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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宗教政策重要组织应在年底召开会议。还将有三位圣座和中国政府批准的主教
延期一年多之后，如果不出意外，第九届中国天主教代表大会预计将于二O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举行。《梵蒂冈内部通讯》驻北京通讯员介绍了这一消息。而十一月三十日，两位圣座和北京宗教政策管理部门都批准很长时间的两位主教祝圣仪式分别举行：即陕西省安康教区的王晓勋、四川省成都教区的唐远阁。明天十二月二日，西昌教区的候任主教雷家培晋牧仪式将举行。成都教区主教祝圣仪式上，二O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未经教宗批准的乐山非法主教雷世银参礼。圣座曾于他的祝圣仪式后正式发表声明，宣布雷世银以及那段时间里另外两名非法祝圣的主教予以自科绝罚。据悉，雷世银可能还会参加十二月二日的西昌教区主教祝圣仪式。
连日来的晋牧仪式充分揭示了中国天主教会现阶段的矛盾重重。一方面是近年来圣座和中国政府批准的主教越来越多。而天亚社日前援引匿名“消息来源”称，十一月，圣座和中国代表就关键问题进行了新一轮双边对话，上述问题也是几十年来冲突、蛮横和误解的中心，首先是主教的选举和祝圣。同时，雷世银参加与公开表示与圣座完全共融主教的祝圣仪式给许多中国天主教友造成了良心混乱、验证了对中国谈判代表可靠性的质疑；以及一旦开启宽恕的历程、使其非法祝圣合法化的过程，主教本身的诚信度也令人质疑。
预计年底即将召开的九大将成为试金石，以检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圣座关系“新历程”的实质性。
此类会议代表了中共当局对天主教会实施宗教政策的最高机构。在政府管理部门登记的各教区代表每五年定期召开会议，分配官方监督中国教会生活机构内的职务，爱国会和（圣座不承认的、只接受政府承认的中国主教，无论合法或是非法的）中国主教团包括在内。
为了更好地理解年底大会，应全面审视此前的会议。二O一O年十二月六日至八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第八届天主教代表大会，正式标志着中国政府机关和中国天主教会之间关系从充满希望过渡到灾难性阶段。教宗本笃十六世二OO七年发表致中国天主教徒的信后到二OO九年的这段时间里，中国政府和圣座代表（由当时的圣座对各国关系事务部副部长帕罗林蒙席亲自负责，也就是今天的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开始就主教选举问题展开对话。仅二O一O年四月至十一月期间，中国祝圣了十位圣座和北京都批准了的主教。但后来，情况急转直下。二OO九年，帕罗林被任命为圣座驻委内瑞拉大使，被教宗本笃十六世祝圣为总主教，然后离开罗马开始了新的使命。二O一O年三月二十五日八大召开前，梵蒂冈的中国教会问题委员会——那期间成立的咨询机构，由梵蒂冈官员还有来自香港的“专家们”组成——在年度会议结束时发表文告，内容包括了邀请中国主教们避免“做出违背与——任命他们为牧人的——教宗共融的行为（例如，举行圣事、祝圣主教、参加会议）；以至于在各自的教会团体内造成困难，有时是焦虑”。以后的几个星期里，三名教宗批准、政府承认的中国主教向天亚社表示，梵蒂冈委员会所表达的意愿把他们置于“困境”。他们还指出参与非法祝圣的严重性不能与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相提并论。因为天主教代表大会是政府召集的，“与教会精神没有任何关系”。
出席二O一O年十二月会议的四十五位与会主教以及其他代表许多是迫不得已，有人甚至被施暴。第二天，圣座发表声明表示对发生的一切以及中国政府坚持“干涉天主教会内部生活”感到“十分痛心”。此前的十一月二十日，承德教区的郭金才未经圣座批准非法祝圣为主教。这是自二OOO年以来第一次未经伯多禄继承人批准的非法祝圣。二O一一年六月至七月，中国又有三名未经教宗批准的非法祝圣，雷世银便是其中之一。
此前，若望·保禄二世时代，梵蒂冈从没有公开警告天主教会主教不要参加中国天主教代表大会。以半官方行事方式给与罗马共融的主教们指示和建议，让他们在那种处境下尽可能地捍卫天主教会的本性以防理论被篡改、实际行动受到国家宗教政策的影响。例如一九九八年一月的中国天主教代表大会，与会的主教们在西安的李笃安主教（二OO六年安息主怀）鼓励下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要求由主教团真正领导教会的生活、降低爱国会的直接干预。
如果从现在到十二月，圣座没有公开要求主教们不要参加大会，那么这一选择将是延续以往的做法，除二O一O年的例外。今天，和当时一样，教宗的合作者们深知这一机构没有任何教会的合法性。但近期的历史也表明，向中国主教们施压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恰恰是他们，因着圣座的信任，蒙召用他们自己的行动去保障大会工作中不出现违背教会圣事本性以及重要纪律的规定。
显而易见，如果中国官员们——象二O一O年那样——在第九届全国天主教大会期间施加压力、采取强制性措施，那么将与北京在“改善与梵蒂冈关系”问题上正式打出的“诚信”旗帜不符。也是为此，本届大会的处理方式以及可能出现的事态发展将是十分重要的检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