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Emily Rauhala，来源：华盛顿邮报，翻译：天主教在线
原文：A Catholic bishop and his rural Chinese parish worry about a deal between Beijing and the Vatican
2018年3月4日上午，来自附近村庄的天主教徒在中国广东省博背天主教堂祈祷并吟唱。（严聪[音译]/华盛顿邮报）
中国罗田坝 - 这位主教现在不能真正的谈论宗教。
他的非官方教会陷入了为争取罗马天主教信仰未来的斗争中，这是梵蒂冈与共产党之间争夺对教会控制权的斗争，它将决定中国约1000万天主教徒的命运，以及教宗方济各的使节问题。
88岁的庄建坚主教，受到监视并已陷入困境，他知道公开谈论并不安全。但他仍能公开讲道。
就在最近一个星期天的早上7点之前，他走到位于广东省一个绿色山丘上的白色小教堂里，讲述了天主如何考验亚巴郎以及亚巴郎如何坚守信仰。
在半空的跪凳上，穿着棉外套的老奶奶用她们的手指在中文祈祷书折痕页上划过。农民来的稍晚，他们做了十字架的标志。对他们和其他数百万的人来说，这都是试炼的时间。
几十年来，梵蒂冈和共产党对待中国的天主教一直步调不一致，特别是谁来任命主教：罗马教廷抑或北京。
梵蒂冈任命的地下主教，比如庄主教等，这意味着他们经常受到监视，永远不会有完全的安全。政府支持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为自己的教会选择领导人。
现在，一笔交易正在进行中。该计划将给教宗方济各在中国任命主教的话语权。作为回报，教宗将承认七位未经梵蒂冈批准而被祝圣的主教。
它正在成为恢复中梵关系的联系，并成为在习近平主席严厉打击宗教时加强教会的一种方式，与其它宗教相比，天主教正在逐渐萎缩。
2018年3月3日，村民们在中国广东省的一小片土地上种植农作物。背景是罗田坝天主教堂。（严聪/华盛顿邮报）
罗田坝天主教堂院子里的一座圣母雕像，教堂于1840年由法国传教士修建。（严聪/华盛顿邮报）
批评者，特别是香港的高级天主教人士认为，这是一场灾难性的出卖，那些长期以来坚持未被政府控制下的教会团体会让党的干部来负责。他们希望教宗重新考虑。
“加入爱国会就是否定我们的信仰”，陈日君枢机说，他是香港退休的主教，对协议最活跃的批评者。 “如果政府管理教会，那就不再是天主教了。”
在相对自由的香港，陈枢机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枢机证实了庄主教不能讲述的事情。
去年12月，这位老主教被人从广东一直押送到北京，在那里一个教宗代表团要求他退休，让位给黄炳章，一位被绝罚的主教，同时也是一名人大代表。
庄主教拒绝了。
保持信心
那天早上坐在第七排的是一位71岁的农民，花白头发，满手茧子。由于害怕受到迫害，他要求只提及他姓蔡。
周日，蔡先生会穿过白菜和红薯田，参加庄主教的弥撒。其他晚上，他在他家一层搭建的一间临时教堂里接待邻居。
他和许多人一样，在这里追溯他家族的天主教渊源。“五六岁，清朝那会儿，”他说，也就是天主教在19世纪中叶受法国影响在这个地区建立起来的时候。
他看到了信仰的考验，也看到了它的幸存。 “你不能脱离天主教会，”他说。 “天主教徒就像种子。”
博背天主堂的老照片被挂在教堂内。（严聪/华盛顿邮报）
当然，这是中国领导人所害怕的。 批评人士说，1957年创立的爱国会旨在将天主教徒引入对党的信仰中，而不是对天主的信仰，后者才是首要的。
虽然中国有许多天主教徒加入这一组织，但其他数百万人却抵抗，不愿对教宗的首席地位有所妥协。 现在，教宗希望团结他们。
梵蒂冈似乎认为，规范宗教活动将振兴信仰。根植于中国农村的天主教会，已经出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随着年轻人迁移到城市，小城镇和村庄空出来，教堂也是如此。
