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22日，中梵就主教任命问题签署临时协议。其中，也涉及包括河北省承德在内的教区身份问题，立即引起海内外关注。
记得十多年前，笔者曾应邀对地方教会的教区划分问题，从个案着手进行研究，并应邀于2006年9月7日在意大利米兰Triuggio举办的“第七届欧洲天主教中国研讨会”(The 7th European Catholic China Colloquium, 6-10 September, 2006, Millan) 上提交发表“中国新老教区的个案研究”一文。（英文版发表在European Ecumenical China Communication No. 6, Sankt Augustin: China-Zentrum, 2008, pp. 324-341。这次中文版是首次正式发表。）
当年，笔者也曾在该文中论及当时河北省两个身份不明的代管区，其中一个就是承德：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下，河北省出现了承德和廊坊两个教区身份不明朗的代管区。承德和廊坊的神父教友在中国生活了半个世纪后，突然发现自己没有了教区身份！这是一个多么不公道而痛苦的现实！
由于该文较长，又是以学术性和牧灵性的分析、讨论，为方便大家快速了解，这里摘录几段，谨与大家分享：
前言：
……“六十年前的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一日，教宗比约十二……以当时中华民国行政区爲中国划分了二十个教省，七十九个主教区，四十三个宗座监牧区。当时河北省被划为一个教省，隶属北平，辖有十一个教区，二个监牧区。六十年后的今天，依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该省有八个教区，两个代管区。”
跨省市的教区交叉现象：
当前与河北省有跨教区交叉关系的省市有北京、天津、山东、河南、内蒙（原绥远省）和辽宁（原热河省）。通过对比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导致这种交叉现象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这些年河北省与临近省份之间的边界有了新的调整，甚至个别省份已经被取消，如：历史上与河北毗邻的绥远和热河两省的省制分别在一九五四和一九五五年被撤销后，被划入河北省和两个邻省内蒙和辽宁境内了。二是当前新教区与老教区的划分多数都不一致。二者共同造成了这种跨省市以及省内教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交叉现象。
地下教会团体：
保留老教区，拒绝新教区。其中的理由有二，第一个理由说起来神圣，这是爲与教宗保持一致，维护信仰，忠于教宗。地下教会团体的神长经常这样拒绝新教区，“如果教宗承认了新教区，那么，我们也接受。”第二个理由比较中肯实在，保留老教区就等于保留了自己在教会内的合法身份。
地上教会团体：
一方面，地上教会团体接受新教区，并在当地省民政厅登记爲社团。另一方面，多数地上教会团体也不否认老教区，而是交叉使用新老教区的名称。其理由是爲落实教产，爲发展教会，爲争取更多传教牧灵的空间和机会。
地方政府：
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政府视已登记的新教区爲合法社团，保护支持；而没有登记的老教区则被视爲非法，限制取消。…… 面对新老教区同时存在的现实，罗马爲老教区秘密委任主教人选，政府公开支持新教区的主教人选 ……
教会当局：
无法公开调整一九四六年建立的老教区，因此，老教区仍然合法有效。但教会当局也充分认识到了调整老教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所以，有意承认和接受新教区。…… 虽然教会当局既没有公开承认新教区，但至少也没有公开否认新教区。…… 中梵双方都已认识到，…… 未来的教区与主教人选必须爲政教双方都可以接受和承认，中国各地也不能再产生跨教区的现象了。
问题的症结之一：中梵双方的责任：
