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新平论基督教“中国化”

作为主办方代表的卓新平提出了基督教“中国化”的概念，[2]在此次论坛中，被邀请的李向平、梁燕城、王晓朝等就基督教“中国化”的议题发表过不同看法。在会后形成的论文集《基督教与和谐社会建设》，在其序言中，卓教授再次强调了“中国化”的意义。[3]

二零一三年的“和谐社会建设”论坛，并非卓新平倡议基督教“中国化”的最早时间；更早一次，可追溯到二零一二年三月卅一日至四月一日，由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与社科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基督教‘中国化’研究”座谈会上。[4]

在此次研讨会中，除了牟钟鉴、陶飞亚、张志刚等发表的“中国化”言论外，卓新平的《基督教“中国化”探讨》一文，可说是他史无前例地有关此项研究议题的详细阐述。奇怪的是，这次发言内容并没有收入到《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第一辑学刊（二零一三年六月版）中，而是编辑到了他的《信仰探索：卓新平自选集》（二零一五年五月版）中。如果我们阅读这篇文章的观点立场，并与卓教授以往的研究作品对比，基督教在今日中国的存在状况与未来发展方向等议题，也就是说，针对基督教“中国化”议题的意义、历史、工作方向、困难与期望等，此篇论文表达得十分详细。

需说明的是，根据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七日发布于《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第七版的文章《基督教中国化的三要素》来看，“中国化”的内涵仍旧是《自选集》“中国化”文章的简略版本。《中国民族报》的编辑者说，此篇文章的发布是针对从二零一二年到二零一四年间，基督教界在多场“中国化”研讨会中涌现的问题的澄清，例如二零一三十一月九至十二日在福建武夷学院召开的“近现代基督教的中国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二零一四年八月五至六日在上海举行的“纪念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六十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同年十月下旬在浙江乐清柳市举行的“基督教中国化专题研讨会”等等。

除了以上几篇文章，他的“中国化”理念，还包括在与张志刚教授合写的《基督教中国化研究丛书》的《总序》和《绪言》中。本文试图就卓新平思想中的基督教“中国化”意义作出总结，若有表述不当之处，以卓教授作品为准。

二、基督教“中国化”的缘起

卓新平认为，历史地来看，截至目前基督教仍旧没有像佛教和伊斯兰教那样实现中国化，特别在基督教的快速宣教方面，近几十年，经常会给周围人群带来复杂的影响，更使宗教局官员们产生一种“不知所措、忧心忡忡”的感受，显然基督教的发展与对社会构成的负面影响若不加以疏通、引导，只靠打压的方式，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试图对这一困局的解决，就是让基督教怎样与当今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和谐共处的“中国化”问题。在这方面，与卓教授的观察相同，许多学界的专家早已有所关注了，像牟钟鉴、张志刚等学者指出的那样，基督教“一教独大”、“一教独霸”的快速发展是十分危险的，严重破坏了我国健康的宗教生态环境。[5]

“中国化”的缘起，一方面是由于基督教宣教热引起的不良社会反应；另一方面，基督教翻译和解释西方神学、《圣经》过程中，在不断推行西方的文化和政治型态；第三方面，在社会实践上，还和基督教在改革开放后，与西方教会团体甚至西方政府接触时，偏离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三自爱国”运动奠定的政治立场、出现的严重“开倒车”的现象有关，比如：基督教在香港“占中”事件中的表现，就是不与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配合的明显举动，是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暗中引导下走“西化”的道路，与社会主义社会产生了根本的矛盾。

三、基督教“中国化”阶段式发展

在《基督教“中国化”探讨》文章的第三部分，卓新平列出了基督教“中国化”发展的五个典型的历史阶段：景教所在的唐朝；也里可温教所在的元朝；耶稣会进驻的明末清初；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期；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

毫无疑问，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基督教宣教士所属支派的不同，“中国化”的每个阶段的特征是不尽相同的。不过，根据卓新平的分析，能够符合今天政界和学界所构想的“基督教中国化”内涵和标准的，只能从第四个阶段算起。

