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梵蒂冈若成功建交，将会是涉及20多亿人口两个迥然不同的文明的最近距离的相遇，必会成为历史性大事。1月底我心血来潮，在旅途中做了点研究，撰就有关〈中华礼仪之争与冲突处理〉一文（刊1月30日《信报》），目的正是要从历史中学习，中梵间冲突如何可化解。
不料自刊出那一天开始，香港就此问题却是无风生浪。陈日君枢机公开反对建交，在几种媒体上大骂教廷的国务卿帕罗林（Pietro Parolin）枢机思想中了毒，没有信仰，只顾自己功业，出卖了教会，把教宗蒙在鼓里。按其逻辑，只是差点没说出帕氏欺上瞒下，教宗则是老糊涂而已。接着香港一些已半退出江湖的政客又搞签名运动，要教廷悬崖勒马云云。
最煽动情绪的是，陈日君声称有内地忠于教廷的「地下教会」主教向他哭诉，说教廷要逼使两位「地下教会」主教退下火线，让位予亲政府的爱国教会人士当主教。
一位在天主教会内有等同「亲王」地位的主教有如此严重的指控，自然引起国际注目。教廷似乎颇为不满，先有声明不点名指陈混淆视听，继续更有几篇半官方文章表达教廷对事态的分析和立场，有些文章的措词也颇为强烈。如此刀枪剑影，恐怕在近代宗教史也不多见。
拿破仑行径引起改革
我们是局外人，但中梵建交有世界意义，值得我们留意。分析问题，首先便要搞清事实，并与情绪波动保持距离。现在已发表的数据很多，我们不难研判情况。第一个要搞清的事实是，历史上谁有权委任主教。中梵之争的一个焦点是，内地主教应由教廷委任还是由中国政府决定，现在传闻的协议似乎是中国官方提名，教廷则决定是否接纳。
以陈日君为代表的派系认为，此乃离经叛道，没有先例。但驻曼谷的一位耶稣会神父盖利（Fr. Michael Kelly，SJ）近日却撰文直斥陈日君搞错历史，并建议他抽点时间读读书，降低自己的情绪。
盖利的版本是这样：在十九世纪初之前，主教的委任权基本上都在各国国王手上。1493年西班牙与葡萄牙在地球上划了线，美洲除了巴西外，殖民地都归西班牙，亚洲除了菲律宾外，尽属葡萄牙；这些地方的主教委任权直至二十世纪中，都是这两国的国王说了算。在十九世纪初，最多只有2%到5%的主教由教宗委任。不过，1804年拿破仑加冕时，他把王冠从教宗处拿来，自己一手把它放在头上；他又拒绝梵蒂冈对40名主教的提名。教廷受辱，才决定建立自己的主教委任权。在过去200年中，逐步形成一种制度，地区教会推荐3个名字到教廷，后者经评审后，再向教宗推荐最佳的一人。
此段历史，我从前早已听说过，现在盖利神父详细印证，不由我不信。由此可知，他的确有资格批评陈日君不懂历史。根据虚假想像，大造文章，自己生气，何苦由来？
第二个事实是，「地下教会」中人是否都不想中梵建交，并要陈日君代表他们发声？不希望建交的人，我相信是有的，但实际情况恐怕绝不简单。
常在教廷刊物《梵蒂冈内部通讯》（Vatican Insider）撰文的记者瓦伦特（Gianni Valente）曾访问过好些「地下教会」的主教，他们全部支持建交。其中一位重要的「地下主教」叫魏景义，因为坐过共产党的牢，所以在「地下教会」中很有地位，但他于2月16日受访时，却恳请香港、澳门、台湾或大陆以外的朋友，千万不要自称能代表内地的地下信众，他认为根本无人能代表得了「地下教会」。
他又表示，无论教廷在中梵关系上作什么决定，他都会跟从教宗。至于给前任教宗「绝罚」的地上主教，可否重做主教；他认为既然教宗有权解除其「绝罚」，再委任他们重做主教并无问题，反正教会一向主张宽恕。
上文提到「地下教会」情况殊不简单，是因为《梵蒂冈内部通讯》2月8日有篇报导，直指有位被迫退位的所谓地下主教、即87岁的汕头主教庄建坚，其实根本算不上是地下主教，因为汕头这地区并无「地下教会」这回事，庄虽已登记为神父，但政府也不承认他。
在此地，说客家话与说潮州话的两派人互有争执，非常分化，双方都想自己的一派有人当主教。我们外人不易搞通他们的权力斗争，但从教廷的角度看，整顿一下这地区的教会，要一些主教退位让贤，没有任何不当。《梵蒂冈内部通讯》便认为利用此事煽情，是某些势力早经编排的策略，在他们煽情时，却故意抹掉一些细节。
可作推动「一带一路」
搞清楚事实，有助我们重回清明的思想，可再探索一些更有意义的问题。为何中梵要建交？建交的理由有低层次与高层次之分。
对教会而言，低层次的理由是中国是13亿人的大国，却只有几百万天主教徒，而且又分化成地下地上，殊不理想，建交即可改善情况，像其他宗教般，在内地可以大展拳脚。
对相信无神论的中央政府而言，建交可使「地下地会」升上地面，易于管理，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帮助。但中国肯定也有人反对建交，波兰政府于八十年代末期被推翻，天主教会便扮演重要角色。不过，天主教会也支持古巴的卡斯特罗政府。由此可见，天主教并不见得是个颠覆国家组织，与它建交也无妨。
从高层次的角度看，教宗看重的可能并非区区的几百万信众。有位在人民大学做研究的中国通及墨子专家，叫郗士兵（Francesco Sisci），他是意大利人，2016年1月28日，曾就中国问题专门访问过教宗方济各。
从教宗的访问中，可见他最关心的是全球70亿人，而且认为天主教会有责任要尊重所有的人类文明，对中国文化，他更怀有最高的敬意，代表着西方文明的天主教与中华文明遇上了，他认为是头等大事。在访问中他提过曾在飞机上飞越中国，那时他少有地情绪极度激动。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看，天主教在国际上代表着一种超级软实力，习近平在两年多前访美，便曾见识过美国人民对这位方济各教宗是如何的着迷。