一方面，教会当局在爲中国天主教会调整、合并和建立教区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国情和尊重地方政府的“行政区划”。另一方面，政府领导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行政权力和信仰传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行政力量无法从人的心灵上解决信仰传统问题。显然，如果不结合中国的国情，没有尊重中国的“行政区划”，教会当局就很难能爲中国建立教区。同样，如果不尊重普世天主教的唯一性传统，没有最高信仰权威教宗的批准，政府也就无法从教会法律、信仰传统、个人心灵上去真正调整与合并教区。
……政府保护支持新教区及其主教，罗马必须承认老教区及其主教。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唯一既有新教区，又有老教区的国家！而且一些教区内还同时有那么多主教，中国地方教会能不混乱吗？
……这种教区混乱局面以及矛盾冲突还会继续折磨中梵和地方教会三方，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如此，中梵双方不得安宁！中国天主教会也难于得到正常发展。
重读10年前的这篇文章，为今日的地方教会及中梵关系可能仍有现实意义。
其实，要想有效解决今日中国天主教会系列的棘手问题，如教区问题，单独任何一方都难以彻底地解决，但如今双方达成了一个临时协议，双方有了友好对话的氛围，一起协商的途径，接下来只要双方按照教会划分教区的普世传统原则，并尊重中国的现行行政区域的划分，这个遗留问题就相对容易解决了。
协议也应该是有效解决目前中国教会其他相关难题的新途径。
虽然为双方保密的“临时协议”带来的解决办法不是十全十美，甚至为一些教区的神长教友带来了新的牺牲、痛苦、考验、但若没有对话，没有协商，没有不完善的协议，历史遗留的棘手难题，如教区问题会继续困扰中梵双方，无益社会和谐及稳定，甚至折磨地方教会，阻碍基层教会的牧灵福传。
因此，希望在此临时协议的基础上，祈愿中梵关系在双方和中外社会各界的推动及祝福下不断改善。谨以此文祝贺双方关系的改善！同时，我们应该怀着信心和感恩之心，感谢教宗，理解教宗，信任教宗，并以祈祷与教宗同行。
根据朋友建议，也把全文附在下面，谨供有兴趣的读者朋友有时间时浏览阅读、参考，并批评指正。
【附全文】
中国新老教区的个案研究
张光来
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成立圣统制六十周年。六十年前的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一日，教宗比约十二宣布建立中国天主教会圣统制，以当时中华民国行政区爲中国划分了二十个教省，七十九个主教区，四十三个宗座监牧区。当时河北省被划爲一个教省，隶属北平，辖有十一个教区，二个监牧区。六十年后的今天，依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该省有八个教区，两个代管区。
本文涉及了中国天主教会的两种教区概念和两个团体的称呼。一种教区概念是指一九四六年由教宗成立的“圣统制教区”，下文一律用“老教区”代替。另一种是指当前依“行政区划”而产生的“行政区教区”，下文一律用“新教区”代替。本文不用“官方教会和非官方教会、爱国教会和忠贞教会”等带有争议性的称呼，而用“地上教会团体”（或公开教会团体）和“地下教会团体”（或非公开教会团体）比较中性的名称。
那么，在跨越了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六十年前的教区划分与六十年后的教区划分有何发展变化？一些临近教区间的边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两种教区划分的矛盾冲突何在？两种教区划分所引起的问题是否已经极大地阻碍了地方教会的发展，严重地影响了中梵外交关系的恢复和中国天主教牧灵福传事业的发展。
本文拟以六十年前与今天河北省教区划分，尤其一些教区之间错综复杂的交叉现象作爲具体案例来分析研究，旨在说明六十年前的圣统制教区与今天的行政区教区急需合并调整，这是当前中梵政教双方的当务之急与共同任务。