因为，一方面，在这一时期，所谓当今流行的“自治、自养、自传”概念已经浮现，尽管当时西方政治势力和西方传教士主导的传教事业尚且无法真正实现“三自”理想；另一方面，“三自”内涵之所以初步表露出来，要得益于一批中国教会的知识份子，他们才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实际推动者，像基督教的赵紫宸、吴雷川、王治心，天主教的马相伯[6]等。

这批基督教学者处在内与外、洋与中的政治与文化的纠结中，毅然选择了向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的靠拢。建国之后，总理周恩来支持并领导的爱国教会领袖们的“三自爱国”运动，就是从这一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也更相似我们当前期许的“中国化”形态。

对此，卓教授总结道，基督教“中国化”的内涵，不仅是一种教会自身的革新运动，更具有重要的“政治蕴含”；或者说，依据他的标准进行判断，第四个阶段的重要性是由于“三自爱国”运动真正具备了“政治内涵及意义”。 

四、基督教“中国化”的意义

要理解卓新平的“中国化”与本土化、本地化、在地化、本色化、处境化等概念的关系和区别，重要的是，前者突出了适应当前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的特征。在他看来，无论什么“化”，只要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中推行，就只有一个“中国化”。

中国化凸现的是“中国”的意义。他说：“基督教在中国寻求‘中国化’，实质上是要解决中国基督徒的身份认同问题，即中国基督徒理应做中国人、走中国道路的问题。”[7]

“中国化”是在中国社会中的推行和实践，着重的是三个层面的工作。他也考虑到这三个层面并不是完全封闭的，而是与国际大环境具有某种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所以，卓教授并没有把这个构想和实践只是局限在中国国内。

在今日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作为政治强国、经济强国，有责任也有能力参与全球事务，在这种交往中，我们绝不可以从国内简单地“孤立”基督教，否则国际环境会对我们造成很多不利因素，若是我们对基督教不加分辨的“照单全收”，也会给我们的社会激化出各式各样的矛盾来。

他提醒社会各界注意，基督教“中国化”的紧迫性、重要性必然会导致我们不得不伸出援手，帮助他们实现“中国化”。他更要求政界和学界，无论前面出现多少困难，都必须努力消解基督教在社会文化中引起的张力。因此，我们的这种积极作为，无论对社会文化，还是对基督教自身而言，都是十分有益的。对基督教而言，中国化的发展，是其在社会上得以“正常生存及发展的底线要求，也是基督教对中国社会文化所表示的友好、融入态度”。[8]基督教自身一定要深刻地意识到。

五、基督教“中国化”的目标

在《基督教中国化的三要素》文章中，实际上说明的是工作方向或工作目标，即“对中国政治的认同、对中国社会的适应、对中国文化的表达”。

１）政治层面：基督教要认同现行的政治体制。坚持五十年代的“三自爱国”精神，它不仅是教会内在的宗教革新运动，也是一场政治运动，是响应政府的英明领导，不与境外敌对势力勾结，不推行“西方的政治理念和文化价值”。例如在香港的“占中”事件中，有基督教领袖参与推行西方的一套政治体制，却不接受中国人大与中央政府的决策，这就不是“中国化”的行为。此种作为是非常危险的，是政治立场的不坚定，有意破坏社会的和谐发展。基督教“洋教”的帽子无法摘掉，也就非常清楚了。基督教在政治立场上“中国化”了，自然而然，“我们的政治”才会包容、认可基督教在社会上的存在。

２）社会层面：基督教要学会“积极适应中国现行社会体制、法治管理、社区结构、社团形式。”主动地融入到社会各个层面中，而不是把自己作为在中国的一块“飞地”、一座“隔都”。

３）文化层面：基督教的文化表达，其根源不是西方的，而是“东方的犹太文化”。从历史看来，基督教在各地宣教过程中，始终具有“文化适应、入乡随俗”的优良传统；在中国社会中，就应该继承并发扬这种传统。基督教完全能够结合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理论思想体系，采用中国的思想文化表达自身、体现出中国的文化色彩。这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必由之路，绝不能仅是介绍、解释西方的神学作品，搞西化宣传。

卓新平在《基督教“中国化”探讨》文章的第五部分，对工作方向已经做了几个方面的介绍。除了上面“三个要素”体现出的认知层面和国内层面外，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国际层面”。

