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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圣彼得广场上，有人在教皇方济各身畔挥舞着中国国旗。中国是一个要求天主教徒接受政府监管的国家。
Angelo Carconi/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北京——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表达了对中华文化的钦慕。他还接见了一个来自中国的代表团，收到了与基督教有关的一块古老石碑的丝绢拓本。上个月又和一名中国主教在圣彼得广场(St. Peter’s Square)合了影。
眼下，他似乎正在考虑意义更为重大的行动：与中共领导人达成重要的妥协，弥合历时数十年的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在中国的好几代天主教信奉者中间制造了隔阂，并让教皇难以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公开行使权力。
梵蒂冈称，对话仍在继续，达成协议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过，方济各似乎下定决心要与北京和解，这让一些人颇为不安，他们担心他也许会对强硬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做出太多让步。
“大多数人一致认为，双方必须对话，”北方省份河北的一名神父说。该省有很多拒绝接受政府监管的“地下”天主教徒。
“但风险在于：如果教皇操之过急，地下神父会觉得教会将失去自主权，”这位要求匿名的神父说。“一些人已经作出了巨大牺牲，他们担心自己的牺牲将无法得到认可。”
共产党于1949年掌权后曾把天主教传教士斥之为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工具并加以驱逐，而且一直要求天主教徒加入受到国家监管的“爱国”教会。但在中国的大约900万至1200万名天主教徒中，有三分之一甚至更多人加入的是地下教会，他们忠于教皇，抗拒政府的控制，有时会遭到迫害和监禁。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14年，北京，在得到政府批准的西什库天主堂打出官方标语。关于主教任命权一直是让教廷和北京方面无法达成一致的最难以协调的争议点之一。
梵蒂冈一直梦想着重返中国，让地下教会走出阴影，并弥合中国天主教徒之间的裂痕。在方济各任内，与北京的和解谈判势头良好。
“我们需要耐心，很多耐心，”教廷国务卿伯多禄·帕罗林枢机(Cardinal Pietro Parolin)于本月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告诉记者。他一直负责督导与中国的会谈。
密切关注相关会谈的人士说，尽管人们的期望与日俱增，但鉴于中国政府对外国及宗教方面的不良影响抱有深深的疑虑，那些总是提防政府干预其信仰的中国天主教徒又心怀忌惮，目前仍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双方尚未就一些棘手的议题达成一致，”比利时南怀仁研究中心(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代理主任、致力于中国天主教问题研究的神父韩德力(Rev. Jeroom Heyndrickx)说。
争议的核心在于任命新主教的权力以及中国现有主教的命运。对天主教会而言，主教是使徒的神圣继任者，应由教皇任命。但中国一直极力要求把任命权控制在自己手中，并宣称如果不这样就等于干涉其内政。
大多数主教得到了梵蒂冈和中国当局双方面的认可，但在受到政府支持的教会里，有若干名主教被开除了教籍，并在未经教皇许可的情况下开展工作，其中一些人据传打破了保持禁欲的誓言，还养育了子女。
此外，地下主教的人数超过了两打，他们中的很多人遭到了政府的怀疑，据信还有几个人目前身陷囹圄。
Wang Zao/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去年，北京教区主教李山在圣诞节子夜弥撒上。
不论达成何种协议，都必须决定如何对待这两个群体。“一些人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承受苦难，并被关进监狱。梵蒂冈不能让世人觉得它在出卖这些人，”一名坦率地谈及秘密会谈，但要求匿名的梵蒂冈官员说。
方济各对中国充满热情，这一点几乎毋庸置疑。
2014年，他在经中国领空飞往韩国期间向习近平主席致以了问候。此外，他和来自苏州的主教徐宏根在圣彼得广场的会面，被称为自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胜利以来，教皇与来自中国大陆的主教的首次会面。