二、1946-2006：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教区划分
（一）古今河北
自唐朝始，河北省因位于黄河下游以北而得名“河北”。河北部分地区古属冀州，所以简称“冀”。自清朝又被称爲“直隶”。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改称河北省。河北乃古代的燕国和赵国所在地，爲典型的“燕赵文化”发源地。河北人憨厚、朴实、慷慨悲壮、崇尚侠义、重义轻利，所以自古以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
河北省与山西、内蒙、辽宁、山东和河南省交界。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位于省内而直属中央。历史上，河北省省会分别设在北京（1928-1930）、天津（1930-1935；1958-1966）、保定（1953-1958；1966-1968）和石家庄（1968至今）。河北省的省会变迁地方之多，大概是中国各省中最多的一个。当下文涉及到河北省各个教区的边界变化多而广时，也就不足爲怪了。
据河北省政府二○○三年公布的数字显示，河北省总面积约爲19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699万，辖区有11个地级市，36个市辖区、22个县级市、114个县。
（二）福音传入燕赵大地
明末一六○一年，利玛窦抵达北京，一些河北人随即从利铎手中领洗皈依基督，福音传入河北。教友们也热情地邀请利铎等到河北传教。如当年利铎就应一位保定安氏新教友之邀到保定安肃县（今徐水县）安家庄、师庄等地开教。之后传教士们不断在北京周围的河北省传教，福音在燕赵大地得以扎根、开花、结果。
清朝初期，刚刚入关的清政府政策比较宽松，河北天主教会得以快速发展。当时的一些堂区形成了日后的教友聚集村庄，爲河北省教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清朝中后期的禁教时期，由于北京被河北所环绕，大批传教士们被迫离开京城。一些被驱逐出境，一些辗转南方各省继续传福音，还有一批传教士就留在了河北各地避难，照顾当地教友，秘密传教，如：爲躲避教难，历史上安家庄一度曾是北京教区的临时主教公署达二十二年之久。河北崇礼（西湾子）在一六○七年后就成了传教士们避难和传福音的秘密大本营。一八二七至一八二八年北京四所教堂被拆后，西湾子一度是北京代牧区的根据地。
（三）河北各个教区的初建
十九世纪中叶之前，直隶河北和北方一些省份都属于北平总教区。
一八五六年（咸丰六年）五月三十日，教宗庇护第九将北京教区取消，成立直隶北部、直隶西南和直隶东南三个宗座代牧区。直隶西南由遣使会管理，主教府设在正定府，辖正定府、顺德府、赵州等地。直隶东南划给耶稣会管理，主教府设在教友集中的邢台威县赵庄，辖河间府、广平府、大名府、深州、冀州、景州等地。（由于交通和威县义和团以及山东白莲教的原因，五年后，一八六一年直隶东南代牧区主教府从威县赵庄迁移到献县张庄。）那时河北省各地已有大批教友，围绕北京，形成了华北天主教会的重镇。
一八九九年，教宗从直隶北（北京教区）划分出直隶东北代牧区，即日后的永平教区（今日唐山教区），主教府设在永平府（今卢龙县城），辖卢龙、临榆、昌黎、丰润、抚宁、遵化、迁安、滦县、乐亭、玉田等地。
一九一○年，教宗从北京教区划分出直隶中部（冀中）代牧区，即日后的保定教区，主教府设在保定，辖保定府、定州、易州、祁州（今安国）等地。
一九一二年，教宗从北京教区划分出直隶海边宗座代牧区，即日后的天津教区，主教府设在天津，辖天津、静海、青县、沧县、庆云、海兴等地。
一九二四年，教宗从保定代牧区划分出蠡县宗座监牧区，即日后的安国教区，主教府迁至安国，辖安国、博野、高阳、蠡县、束鹿（今辛集市）。
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二日，第一次“中华全国主教公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规定教区名称以主教府所在地命名。当年直隶东南代牧区因主教府已经在一八六一年从（今邢台）威县赵庄迁移到了（今沧州）献县张庄，因此改称爲“献县代牧区”。直隶西南代牧区因主教府在正定府，遂改称爲“正定代牧区”。