在国际上，则包含着与西方政界、学界以及教界的相互交流，目的是为让中国政府拥有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为国外学界带去好的印象，在国际上争取更多的支持，减少其负面的影响，也可以让国际教会听到中国教会的声音、成为一个中国对外宣传的重要视窗。

同样是有关国际层面，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处境》一书的《余论》部分也有简短的描述：基督教的“中国化”，并不是一个在国内封闭的任务，而是十分有助中国政府的外部交往。这就是中国化的基督教能够“同时鼓励、参与中国走向世界、海纳百川”。“鼓励、参与中国走向世界”，指的当然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与传统文化的大外宣战略。因为“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基督教作为占全球人数廿三亿的第一大宗教，面对各国政要多数是基督徒的事实，中国的基督教是能够扮演出积极角色的。

若从相反的方向思考卓新平的“中国化”目标，基督教在中国的社会文化中必须学会积极的适应和积极的作为，绝不允许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制造任何的麻烦和障碍。然而，他也叮嘱我们，基督教界不要过于多虑和敏感，因为以全球化眼光来看，基督教在其他国家已出现过“地域化”、“本色化”，中国的基督教应当对“中国化”表现出积极乐观的态度。

六、基督教“中国化”的推动者

《基督教中国化的三要素》文章，在总结了以往几次基督教内部研讨会反应出的意见和疑问后，指出基督教自身的神学反思和教牧实践是主体，外界（政界和学界）的参与不能“越俎代庖”。这是一种主次分明的有机结合。

可是从卓教授前期的文章观看，他又主张基督教“中国化”的推动者，不仅是基督教内部人士的工作，却是包含了政界和学界在内的三类群体的共同研究、共同努力。这一点是在分析基督教中国化的第五个历史阶段——即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时间的变化时，坦诚指示出来的；与前一阶段——即鸦片战争及随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被殖民时期相比，最近三十多年尽管在意识上具备了从“社会政治层面入手”的正确方向，具体工作中却没有突出的贡献。这才是不容乐观的事实。因此基督教“中国化”具体工作的落实，要从两个方面插手：一是神学理论体系的建设，要求传统思想文化与政治并重；二是要回应各种关系，包括对内对外、对政界学界的交往。

从三十年来的经验出发，他总结出了三类推动者的必要性——政界、教界、学界。他们共同担负“中国化”的使命，并不是卓教授一个人的看法，至少在学界，似乎已有一部分人认同了。[9]

在进一步的分析中，他主要是从社会及政治形势的角度作出考虑的，为了改变从“鸦片战争”以来整个社会上将基督教视为“洋教”、“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等负面形象、也为了消除基督教界对自身发展和神学建设的不自信，稳妥地走“中国化”道路……面临的种种困难已经不是教界能够独自应付的了，政界和学界的支持是非常必要的，即帮助基督教摘掉头上的“洋教”帽子，指明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坚定基督徒的本国信念。

政界，依据《基督教中国化的三要素》的观点，自然是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宗教事务局，他们会支援、包容、认可我们的“中国化”工作；学界的参与，可以对中国化的历史作出梳理、反思，“并从中总结出经验，获得一些重要启迪，才会使我们有勇气、有信心去促进基督教的‘中国化’…… ”。[10] 

七、当今中国的政教关系

一般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政教关系主要存在着三种模式：政教合一、政教协约、政教分离。

卓新平在《当代中国宗教之思》文章中，当分析中国历史过程中的政教关系时，意识到中国一直属于“政主教从”的模式，这是中国两千年来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之处，而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和谐主要是在这种模式下由政府引导促成的。

卓教授指出，从古至今，中国的现实一直是政治为主、宗教为辅的，从来没有出现过宗教压倒政治、引领政治的局面。依据现代社会的共识，选择“政教分离”的模式、采取“依法治教”的法制政治，是比较合理的型态；但是，他强调，要从“政主教从”转变为“依法治教”还是需要更长的一段时间，在短期内是无法在中国实现的。

