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去年八月四日一篇《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的共融合一》文章引起各方注意之后，香港教区汤汉枢机于二月九日再就中梵协商之议题发表《从教会学角度展望中梵交谈》。此文不论就内容性质或分析角度，对中国教会的未来发展非常重要。其内容一方面明白地指出当前中梵协商的重点和问题所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教廷的立场与期待。该文以精简的文字，清楚解析相关问题，故将成为日后中梵关系的一份重要参考文件。在此，笔者就该文所提之重点加以分析并研判。
《交谈》文章一经公布引发许多议论和臆测，最引起媒体关注的不外是主教任命与中梵建交。虽然汤枢机称中梵「双方经过多轮交谈，已有初步成果，可望就主教任命的方式达成协议」，许多媒体纷纷就此报道，渲染地称中国将与教廷建交，事实上，这是极为错误的说法。越南已与教廷就主教任命方式达成协议，但双方并未建交，此为明例。教廷与某国政府就某些问题达成协议，与建交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汤枢机提出目前协商须处理三大问题：一．「爱国会」问题；二．如何处理违反教会法的七名「自选自圣」主教；三．如何促使中国政府承认三十多位地下主教。
以他的看法，只要教宗在选圣中国主教的过程中仍扮演决定性角色，「爱国会」将成为只具有「严格按照字面意义理解的爱国会」，也就是不再具有推选主教之权的机构，并建议将其转化专注于社会服务事业。如此一来，主教任命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至于非法主教和地下主教的承认问题，完全仰赖双方基于互信原则之谈判，由教廷决定是否接纳宽宥非法主教，且如果中国政府也接受地下主教往后可公开活动的话。自此，中国主教团就可望完全合一共融，教廷将予以承认，并纳入普世教会中。
汤枢机指出天主教会的本质和中国其他宗教有所不同，不可相提并论，是以中国政府与教廷谈判时，可加以个别处理。大致而言，此说无误。但处理主教任命时，应分两层面探讨，第一类是上述特别的个案、已任职之主教（注：这里是指已获教廷委任但还未走选举程序，再加上祝圣的／或已秘密祝圣，只等待官方同意就职的公开教会候任主教；据媒体之前报道约有二十人），另一类是往后将选出主教的方式。目前主教产生的方式均透过「爱国会」，是以，「爱国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虽然教廷和汤枢机均表明此轮协商主要是针对主教任命之问题，但究其实，此问题核心在于爱国会的职权与角色是否将因此调整为仅具消极性之功能，以及爱国会背后那个最后决策者──中国政府是否将放松官方政策，意即中共是否可放弃「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及「自选自圣主教」。
该文之重点在于第一类的主教，欲彻底解决主教任命问题，则仍需针对爱国会的职权与角色做一改革。然而，爱国会的成员为宗教局指派，职责也不只限于选举主教，尚有主导推动教务等工作。倘若政府松绑天主教爱国会，高压控制其他宗教的政策依旧不变，中共的宗教政策也因此失衡，恐怕将引发其他宗教人士之不满，这也就是为何出现所谓中国政府需大幅全盘调整宗教政策之说法。
另外，解决地下主教之问题较为复杂，决定因素在于政府须背书不对地下教会成员秋后算帐。
如果三十多位地下主教获政府承认后，其背后所带领的地下信徒团体势必面临是否随其主教公开身分之抉择。一旦爱国会的职权与角色均无变动，可预料的是将会有许多信徒不愿加入爱国会，活动依旧停留在非公开，不愿与官方教会共融，往后也可能再出现地下主教，这不啻是历史重演。
除非是中国政府对爱国会有所改革，使其功能不再排挤教会法所规定对教宗与地方主教应有之权，否则就算这些地下主教获政府承认，亦只是暂时妥协下之协议，并无多大意义；同时，也将连带引发更多问题。
由此观之，整个问题解决之道仍回到源头，也就是吾人需观察中共对天主教会或基督宗教之态度是否有所变化或放松。观察此一迹象的指标，就在于爱国会角色与职权之调整与「自选自圣」主教之政策是否有动摇。
汤枢机一文中，强调的中梵达成之协议将成往后中国政府、教廷和中国教会三方面互动与互信之基础。以目前局势看来，中梵协议应是就第一类主教为对象，因为是当前急迫解决之问题。
一旦解决「爱国会」的问题，讨论往后主教产生之方式才有意义。但从局势的演变观之，中梵双方对主教任命问题所达成的新协议，其内容可能针对特定现有的主教所做之决定；以长时间而言，中共方面能否遵守协议将是一问题，中国各地教会情况繁杂，双方为此出现冲突，应是无法避免之事。
无论如何，诚如汤枢机所言，中梵协商对今日中国教会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为了使教会和信徒享有「必要的自由」，成为一个虽不完美，却是真正的教会，现阶段所达成的协议虽无法完全解决现有问题，应可使大陆信徒享有较好的信仰生活，保留了日后在希望中争取「全部的自由」之机会。中共愿意坐下来与教廷协商这一事件本身，就已代表了中国政府的想法有了些许转变，但仍需一些时间等待发酵与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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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陈聪铭，比利时南怀仁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