一九二六年，教宗从北京教区划分出宣化宗座代牧区，即日后宣化教区。主教府设在宣化，辖宣化、万全、龙关、赤城、怀来、阳原、怀安、蔚县、延庆、涿鹿。
一九二九年，河北省产生了三个宗座监牧区。三月十八日，教宗从正定代牧区划分出赵县宗座监牧区，即日后的赵县教区。主教府设在宁晋边村，辖赵县、宁晋、柏乡、高邑、内邱、隆平共六县。五月二十四日，教宗从献县代牧区划分出永年宗座监牧区，即日后的永年教区。主教府设在威县赵庄，辖永年、威县、清河、曲周、鸡泽、成安、邯郸、肥乡、广平、磁县共十个县。五月二十五日，教宗从北京和保定教区划分出易县宗座独立传教区，即日后的易县教区。主教府设在易县，辖易县、涞水、涞源和北京的三坂地区。
一九三三年，教宗从正定代牧区划分出顺德监牧区，即日后的顺德教区。主教府设在顺德（今邢台市），辖顺德、尧山、任县、内邱、巨鹿、广宗、南和、平乡和沙河九个县。
一九三六年，教宗从献县代牧区划分出大名宗座监牧区，即日后的大名教区。主教府设在大名府，辖大名、南乐、清丰、濮阳，另有黄河边上长垣和东明一部分。
一九三九年，教宗从献县代牧区划分出景县宗座监牧区，即日后的景县教区。主教府设在景县，辖景县、宁津、东光、吴桥、故城、阜城、武邑、枣强、衡水、冀县、新河、南宫共十二个县。
至此，河北省的十三个教区的范围基本建立了起来。
（四）河北圣统制教区的建立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一日，教宗比约十二宣布建立中国天主教圣统制，将原来的代牧区和一些监牧区升格爲教区。河北省称爲北平总教区，总主教府设在北平西什库总堂，辖有正定、献县、永平、保定、天津、安国、宣化、赵县、永年、顺德和景县十一个圣统制教区，即十一个老教区，易县和大名两个监牧区。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常说河北省有百万教友，显然这个百万数字也包括了过去的北京和天津两个教区，但一九四六年的河北省并不包括西湾子教区。（参考图表）
一九四六年西湾子教区属于“蒙古绥远总教区”，而当时的热河教区（包括承德一带）属于东北沈阳总教区，当时二者并不属于河北省。只是后来蒙古绥远省和东北热河省分别在一九五四和一九五五年被撤销省制时，按照新中国“行政区划”，过去热河省承德部分和过去绥远省西湾子部分才被划归河北的承德市和张家口市了。但从圣统制传统，教区没变化。这些导致了日后新旧教区出现相互交叉的现象。
（五）河北新教区的成立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变化，河北省逐渐形成了目前的石家庄、秦皇岛、唐山、邯郸、邢台、保定、张家口、沧州、衡水、承德和廊坊十一个地级市（行政区单位）。建国初期，中央政府致力于反帝爱国运动，清除西方在华势力的影响，全力稳定政权。当时政府无力整顿新行政区与老教区之间的不协调关系。所以当时的政策是维持现状，承认老教区。事实上，那个时候的地方教会自身也无暇顾及教区边界问题。十年文革浩劫期间（1966-1976），中国的宗教生活基本停止了，政教双方就更没有机会关注教区问题了。
从一九七○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也逐步恢复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各地教会开始活跃了起来。但静默了三十多年的中国教会和政府宗教部门突然发现，一九四六年老教区与当时行政区的界限以及名称存在很多的不同和很大的差异，因而引起的教务管理和冲突问题逐渐明朗化了。政教双方开始注意教区边界问题，终于将教区划分问题摆上了议事日程。
一九八○年十月，在河北省政府有关部门的主导下，经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同意，按照全省十个地级市的行政区范围，河北省天主教代表大会成立了八个教区和两个代管区，并以每个市政府所在地爲新教区之名，即石家庄、唐山、邯郸、邢台、保定、张家口、沧州和衡水八个新教区，承德、廊坊两个代管区，沿用至今。