根据卓教授的这种分析，显然他为基督教的领袖及基督徒们指明了，当前我国的宗教存在状态，依然属于从以往历史经验延续下来的“政主教从”的模式。[11]

另外，在《基督教中国化的要素》的基督教“政治定位”部分，他同样延续了这种看法。在对这种“政主教从”的政教关系的认识上，卓新平与北京大学张志刚教授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而且张教授更倡导一种“中国宗教关系积极引导论”，以处理各宗教势力酝酿出的各类矛盾。[12] 

八、困难与希望

在《基督教“中国化”探讨》文章的第六部分，作者谈到了“中国化”面临的困难，即怎样解决基督教与“社会主流的核心价值观”融合的难题，怎样解决不同教派的复杂性及其在社会中的张力的难题，怎样解决那些关注中国化议题的人可能对基督教造成不良影响的难题……总之，中国学界是不会任由疑难或暗流“无序而动”的。

卓教授的用语虽然十分委婉——“社会主流的核心价值观”，会令人若有所思地去努力寻找一番，但是接下来，“意识形态领域”术语的出现，标明了马列主义的执政党即是“社会主流的核心价值观”的代表，再接下来的分析，作者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融合步骤和预期的目标，仅从学术自由的角度，强调留待以后继续讨论，比如基督教坚持的“普世宗教”与马克思主义真理和中国文化“大同”理想并重的关系，等等。无论怎样，看似困难重重，对基督教的存在发展而言，则是一个势在必行、不容选择的立场问题。直到〈基督教中国化的要素〉文章的发表，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融合难题，也就不言自明了；在基督教“政治定位”中，佛教“中国化”的选择是中国基督教“中国化”的前车之鉴，不存在愿意或不愿意的情感问题，而是一条必须奔走的康庄大路。

在基督教的“教义神学”领域，卓新平似乎修改了以往持守的论点，指出基督教的神学不仅是教会之思，非教会的因素同样可以参与其中的，例如：基督教神学术语的选用已超出了教会界限。着眼于当今时代的变迁，二十多年来，基督教神学依然无法应对社会变革，学界要有足够的信心加强基督教“中国化”的研究，以促进中国的和谐与世界的和平。 

九、简短评述

卓新平的基督教“中国化”概念，其实还可以追溯到二零零九年对赵士林、段琦主编的《基督教在中国——处境化的智慧》一书的评论中，虽然“中国化”词语仅出现了两次，不过类似地将基督教“在中国”转变为“中国的”基督教的描述反复出现过三次。

基督教的“中国化”就是要成为“中国的”基督教，二者的意义是一致的。相对于天主教的本地化、本土化，基督教的本色化、处境化，卓教授的“中国化”理念更带有现代中国与现代政治的特征，在未来的基督宗教学术研讨中，有替代上述四个教会术语的发展趋势。

卓新平的“中国化”概念和理论构思，已有数年的来历，要远远早于习近平同志今年五月十八至二十日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若是探察其概念与内容的出处，似乎与基督教“中国化”之第四个阶段的基督教领袖们有关，如韦卓民（1888-1976）、赵紫宸（1888-1979）、陈泽民（1917-）等都曾提及过这个概念。

可是与“本色化”一词使用的频率相比，在当时，“中国化”并不是一个流行的术语。我们通过卓新平多次以佛教入华后做出变通的史实举证，似乎与佛教的“中国化”意义更为密切；在此方面，北京大学方立天教授（1933-2014）已经写过多篇佛教中国化的论文，对佛教从印度传来后逐渐与国家政治、儒教伦理、世俗礼制等产生的融合，最终开发出异于发源地佛教印度的中国“禅宗”等有着系统的论述。[13]十分值得我们关注。

参考作品

1.卓新平：《基督教“中国化”探讨》，载《信仰探索：卓新平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二零一五年五月。

2.卓新平：《当代中国宗教之思》，载同上。

3.卓新平：《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处境：余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二零一三年七月。

4.卓新平、张志刚：《基督教中国化研究丛书：绪言》，载同上。

5.卓新平：《基督教中国化的三要素》，载《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第七版，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七日。

6.卓新平：〈“中国化”：基督教在华更新的必由之路〉，载《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第六版，二零一四年八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