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梵关系再次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议题，而身在香港的笔者，尤其留意一贯敢言的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与教廷间的争论。
事缘意大利传媒在上月报导这位年过80的枢机觐见教宗方济，希望梵蒂冈与中国就宗教事务沟通时要谨慎三思，且考虑一直忠心信仰的地下教会处境。此举立刻惹来教廷发言人的批评，指有人制造混乱和争议，又强调教宗与国务卿在中国事务上有恒常联系，暸解中国教会的情况。
一波未完，一波又起，梵国宗座科学院院长索隆多主教（Marcelo Sanchez Sorondo）受访时对中国赞许有加，甚至形容中国人是教会社会教义的「最佳执行者」。梵国亲中派势力之大，不禁令人称奇。
本来，中梵建交最大纠结在于主教权谁属，然而，随着中国两名主教庄建坚（广东省汕头教区）、郭希锦（福建省闽东教区）被教廷要求让位予中共自行委任的黄炳章、詹思禄，风向似乎有所转变，则梵方在宗教权力上希望与北京妥协。
这固然震撼了中国境内的地下天主教会群体，蔡英文政府对此亦必然忧心忡忡，同时令国际社会不少声音质疑梵方的举止与其信仰有所违背。问题是，除了宗教自由和人道精神，我们较少思想教廷的「市场」考虑。
福音禾场市场学
英国天主教周刊《The Tablet》日前就以为，相对基督新教（下作「新教」）在中国发展迅速，天主教的教会论成为了一大障碍，在难以培训教会领袖等因素下，致使教宗和他的顾问团希望和中国关系回暖，以利天主教会立足于这个亚洲最大的国家广传福音。
这种「天真」且富竞争的想法瞥眼会令人错愕，但回顾教宗保禄六世在冷战时期推动东方政策（Ostpolitik）以转取前苏联天主教会的际遇，正好应验了《圣经‧训道篇》「日光之下无新事」。
教宗方济上任以来给予外界的形象多为正面，让人容易忽视两个现实：一、天主教和新教关系近年关系相对中世纪当然「亲密」得多，但算不上称兄道弟，有恶性竞争不难暸解；二、教宗在教内并非「一言堂」，梵蒂冈的保守势力与其角力远较常人想像激烈。
纵观上述两点，可从上年7月保守派针对教宗的言论发表联署「Correctio filialis de haeresibus propagatis」（没有官方中译，可作《谏广传异端邪说疏》）中略知端倪。此联署其中一章提及宗教改革发起人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影响，明显是不满前年赴瑞典参加宗教改革500周年纪念活动的教宗就任以来对『敌人』示弱或言好的姿态。
按此思想脉络，那怕教宗对新教伸出友谊之手，整体的天主教会未必可以接受新教在中国这个人口稠密的福音禾场「捷报频传」。
皇家意识vs.先知意识
追溯历史，自然对这种宗教情操不感意外。简而言之，自从宗教改革在欧洲不断扩散，天主教会如临大敌，并展开横跨三任教宗时期的特伦托会议（Council of Trent，1545-1563），以面对新教的挑战。
意大利画家Pasquale Cati一幅绘于1588年，与会议同名的作品更为生动：一位新教徒在会议会场倒下，象征天主教得到胜利。另一方面，为人熟悉的对华传教士利玛窦所属之修会耶稣会（Societas Iesu）也在同期（1540）成立，倒是组织目的在于与新教一较高下这点较少人讨论，足反映双方当时的关系何等紧张。
两教博奕多时，历经数百年的腥风血雨，天主教虽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Second Vatican Council，1962-1965）已尝试向「分离」的兄弟吹暖风，新教方面也有不少响应，但在宗教利益当前，「福音禾场」的控制权依旧尽显教会人性的一面。
即或不多谈耶稣会在明末清初以讨好士大夫和皇室来换取传教空间的策略，单以上世纪为例，除了上文略提及的前苏联，教廷亦曾与墨索里尼、希特勒和匈牙利共产政权因着当地的教会权利而与之达成协议，迄今仍然为人诟病；但是，教廷对过去所犯者竟可一扫而空。
坦白说，笔者过往对中梵关系也感「悲观」，相信就算不是教徒的朋友，也会对教会有所期望。国际社会也许因着经济利益与中国当下示好，但我们总希冀天主教会坚持1949年以来的对中方针，另辟蹊径，实践《圣经‧圣咏集》「不随从恶人的计谋，不插足于罪人的道路，不参与讥讽者的席位」的教导。
可惜，眼见教廷今次仿佛决意与虎谋皮，冷待为中国地下教会讨不平的陈日君枢机，令大家明白梵方外交所重视的人权、宗教自由、信仰内涵，原来都不及「宗教市场」重要。
如此世俗的意识形态，不仅突显亲建制的皇家意识却忽略重申信仰真意的先知意识，以及反映教会界满口「合一」之荒诞，更多少解释了全球基督教人口快速流失的原因。
※作者现居香港／自由撰稿人／基督教周刊《时代论坛》「观点」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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