基本上老教区与过去的行政区保持了一致，而新教区则与当前的“行政区划”相一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变化后，一般新教区范围比老教区变大了。有的行政区分别是由一个老教区的一部分、大部分、全部、甚至其他几个老教区的一部分组成。除老教区永平和新教区唐山基本相同之外，河北省的老教区与新教区完全能保持一致的几乎很少。秦皇岛市划归唐山教区似乎属于一个特例。
换言之，由于新老教区的同时存在，河北省大多数教区之间或者一个教区之内的边界大都出现了交叉现象，包括跨省、跨市、跨县的交叉现象。在这些教区的交叉现象中，既有毗邻教区相互接受，彼此合作成功的例子，也有因爲教区边界交叉而出现矛盾冲突和严重混乱的现象。
三、1946-2006：相差半个世纪的两种教区划分
（一）跨省市的教区交叉现象
当前与河北省有跨教区交叉关系的省市有北京、天津、山东、河南、内蒙（原绥远省）和辽宁（原热河省）。通过对比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导致这种交叉现象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这些年河北省与临近省份之间的边界有了新的调整，甚至个别省份已经被取消，如：历史上与河北毗邻的绥远和热河两省的省制分别在一九五四和一九五五年被撤销后，被划入河北省和两个邻省内蒙和辽宁境内了。二是当前新教区与老教区的划分多数都不一致。二者共同造成了这种跨省市以及省内教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交叉现象。
在上面的情况中，邢台教区、邯郸教区与山东临清教区；邯郸教区与河南濮阳教区以及卫辉教区之间；沧州教区与天津教区；廊坊代管区与天津教区以及北京教区之间没有因爲教区边界产生矛盾，相处也融洽。比如：从一九八○年至今，邢台教区的神父们就接管了原属于山东省临清教区的临西县的教务，邯郸教区的神父们则接管了邱县和馆陶两县的教务。因爲今日临西县早已划归邢台市行政区管辖，邱县和馆陶两县也已划归邯郸市行政区管辖。
山东省临清教区偶尔有神父来探访，但从来不处理这三县教务。天津教区上下两个团体也都不来河北沧州和廊坊的老堂区传教，所以天津与沧州以及廊坊也不存在教区边界上的矛盾。
今天的新教区张家口是由老教区宣化全部和西湾子大部分组成。原宣化教区的延庆县，按照行政区一部分划爲了北京市延庆县，一部分划到了河北省张家口。因此，宣化教区的一些神父至今仍到北京市延庆秘密传教。原西湾子教区的一部分仍然在内蒙古，所以，原西湾子教区的神父们至今仍没放弃内蒙古的那些老堂区，一直秘密去那里传教。这里宣化和西湾子的神父们大都来自地下教会团体。
（二）省内教区之间的交叉现象
河北省内多数教区之间存在着交叉现象，比如：原属于老教区献县的深州、饶阳、武强和安平四县，按新教区现属于衡水。从一九八○年代，衡水教区就接管了这四个县。原老教区献县──新教区沧州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双方也没有产生任何矛盾纠纷。与此同时，原老教区景县的吴桥和东光两个县，按新教区现属于沧州，而老教区景县的南宫和新河两个县，按新教区今属于邢台。从一九八○年至今，沧州和邢台教区的神父们分别负责照顾四个县的教务，原景县教区和现在的沧州教区以及邢台教区都接受了现实，大家和平相处。原老教区永年的两个县和原主教府目前在新教区邢台，其余部分则在新教区邯郸。邢台和邯郸的神父们都按照新教区照顾着各自的堂区，也没有矛盾纠纷。
当然，一些不协调的现象仍然存在着。多年来，今沧州教区与原保定教区就任丘市部分堂区一直存在着共同管理的矛盾。因爲今日任丘一部分堂区原属老教区保定。矛盾的焦点在于保定教区地下教会团体的神父们无意放弃任丘市的这部分堂区，经常秘密到任丘的这些堂区传教，而公开负责任丘市的沧州教区的神父们则不愿接受保定教区的神父们来任丘传教，结果双方就产生了不愉快。
同时，保定与安国以及易县教区之间，保定教区和石家庄教区之间，邢台教区与石家庄教区之间也存在新老区域的交叉现象。定州市是新教区保定和老教区正定的交叉管理例子。历史上，定州市属于老教区正定，但今天属于新教区保定。所以，保定新教区派了本堂神父到定州传教、联系政府落实教产，而正定老教区也派神父负责定州的教务。前者爲地上教会团体，后者爲地下教会团体。
