刻版得到妥善安置。其后，汤若望几次入宫讲解历法，还献上了天文仪器和世界地图。因为汤若望曾帮助明朝制造红衣大炮对付清军，所以这期间不断有满族亲贵大臣进行阻挠。多尔衮不为所动，让坚持用大统历和回回历的钦天监官员，与汤若望共同对同年八月日食时间进行测定，并派大学士冯铨监督。大统历和回回历都出现偏差，只有“西洋新法”的测算历法结果丝毫不差。于是，汤若望制作的新历得以颁行施行，清廷将新历书命名时宪历。不久任汤若望接任钦天监监正。多尔衮十分尊重汤若望神父的意见，特别优待他不必每日朝见，并由内廷准备三餐。清廷制造红衣大炮，汤若望也做出了一定贡献。自此之后，清朝时期的历任钦天监监正大都由天主教教士担任。可是，中国天主教内部的“礼仪之争”，最终由康熙的御批“禁止可也”，作为教难的肇始和依据。雍正统治时期的残酷教难，给天主教造就了无以计数的殉道先烈。尤其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愚昧而蛮横地与民间匪徒沆瀣一气，杀戮手无寸铁的天主教信徒，焚烧作为劝人行善的宗教场所。杀人越货的匪徒反而成为获得政府青睐的“义和团”，开办学校使人脱去愚蒙，举办孤儿院照顾被父母抛弃的残婴的传教士，反而成为罪恶滔天的帝国主义走狗。若是外国传教士与因为都是外国人还能和帝国主义沾上边的话，那么，同为中国同胞的老弱妇孺，难道仅仅因为加入了天主教，就应该罪该万死吗？一场本来是因为清政府的锁国政策与帝国主义的霸权贸易不和谐的冲突，中国天主教徒成为替罪羊，这是极其不公正的历史灾难。最为不幸的是，这样的悲剧在神州大地不断地重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天主教徒再次遭到灭绝性的迫害和打击。外国传教士其实在五十年代就已经驱逐净尽，遭受苦难的同样都是中国基督徒。教堂被拆毁、教会财产被充公、教士被勒令还俗、被拘捕入狱、被执行枪决、解散修女院、解散修道院、信徒勒令背教等等，一切不堪入目之非人虐待达至极限。中国天主教的外在机构已经荡然无存。感谢好天主！天主通过血的洗礼考验了他自己的子民，“殉道者的鲜血是新教友的种子”，这句古老的格言在现代的中国再次给予应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放政策的实施，在教难中仅存的几位主教，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造属于教会的大厦。自凤翔教区周维道主教于1980年4月25日祝圣李镜峰主教开始，到2011年8月19日温州教区邵祝敏主教祝圣天水教区王若望主教为止，上百位主教获得祝圣，天主教在中国也算是恢复了元气。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曾经针对中国教会说过一句话，“天主教在中国不能永远成为地下教会！”虽然，因为在惨烈的教难期间，一些主教曾经妥协和软弱，在没有教宗的委任下举行或接受了主教职务，若望·保禄二世使用“非法可以使之合法”的策略，使得中国教会仍旧生活于普世教会的大家庭中。令人倍感困惑的是，仍有个别的主教与教宗处于抗衡和不共融中。尽管，教宗本笃十六世发表牧函，表明的教会的立场，而教会中仍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者，抱着地藏菩萨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的精神，与教廷分庭抗礼。以至于生活在中国的天主教会仍旧无法圆满地与普世教会达至有形可见的共融。只要祝圣主教的权利不能完全掌控在教会手中，天主教在中国的自由就是空中楼阁抑或纸上谈兵。若是说1980年中国政策还属于摸索阶段，中国主教秘密祝圣显示主教对国家政策还存有怀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么，2013年后的今天，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历程。中国社会发展一日千里，国家经济已经步入世界强国之林，各个方面都在强调与世界接轨，而天主教这个本属于世界性宗教，为什么就迟迟难以与世界接轨？教会合法而正当的主教人选，为什么还需要秘密祝圣才能保持与普世教会的圆满共融呢？作为罗马天主教的领导者，从若望二十三世、保禄六世、若望·保禄二世、本笃十六世，期间针对中国天主教不断地改变策略，希望天主教在中国能够正常地运作，并希冀永远生活在普世教会圆满的共融中。中国天主教徒又何尝不期盼能够生活在与普世教会的圆满共融中呢？为什么这项纯粹的宗教生活总是与毫不相干的政治议题纠缠在一起，而没有办法厘清其关系呢？难道中国天主教正常的信仰生活还需要再等三十年？难道秘密祝圣主教的模式需要传承延续到世界末日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