在庄主教的服务中，大概有二十几个堂区：老年农民，两个十几岁的女孩和一个好捣蛋的辅祭男童到达，镜头的远处是一辆满是泥泞的摩托车。
罗田坝的村民都小心翼翼地表态，且不让录音，以避批评政府或教会之嫌。有人说主教是谁并不重要，也有人认为挺重要。
天主教的小雕像在中国广东省博背村的一家商店的货架上。 在社区中约有800人是天主教徒。 （严聪/华盛顿邮报）
很少有人对改变的前景感到高兴。他们的庄主教出生在这个地区，像他们一样，讲客家话，这是许多中国人无法理解的语言。要替换他的黄炳章并不理解他们，蔡姓教友表示担忧。
“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主教，”他说。 “他不是由教会任命的，而是政府任命的。真正相信天主的人很难接受这一点。”
假如协议落实了？ 回想到早上的弥撒，蔡姓教友引用主教在有关亚巴郎的讲道中传达的：“信息就是坚持你的信仰。”
达成协议
接近权力的门厅，关于协议的争论一直伴随着秘密会议，公开信和戏剧性的最后一刻飞往罗马的航班。
陈枢机和其他教会领袖愿意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是令人吃惊的，为教宗来说是一个挑战。
对和解的努力并非从教宗方济各开始，但他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他有几次机会向习近平致以问候。在2016年的一次采访中，他祝愿中国国家主席新年快乐，并表达了“中国人民的伟大”的言论。
谈判似乎一直持续到今年伊始，当时有消息称，庄和另外一位梵蒂冈任命的主教被要求辞职。
庄主教写了一封给教宗的信，寄给陈枢机。1月9日晚上，由于陈枢机不信任梵蒂冈外交官递交他的信件，他决定从香港飞往罗马，陈枢机这样说。
第二天，他有些晚点到达教宗接见的大厅，在那里枢机和主教们可以亲吻教宗的手。他递给了教宗一封翻译了的庄主教的信，另附上他自己的一封信。
2018年3月4日上午，来自附近村庄的天主教徒在中国广东省博背天主教堂祈祷并吟唱。（严聪/华盛顿邮报）
留在罗田坝教堂跪凳上的祈祷书。 （严聪/华盛顿邮报）
2018年3月4日，一名男子在祈祷之前走进博背教堂。（严聪/华盛顿邮报）
1月12日晚上，教宗接见了他，并提出了他的情况。 “我当时说话很乱，但我想我已经成功地向圣父表达了他在中国的忠实孩子们的担忧，”他写道。
陈枢机称这协议是对在恶劣条件下坚持信仰的地下天主教徒的背叛。 “通过这协议，你正在将笼子外的人推入笼子里，这真是不可思议，”他说。
台湾文藻外语大学教授，天主教中国问题专家梁洁芬修女表示，她保留其审断，但担心梵蒂冈在与中国政府打交道时缺乏专业知识，并有可能“堕入陷阱”。
“我确实认为梵蒂冈做出了很多让步。却没有看到中国政府的任何让步。这就是为什么在外部世界，在自由的世界里，有很多反对者，”她说。
一群有影响力的天主教徒写的一封公开信指出，共产党在保护宗教自由方面有过违反承诺的历史。
“我们忧虑，协议不但不能令教会得到期望中有限度的自由，”他们写道，“反而会破坏教会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神圣本质，并重挫教会的道德力量。”
在罗田坝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焦虑是明显的，即使它没有说出来。
“说话不方便，原谅我，”庄主教星期天早上说。
“但我会保持我的信仰。”
2019年3月4日，留在教堂跪凳上的念珠。（严聪/华盛顿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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