（三）典型而又复杂的四个案例
在河北省有几个教区的交叉现象是当前中国教会相当典型而复杂的具体案例。我们以邢台、邯郸、廊坊、承德爲例来说明。
今天邢台新教区辖有两个县级市和十五个县，原属于五个不同的老教区。今天的新教区邯郸辖有一个县级市和十四个县，原属于四个不同的老教区。
值得一提的是，今日邢台新教区的“隆尧县”是由赵县老教区的“隆平县”和顺德老教区的“尧山县”在一九四七年合并而成。目前顺德和赵县两个老教区的神父们都没放弃“隆尧县”的教务管理，他们同时在隆尧县传教。
两个身份不明朗的代管区
一九八○年十月，河北省天主教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承德和廊坊作爲代管区由河北省教务委员会直接管辖，后又委托唐山和沧州两个教区分别代管。其中的原因在于承德和廊坊这两个行政区的历史相当特别。
承德古称热河，原属于热河教区，主教府设在松树嘴子（今辽宁省境内）。热河省设立于一九二八年。一九四九年时，热河省还辖有十六个县和四个旗。一九五五年热河省被撤销省制。热河省所辖承德县、围场、隆化、丰宁、滦平、平泉、青龙、宽城、兴隆九个县被划归河北省，爲承德地级市。其余的朝阳市和建昌四个县划归辽宁省，赤峰和宁城等三个县、四个旗划给了内蒙古。这样热河教区被划分到三省范围内了，至少从行政上热河省是不存在了。问题是，教会的圣统制还没改变，因爲中梵没有外交关系，教会当局无法取消、调整。今天承德既不能归属已经事实上不存在了的“热河（省）教区”，也无法归属省内其他教区。因此，至今承德没有建立教区。
廊坊市的情况也比较特别。作爲一个地处北京和天津之间的行政区，虽然面积不大，但廊坊已经成了河北省一个新兴的地级市，还是开发区。因此，无论从行政区还是从圣统制，廊坊暂时无法归属河北省任何其他教区，也不可能归属现在的北京或天津教区。当然目前在中梵没有恢复外交关系之前，教会当局也暂时无意爲廊坊划立新教区。
二○○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廊坊某某神父告诉笔者，“目前，廊坊全地区有教友约两万，神父五位，圣心会修女二十八位。”现在的法律和良心问题是，这些神父、修女和教友们到底属于哪个教区？如果说，他们属于“廊坊教区”，但在圣统制教区内，它不存在，如归属毗邻的北京、天津、献县和保定四个教区，也不现实。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下，河北省出现了承德和廊坊两个教区身份不明朗的代管区。承德和廊坊的神父教友在中国生活了半个世纪后，突然发现自己没有了教区身份！这是一个多么不公道而痛苦的现实！
四、不同态度决定了两种教区的现状及其结果
目前，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天主教一些省份同时存在着新老两种教区。那么，作爲当事人的地上教会团体和地下教会团体如何看这两种教区？中梵双方的政策是什么？其实各方态度决定了两种教区的必然存在和所产生的后果。
（一）地下教会团体
保留老教区，拒绝新教区。其中的理由有二，第一个理由说起来神圣，这是爲与教宗保持一致，维护信仰，忠于教宗。地下教会团体的神长经常这样拒绝新教区，“如果教宗承认了新教区，那么，我们也接受。”第二个理由比较中肯实在，保留老教区就等于保留了自己在教会内的合法身份。
目前由于历史与现实外交原因，教廷只能承认老教区的主教人选，而政府只接受以新教区备案的主教人选。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在一个新教区内有多个老教区，即跨教区的教区，就会同时产生两位、三位，甚至多位主教的现象，这些例子在河北省非常突出。如现在的保定就有四位主教，他们是保定老教区的苏志民主教、安树新助理主教，易县老教区的师恩祥主教，在政府备案的保定新教区苏长山主教。前三者没有在政府备案，而后者又没有爲罗马承认。张家口教区也有四位主教，他们是西湾子老教区九十二岁的郝进礼主教、八十三岁的姚良助理主教，宣化老教区八十七岁的赵振东主教、八十二岁赵克勋助理主教。这四位主教在政府备案身份都是地上教会团体的神父，但属于地下教会团体的两个老教区主教。邯郸也有两位现任主教，韩鼎祥主教和杨祥太主教。二者均以永年教区的名义获得老教区主教的合法身份，而杨主教又以邯郸新教区的名义在政府备案，有公开合法身份，韩主教则没有在政府备案，没有主教的合法身份。
