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个月，看尽「专家们」有关中梵传闻将会达成监管中国教会「协议」的新闻和评论。
尽管没有人知道「协议」的实际内容，因为现时未有任何文件可供参考；也没有参与讨论的人士出来作简介。
也尽管那些最多人读的评论，对中国现况掌握甚少，因为中国现况跟其整个历史，包括过去那不愉快的一百八十年相比较，已不一样。
新闻报道中的任何事件，若欠缺事件背景的描述，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对宗教事件的评论，若缺乏上文下理，评论就变得不明所以；也就是说，它的影响远远超出宗教的范围。
也尽管在不同的观察、预测和结论中，可悲地缺乏著历史的视野。
热衷于达成「协议」的人士，把他们的意愿投射出来，希望和谐地恢复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而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和平共处真的只存在于鸦片战争和签订不平等条约后的时期，即从一八四零年代起至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和中共人民解放军胜利止。
那些不期望或不想要有任何关系能和谐地恢复的悲观者，亦有其投射。他们投射出来的是过去被共产党摧残而带来的恐惧及哀痛，以及附以现今已过时、于一九八九年在欧洲结束的冷战思维模式。
评论家们都采取了自由的态度，不是匆忙地说出他们对共产党先入为主的假设，并将之应用到现在的中国事件上；就是完全自由地投入到肆无忌惮的乐观主义中，这种乐观主义同样缺乏事实根据来论证。
让我宣称我的立场：我相信即使很多人尽了最大的努力，北京与梵蒂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看似越来越少。这不是因为没有尝试，也不是因为中国天主教徒对彼此共融的兴趣越来越少。
我认为看似越来越不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政府会后退。
为什么？因为中国正在恢复帝制式政治和社交生活。
汉学家李克曼（Pierre Ryckmans）卒于二零一四年，是其中一位最著名又最富争议性的毛泽东主义中国的评论家。他作为世界闻名的中国艺术及文学学者，也是首位透过揭示一九六六年至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的可怕，以破灭了很多人对毛泽东时代中国所存有的激情与幻想，特别是上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左派人士。
李克曼虽然被中国及其在世界各地的附和者批评为只是一名反共份子，但他因其自身的论据获得平反，并因来自曾在经历这段可悲时间的中国公民的亲身经历，而使他超越了那些批评的声音。
他对中国观察员及评论员的建议，由他传记作者菲利普．巴盖（Philippe Paquet）于二零一六年总结为：「（在中国）对过去的了解是掌握现在最好的方法，尤其是在这个拥有着数千年连绵历史的民族身上。」
不过，让我们先来看看目前中国政治上发生甚么事。尤其是在中国，过多针对中国基督宗教的普遍情况，以及天主教的特殊情况的评估，其信号弱点之一是，他们的命运被抽离于中国所有其他人的共同经历来看待，特别是其他宗教信徒所拥有的经历，像道教、伊斯兰教和佛教更甚。
现实是，中国有着一个微控的极权政府，而每一迹象也显示中国共产党正在经历经常性的摇摆，并步向极端主义。
但它永远如此！今天及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以从苏联所学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伪现代词汇作美化。在十八世纪，清朝亦有着跟毛泽东推行的同样制度，就是微控工作场作、村庄、城镇甚至是家庭（同样国民党党蒋介石亦有使用），他们都从佛拉迪米尔．列宁学来。
一八四二到一九四九年这时期之前，基督教徒与天主教徒都是透过跟中国领导人成为朋友，才得以进入中国，这些外来人带些中国人没有的东西进去。这是建基于互相尊重和交流，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这是与中国发展过的接触之中最成功的策略。
在十六及十七世纪，传教士访华受到严密监督。而他们能够进去中国，是通过耶稣会天文学家、哲学家和艺术家在朝廷中的帮忙，才能争取进入中国的某些地区。
去年十月，习近平晋升为皇帝地位获中共十九大的批准。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他成为无可争议的至尊，并限制每一个人要遵循党的路线。皇帝重回皇位，故现在任何对中国的假设，都好应该回到一百四十年前，从而看看未来会发生甚么。
在教会和媒体中有太多人，把鸦片战争及不平等条约后的时期视为现在中国最接近的「正常状态」。那时欧洲列强实行「炮舰外交」，外国人不间断进入中国及其巿场。
当时基督徒传教士拉着西方列强的衣角，设立传教点、学校、大学、医院和福利机构。他们做得这么好，传教士们问中国人为何反对。
但他们有否好好聆听中国人说了些甚么，以及感受他们的发展？没有。
到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声称胜利并宣布：「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意指在入侵者前站起来，中国人们对称之为「百年羞辱」的根本不满达至高峰。然后，毛泽东着手驱逐外国人和随他们而来的传教士。
一八四二到一九四九年是中国历史上非典型时期，而那时期的不满一直存留至今。忽视它是不符合现实的。
这将我们带到中梵的讨论上。从梵蒂冈的角度看，讨论是为正规化天主教在中国的教会生活。这「协议」将在主教任命这不断被讨论的问题上进行。
但还有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待解决，包括中梵之间对中国教区有着不同的划分；中国主教团以及另一由政府立成的机构，他们不明确的地位，而后者似乎在主教和其他行政议题上，都有着权威性。
任何「百花齐放」的时期在中国皆已结束。在人民伟大舵手毛泽东容许这样的一个时期出现，并呼吁所有人都可对中国未来发表意后，他紧接着推动一场狠毒的反右运动以惩罚他的敌人。
自可悲的毛泽东在一九七六年死后，紧跟其后的是习近平。这模式再次展开。惟一希望的，是习近平对中国的冲击不像毛泽东那样灾难性。
为这时期所有的基督徒来说，在中国前进的道路不会是透过协议和以谈判来解决。而是回到帝制中国。
而十六及十七世纪的历史为教会提供前进的方法：友谊、平等关系和互惠互利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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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耶稣会利伟豪（Michael Kelly）神父驻守泰国，为天亚社执行主任。
【完】来源：《十字架报国际版》，天亚社编译。
Vatican-China deal is a very long way off… if it’s even done at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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