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香港教区主教：“教会本质与教会在中国应该是完全的中国化之间没有任何原则上的不相容。而且相反。我很高兴看到圣座与中国之间取得的成果正在成熟起来，重新开启对话”
中国的宗教活动应该是“中国的”。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的作用”；敦促他们“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去年五月在统战部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提到的几点。
这些话被视为是迄今以来习近平就中国宗教问题做出的最重要的阐述。随后，习近平再也没有在公开讲话中涉及这一问题；原定于二O一五年底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问题大会也推迟了。此类会议主要全面审议评估宗教团体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融合情况。
国家主席对宗教团体必要的“中国化”的助长充分表明了中国领导人对西藏独立和面临吉哈德势力渗透危险的新疆维吾尔族疆独的严重担忧。但显然，也涉及到了中国的天主教会。有人认为此举是重申国家将进一步加强对不同宗教团体内部活动的控制。但香港教区主教汤汉枢机似乎对这种先入为主的危言耸听并不赞同。
尊敬的枢机，中国的天主教会应该——也能够——“中国化”，或者这种前景意味着一种危险？
中国天主教会在中国社会的融合，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总是以不同的新形式出现而已。不是一个可以用“是或者不是”来说的问题；更不是要决定这件事应不应该做。其本身而言是没有问题的，真正的问题而是“怎样”做、需要找到什么样的道路来实现这一进程。
有人说此类方式可能招致教会本性问题的混乱，为屈从于政府的宗教政策提供了又一个工具。
“教会本质与教会在中国应该是完全的中国化之间没有任何原则上的不相容。而且相反。我们可以在基督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价值观之间感受到一种似曾相识和自然而然的共鸣。与中国文化所发生的同其它文化一样：基督信仰赞赏、拥抱一切符合人类理想，在各种文化中可以找到、想象或者建设的。这就构成了一种亲和力、与所有人合作的开放态度。
中国政府也一样？
当然。如果政府有帮助人实现人类积极愿望的任务，那么敌视教会也就是不可能的，教会只是想为人民服务，为此而与其本质是有关的。
那么又怎么解释中国基督徒的所有灾难、所有尚待解决的问题?
如果我们看一看近三十年来所经历的不同历史事件，一直缺乏足够的沟通以及对教会性质的正确理解。因此，许多人，包括很有影响的人继续将教会视为“外国的东西、陌生的”；中国社会的“不和谐因素”。由此，对教会人士的虐待也继续了。但这一阶段已经成为过去了。
您看到了哪些迹象，可以见证并推动了这一阶段已经成为过去呢？
民众中，成为基督徒的人增加了。他们看到成为基督徒还有助于追随中国人所渴望的价值观。此外，我还听说中国和圣座正在通过代表团进行对话。没有无法跨越和填充的沟壑。我很高兴看到圣座与中国之间取得的成果正在成熟起来，重新开启对话。
要深入研究这一对话，您认为有哪些先决条件吗？
真正的对话，就像这一对胡，需要共同坐下来、面对面地、平静地、不被急躁或者将自己的立场强加于对方的算计所限制。如果中间有这样一座偏见和不信任的大山，那就真的无法对话。需要表达自己的意见、认真聆听他人的意见、努力理解对方的忧虑，从而共同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为什么大可不必对中国天主教会必要的“中国化”说法感到惊慌呢？
本地化一直是引导天主教会的准则。因为天主教会不是为自己存在的，而是为他人存在。教会从耶稣那里领受了与世界各族人民和各种文化相遇的使命。为此，也就没有任何要维护的个人利益。
教会的使命并不是为了向民众施压、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文化，而是支持各族人民出色地追随和实现自身的积极价值。这是每一个地方教会的首要目标。所以，在中国，教会不仅“可以”中国化，就某种意义而言“应该”这样做。而且，为了完成其宣讲的使命，“中国化”几乎是必不可少的。
但这一进程是怎样实现的？有什么需要恪守的“规矩”、需要遵守的时间表吗？
“中国化”，就像教会的每一个“地方化”，是一个组织的过程。逐渐地发展形成、需要时间。为此，要避免强迫、抽象的不由自主的行动、强制。为了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人为地促成“地方化”计划，是违背其正常发展动态的，也类似于历史和文化中那些持久的进程。如果没有这种耐心，甚至无法获得任何真正的结果。每一种“地方化”都是每一个地方教会发展的体制过程的组成部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用作让违背福音的内容进入教会的借口。
那么，什么人要以某种方式领导教会这一“中国话”进程呢？谁指明道路，教授？神学家？主教？
正如我说过的，在中国，教会的“中国化”是教会本质的组成部分、是教会“为他人存在”的本质。一切都是。所有人都参与、所有人都能为此作出贡献。显然，学者们也同样。但这不是绝对或者主要是涉及知识领域的过程。它不仅只涉及教义和神学的表达，还是而且我想说首先是实践教会的信仰。
这一进程也可以在中国社会中产生影响、引起反思吗？
全体中国天主教徒不仅是基督徒，还是中国人。他们是中国社会的组成部分。为此，在这一时期，帮助中国社会和中国兄弟姐妹们在他们的社会中发展价值观是好的；继续那个“中国梦”。为中国人民而生，同时也促成本身是中国文化组成部分的友爱精神，这在中国意味着以具体的方式善度基督徒爱近人的精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