（二）地上教会团体
一方面，地上教会团体接受新教区，并在当地省民政厅登记爲社团。另一方面，多数地上教会团体也不否认老教区，而是交叉使用新老教区的名称。其理由是爲落实教产，爲发展教会，爲争取更多传教牧灵的空间和机会。新教区主教人选一般都在政府备案，又用老教区的名义秘密申请圣座，获得教宗的承认。当他们与政府联系时，就灵活地用新教区的名义。向罗马或海外，则以老教区的名义。
那些同时拥有新老教区的双重合法身份者，无论他们与毗邻的新教区还是老教区之间的合作都比较融洽，他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容易相处，深爲政教双方所推崇。但那种只有新教区身份，而无老教区合法身份的主教，其牧职情况就变得困难复杂了，但这种情况也因人因地而异。与此同时，那些只有老教区身份而不要或者无法获得新教区身份的主教，情况同样复杂困难。这些问题不属于本文讨论范围。
（三）地方政府
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政府视已登记的新教区爲合法社团，保护支持；而没有登记的老教区则被视爲非法，限制取消。上文提到，一九五○年代中央政府因无力也无暇关注教区划分问题而采取了维持现状，稳定局面的措施，承认和接受老教区。一九五七年参加中国天主教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均以老教区爲基本单位报名参加，中央政府默许接受。一些省份新教区的产生似乎是地方政府的决策。
一九五○年代，中央政府取消了一些省制，如察哈尔省（1952）、绥远（1954）、西康（1955）以及热河（1956）等省。之后，一些省份不断调整与邻省、邻市、下属县市之间的边界，同时一些地方名称也因民族、政治、历史和地理的缘故被更名。半个多世纪的行政区反复调整，导致一些教区的边界出现跨省、跨市和跨县的现象。这种现象给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给地方教会的牧灵福传，也给地方政府与地方教会之间的关系造成了极大不便。
河北省一些教区的交叉现象应是中国教会的一个典型。一九八○年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下决心要把每一个教区的范围与行政区版图调整一致。换言之，河北省的八个新教区与两个代管区的范围实际上就是该省的十个行政区的基本范围。最终，河北省各个教区与行政区范围统一了，而且每一个市政府所在地也就成爲了新教区的名称。虽然这样的调整，方便了地方政府的管理，有益于地方教会的管理及其之间的合作，甚至也符合梵二以来，教会调整或建立教区的基本原则。不过，新教区的建立终因中梵没有外交关系无法沟通协商，无法通过教宗使之在教会内合法，无法使之符合普世教会的信仰传统。新教区虽然在国家社会层面合法，但在普世天主教层面暂时还没有合法，而且，更复杂的新问题随即产生了。
由于地方政府只承认新教区及其主教，那么老教区的主教之位无形之中就空缺了。地方政府的这种单项措施，实际上是无意识地将老教区的主教之位拱手让给了地下教会团体。这样，在政府的支持下，当一些新教区祝圣主教的时候，一些地下教会团体则纷纷以老教区的名义也秘密祝圣了一批主教，并且大多数都获得了罗马的承认。的确，河北省产生了一批新教区及其主教，但老教区非但没有消失，反而也同时产生了一批主教。于是，两种教区同时并存的现象出现了，一个教区内有多位主教的现象也出现了，教会内部地上和地下两个团体的分裂加重了，中梵关系紧张了。面对新老教区同时存在的现实，罗马爲老教区秘密委任主教人选，政府公开支持新教区的主教人选，地下教会团体与政府之间的不协调，这一切都加深了中国与梵蒂冈之间的误会，加剧了北京与罗马之间的矛盾，也给中梵外交关系的恢复设立了新障碍，使本来就敏感而脆弱的中梵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了。本来中梵之间、地方政府与地方教会之间、教会当局与地方教会之间、地上和地下两个教会团体之间的关系就够复杂的了，而新老教区问题无疑地爲这种复杂关系、混乱局面，提供了法律上可以存在的空间。