“对我而言，中国一向是一个只要说起伟大就会想到的地方，”现年79岁的教皇于1月份告诉一名意大利记者。
习近平曾多次警告称，宗教正被用作破坏共产党的统治的工具，他领导的政府下令拆除了华东许多新教教堂的十字架，并实施了新的宗教管控举措。
不过，由一名与习近平有着长期关联的官员运营的一个环境基金会，于9月份参加了梵蒂冈的一个会议，并向教皇奉上了一份极具象征意义的礼物：一块记载着将近1400年前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情况的古老石碑的丝绢拓本。
对中国政府来说，达成和解的一个好处或许会是：梵蒂冈最终决定与北京方面建交，并斩断与台湾的正式关系。中国认为实行自治的台湾岛是其领土的一部分。
目前的状况是，大多数主教在接受由政府控制的教会的任命之前，会悄悄得到教皇的首肯，或者在事后寻求并得到教皇的谅解和认可。但北京有时候会在任命主教时拂逆梵蒂冈的意愿。今年8月，香港教区枢机主教汤汉(Cardinal John Tong)在一封牧函中披露，“中国政府目前愿意”就这一问题“与圣座达成谅解”。但他也承认，部分地下教会成员及其支持者抱有疑虑。
“他们质疑教廷官员或教宗本人违反教会的原则，”他这样写道，随后又向教友们保证，方济各“不会接纳有损普世教会的信仰完整的协议”。
在毛泽东治下，曾有数以百计的地下天主教神职人员被监禁。但现如今，“地下”这个词的使用常常不太恰当，因为许多未注册的教会都是公开运营的，当地官员则会在保持警惕的同时容忍它们。不过，地下神职人员还是有可能遭到骚扰和拘禁，尤其是在他们对加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要求予以抵制的时候。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北京，一家得到政府认可的教堂内的忏悔室。
2012年，上海教区辅理主教马达钦在他的祝圣礼上谴责了爱国会，随后便消失了，似乎处于被软禁状态。后来，以他的名义发表的一份博客声明公开认错，并赞扬爱国会“无可取代”。
一年前，中国西北地区的地下神父蔚和平被发现死在一条河里。警方说他是跳河自杀的，但支持者称难以想象他会自杀，怀疑其死于他杀。“中国正跟梵蒂冈谈判，但政治环境越来越严峻，”致力于中国基督教问题研究的台湾教授梁洁芬修女说。
对方济各的方针持支持态度的人士认为，如果不能达成妥协，中国的教会将面临进一步分裂的危险。他们说，对中国某些教区的相互排斥的领导权宣示，以及另外一些教区中主教的缺位，已经让许多神父和教友处于孤立或相互争斗的状态。香港圣神研究中心(Holy Spirit Study Center)的执行秘书林瑞琪(Anthony S. K. Lam)说，在中国，没有主教的教区多达70个。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主教要得到教皇的认可才能走马上任——或许只有少数上了年纪的人不太认同这一点”，华中省份河南的一名神父李建林说。他所在的教会是在政府那里登记注册过的。“必须得到双方的认可，但方法还有待研究。”
各方对这个问题看法不一。香港教区言辞坦率的退休枢机主教陈日君在8月份撰文称方济各太过急于和北京达成协议，并指出“目前看来一项难以被世人接受的协议有可能出炉”。
以往不是没有教皇和由共产党领导的政府达成妥协的先例。梵蒂冈与越南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达成的一项协议，实际上让后者拥有了否决主教任命的权力。
香港教区的汤汉枢机主教在牧函中提到了越南模式，似乎还建议方济各可以基于当地主教团推荐的人选来做出任命。但他指出，一个具有合法性的主教团必须纳入中国的地下主教，并剔除虽然得到政府支持，但却不被教皇认可的主教。
“候选人将由当地教会选定，但不会是受到当局厌弃的人士，”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 of the Sacred Heart)中国天主教问题研究专家竺易安(Elisa Maria Giunipero)说。“教皇将有最终决定权。”
今年8月，中国负责宗教事务的最高级别官员在主要党报《人民日报》上发文称，受到政府支持的教会必须继续“自选自圣主教”，并“牢牢掌握中国天主教的领导权”。
本月，一名在中国西北部城市长治被祝圣的主教，得到了教廷和中国当局的双重认可。
方济各说他不会心急。
“我们正慢慢商讨此事，但慢工总会出细活，”他于上月被问及会谈进展时这样告诉记者。“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储百亮@ChuBailiang。
Jim Yardley和Gaia Pianigiani自罗马对本文有报道贡献。Adam Wu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