几年前我两次到访梵蒂冈时，便感受到罗马人民对若望保禄二世和方济各都当成是圣人，对本笃十六世却不甚理会。按教廷既然处处流露出对中华文明的深爱和尊重，此等软实力可用之于推动「一带一路」及提升国际形象，所以中国对梵蒂冈也不是没有兴趣结交。
从上述这篇访问中，我们可窥见不少教宗的内心世界。他早年读过利玛窦的生平。上月我在拙作中谈过利玛窦的思想，他不但极尊崇中华文化，而且是一个思想毫不教条的现实主义者。教宗方济各认为自己与利氏的想法一致，这两位耶稣会的杰出人士都认为与中国对话，而且尊重中国，才是唯一可行之路。
教宗又认为中国的发展十分积极正面，世界根本不应畏惧这个拥有古老智慧的民族及其复兴。教宗也是一个懂艺术的人，他喜欢耶稣会士、清代康雍乾三朝的宫廷画师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i），欣赏他能掌握中西美术的技巧，把美表达出来。
送赠中国碑传递信息
至于中国社会，他也有深层次的了解，例如谈到一孩政策及人口老化时，他便显露其智慧。利玛窦是中国历史上最懂中国的超级传教士，把教宗这位利玛窦的隔代知音当作是不懂中国、任人摆弄的老糊涂，绝对是一种无知误判。
若以思想层次和气度作标准，教宗的基于现实主义的灵活性和胸襟，加上他不拘小节，与《倚天》中的张三丰颇为相似。至于陈日君枢机，经常以「汉贼不两立」、自命正义、嫉恶如仇的态度看世事，活灵活现的便是一位灭绝师太！
这两年来，教廷与中国已出现过什么互动？从上述2016年初教宗特别安排的访问看来，他早已为对华的态度和政策制订方针，他才是真正的定调者；最重要的执行者，当然是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在2月18日的一篇文章中，郗士兵对这两年发生的事有很仔细的描述。
2016年3月，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应邀访问梵蒂冈，对那里的艺术藏品深为感叹，不少展品是中国的艺术品，梵蒂冈希望以此显示对中国的关心重视。8月，汤汉枢机发表文告，点出主教任命问题可以如何解决；接着《环球时报》发表4篇文章，显示对中梵关系的重视；8月，习近平送了一块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复制品给梵蒂冈，这块公元781年刻有汉字和叙利亚文的石碑，记载着唐太宗时罗马（大秦）的景教（基督教派之一）传来中国的情况。
此礼物被解读为一个信息：习近平想告诉梵蒂冈，基督教文明早已传入中国，已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部分；接着，跟进中国问题20年的帕罗林，以神职人员而不是外交家的身份发表一篇演说，主题是一位当了圣人的枢机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1876-1958），此人大有来头，提到他亦别具心意。刚恒毅何许人也？这有点历史。
十八世纪初，教廷颁布诏谕，严禁教众遵守「利玛窦规矩」，即祀孔祭祖，称天主为「天」或「上帝」，违者要「绝罚」，驱逐出教。
康熙知道后大怒，宣布禁教，天主教在华从此一蹶不振，教众转入地下，直至1856年，天主教会通过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再次来华，而当时他们是要托庇于法国政府。
希望教会真正中国化
刚恒毅1922年由教廷派到中国，他对帝国主义提供的特权反感，努力发展中国本土的神职人员和教众，带领多名华人主教到罗马接受教宗祝圣，当他仍在中国时，曾获提升为枢机，他却拒绝，坚持枢机要由中国人担任，以成其本土化大计。
帕罗林突出刚恒毅，正是向中国政府发放信息，教廷希望中国的教会是真正中国化的，教廷并不希望派人控制中国教会；又因刚恒毅反对法国的保护，这便显示教会不会与外国强权合作对付中国。
2017年3月8日，内地官方电视台有讨论中梵关系正常化的节目，11月宣布互借40件文物展出，「艺术外交」正式登场。接着，教宗到缅甸访问，有中国神父举起中国旗带队参加教宗主持的弥撒。
从上述种种可知，中梵双方都各自小心谨慎，营造善意，一步一步的拉近距离，虽然教会与中国这古老国家在考虑时间时，往往都以世纪或10年作单位，慢吞吞，有板有眼，但我相信建交已成定局，只是早晚而已。
梵蒂冈在中国的传教史中犯过错，吃了大亏，被逐近百年。上月拙作中指出，这是由于某些教派思想僵化，像灭绝师太般自以为正义，不懂尊重别人，纵有利玛窦打下灵活务实的基础，也顶不住后来的教条主义者不懂时势所带来反反复复的错误，天主教终于给康熙扫地出国。
今天的方济各显然已掌握利玛窦的心法，不会再犯过去的错误，但某些思想境界比他低几个层次的人，却仍在自掘的思想陷洞中走不出来，殊为可惜。
本文作者为雷鼎鸣/香港科技大学前经济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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