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49年两岸分治以来，两岸各自为寻求政权获得国际社会承认，在外交领域展开了激烈竞争，包括争夺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席次以及邦交国的数目上，呈现双方互不相让的零和状态。
2016年，台湾第三次政党轮替后，迄今台湾仅存的20个邦交国之中，位于欧洲的唯一邦交国，同时也极具宗教影响力的天主教国家梵蒂冈（教廷），近期传出了有可能克服与对岸正式建交的最大障碍，即达成「主教任命协议」。一旦如此，台湾将失去现存最有影响力的邦交国，且鉴于梵蒂冈对中南美洲天主教邦交国的影响，台湾恐面临民进党再次上台执政以来对外关系的「地动山摇」。
当前两岸关系陷入僵局，且对岸持续封杀民进党政府的国际空间背景下，倘若梵蒂冈弃台湾而与大陆建交，一些人难免会认为此举是针对台湾。然而历数中梵在1951年断交的事实和近年来中梵走近，不难看出，中梵关系最主要的障碍是宗教因素，更精确地说，在于主教任命权，只不过客观后果会严重影响到台湾。
台湾并非中梵关系最大障碍
不少人会以为，由于台湾与梵蒂冈具有邦交关系，所以中梵关系的最大障碍，应会是台湾因素。其实并不然，梵蒂冈最早并不是在台湾设立使馆，而是在对岸。1942年梵蒂冈就与当时的国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于1946年设立驻华公使馆。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后，梵蒂冈驻华使馆非但未跟随撤离，反而继续留在对岸活动。
随着共产党政权逐渐站稳了脚跟，其与梵蒂冈之间的宗教矛盾便不断加深，甚至为了压制天主教活动，而不惜动用政治力量，并驱逐时任梵蒂冈驻华公使黎培理（Cardinal A. Riberi），导致1951年梵蒂冈与对岸断绝关系，次年转而在台北设置教廷驻华公使馆，并于1959年升格为大使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
中梵之间的矛盾，大致包含三个因素。首先，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历来注重政治权利居于绝对主导位置，警惕包括宗教在内任何力量的威胁。这也是为何佛教传入中国并发展壮大后，不少帝王采取压制，乃至排佛、灭佛措施。中共对此更是容易敏感。晚清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长期遭受西方殖民国家的欺凌，纷乱不止，所以中共好不容易摆脱列强欺凌建立完整主权后，对于包括宗教在内的境外力量尤其敏感。
其次，梵蒂冈天主教会内的「圣统制」，即由教会推选人选、教廷祝圣任命主教，宣称超越世俗国家之上，建立起一种有别于效忠国家政权的另类忠诚，这在欧洲中世纪曾造就教会独裁，甚至凌驾于世俗王权之上，引起王权更迭。对于历来主张「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共而言，自然不能接受为数甚广的民众效忠他国宗教领袖。宗教政策一直被中共归在统战工作的一环，关键在于拥护「中共领导」。习近平于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提到：「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由此可知，宗教必须服膺于社会主义社会或者说中共的领导，是对岸绝对不能逾越的政治红线。因此中共建政后，「三自教会」（自治、自养、自传）成为其对基督教会的基本态度，大陆各教区的主教则由官方透过「自选自圣」方式自行任命。
再者，作为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系奉行无神论，推崇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与基督宗教宣称「信仰能使世人获得救赎」、「在精神领域建立王国」的观点互相矛盾，所以中共绝不鼓励宗教信仰，并对人民进行唯物论与无神论教育。但基于实用主义，现阶段视宗教力量为实行「统一战线」的对象，要将其纳入到可掌控的体制内，用以反对境外势力的渗透，最终巩固共产党的领导。
正是基于这三大因素，对岸一直非常在意主教任命权，只要问题得不到解决，中梵两国就不可能正式建交；反之，一旦中梵达成共识，建交就是迟早的事情。
回顾近年来中梵关系快速升温，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上任之初，便多次向中国大陆递出和平的橄榄枝，并透露希望与北京改善关系的信息。
台湾应有心理准备
习近平于2013年当选为中国国家主席时，方济各即发过祝贺信，也是历任致函中国领导人的教宗中，首位透露有获得回信者。
2014年8月方济各访问韩国，在飞往首尔、途经中国上空时，「前所未有」地向中国发出了友好祝愿，这也是天主教教宗首次获准经过中国大陆领空，开创中梵关系史上新的一页。2016年10月5日，方济各首次公开接见中国大陆的一位主教徐宏根。
同年的春节前夕，教宗接受《亚洲时报》专访时称赞中国拥有「伟大文化」和「无穷尽的智慧」，而世界无需对中国逐渐成长的实力感到担忧，也避谈西方常拿来抨击中共人权问题与限制天主教徒自由等议题，向北京示好的态度非常明显。
2017年8月梵蒂冈任命亲中立场的杨鸣章为香港教区主教，更被视为保守立场的一大突破。而不久前，香港退休主教陈日君就教廷对中国态度转变而进行的坦率批评，更说明中梵正快速走近，而梵蒂冈可能更主动向中国大陆靠拢。
方济各时代的梵蒂冈，之所以有上述举动，除了方济各务实的政治立场，不外乎是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后，如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增长可谓举世瞩目，在全世界的政经影响力，同样也与日俱增，作为非世俗国家的教廷，不免会对其表达友善。再加上，教廷向来以「神爱世人」为本，面对生在中国社会主义红旗下、却有上千万愿意皈依主耶稣的信众，如此庞大的「信徒市场」诱因，堪称是宗教信仰方面亟待开垦的处女地，而台湾约仅30万的信徒数量，丝毫抵挡不住教廷想和北京建交的决心。简言之，现实主义是目前教廷在台湾与大陆之间做出取舍的关键。
面对梵蒂冈的善意，以及包括天主教徒在内的基督徒人数逐渐增加，需要考虑信徒们的宗教感受，北京同样有所反应。习近平于2013年首次提出「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要求「把做好信教群众工作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2016年12月，大陆宗教局局长王作安曾在天主教全代会上称：「中梵关系一直以来是广大神长教友普遍关心的问题。」相比于以前的保守态度，无疑释放出了积极信号。
在此情况下，天主教香港教区前任主教汤汉曾撰文表示，「教廷与大陆已就主教任命达谅解」、「中梵关系正常化是大方向」。据悉，具体的解决方法，极有可能是梵蒂冈让步，由中方来提名人选、梵方形式上任命主教，既维护了北京的利益，又照顾了梵蒂冈的面子。倘若如此，中梵建交态势已难逆转，台梵断交则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台湾因素既非梵蒂冈的主要考察，也不是中国大陆的主要考察。面对可能会出现的外交困局，台湾应有充分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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