值得研究的是河北的邻省山东案例。山东省各个教区至今只保留了老教区，原因之一是老教区与所在地市的行政区范围基本一致。原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主席兼团长宗怀德主教的教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周村只是山东省淄博市的一个区，但由于周村教区与现在的淄博市范围基本一致，所以当地政府和当地教会始终没有将周村教区“调整”爲“淄博教区”。因此，宗怀德主教的正式身份一直都是周村教区主教，而不是“淄博教区主教”。爲什么周村教区没有地下教会团体主教？这里有一段鲜爲人知的故事。现任周村教区马学圣主教一九八八年获圣爲助理主教，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三年申请并获教宗承认。稍后周村教区的高可贤神父申报罗马，要求批准他爲周村教区的主教，但罗马考虑到周村教区已有主教，所以罗马拒绝了高的申请，转而任命他爲烟台教区主教。这是山东省唯一的一位地下教会团体主教。高可贤主教已于二○○四年去世。益都教区是山东的又一个案例。益都是山东历史上的青州，今天益都地名已被停止使用了。虽然益都老教区的范围基本上都在潍坊市的范围之内，但山东省政府和地方教会直到今天也没有将“益都教区”调整爲“潍坊教区”。正是山东省保留了传统上的老教区，所以山东没有产生两种教区同时并存的现象，也避免了一区产生多位主教的现象。直到二○○○年山东省政教双方通过协商，才对个别跨省、跨市、跨教区的堂口做了些微调整。
显然，今天河北省的跨省、跨市、跨教区的严重情况与山东省截然不同。河北省地处华北平原中心，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又位于其省内，但直属中央。来自中央政府的任何风吹草动首先影响河北。从历史上河北省的省会的变迁之多，也可以反映出河北政坛的风云变化。当然一九八○年代的河北省有关部门领导在处理教会问题上，从行政管理方便的考虑多于教会信仰传统及其后果影响。这些历史经验也许值得引起今日政教双方的共同注意、反省和参考。
（四）教会当局
无法公开调整一九四六年建立的老教区，因此，老教区仍然合法有效。但教会当局也充分认识到了调整老教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所以，有意承认和接受新教区。如：二○○二年罗马教廷传信部怀着善意，曾悄悄尝试在河北省邢台和邯郸爲试点，成立（承认）邢台和邯郸（两个）新教区，进而取消一些位于河北省南部，并跨越河南省北部和山东省西部的顺德、永年、赵县、大名和临清等老教区。当时的传信部部长塞佩枢机指出，“教廷国务院经征询后，同意在这些指定的地方试行（ad experimentum）一段时期。……按照这样的处理，我们希望久而久之可以减少我们与政府之间的障碍，即使意味着神职人员要做出某些牺牲。”显然，教会当局做出了极大的善意准备。可惜这个试点计划后来因爲中梵外交关系僵持，以及个别地下教会团体主教的反对而“流产”、被搁置。
从一九四六年到今天，虽然教会当局既没有公开承认新教区，但至少也没有公开否认新教区。在既没有取消老教区，也无法承认新教区之前，对罗马来说，一九四六年的老教区只能仍然合法有效。然而，即使罗马有意按照当今中国行政区调整中国教区，即尊重地方政府的“行政区划”，而承认新教区，但中梵没有恢复外交关系，将冒“干涉中国内政”的政治风险。
从中梵恢复对话以来，教会当局尽量不再以老教区的名义任命地下教会团体的主教人选，鼓励新人选在政府备案，以避免中梵之间产生新的矛盾冲突，积极爲中梵恢复外交关系铺路。至少中梵双方都已认识到，包括解决新老教区问题，任何单方面的举措都无益于中国教会发展，无益于中国的国际形象，无益于中梵外交关系的改善，未来的教区与主教人选必须爲政教双方都可以接受和承认，中国各地也不能再产生跨教区的现象了。
（五）问题的症结之一：中梵双方的责任
从普世天主教层面看，分布在世界各个国家的教区都是由罗马教宗成立，这是普世天主教圣统制的一个基本特性，即其唯一性。如果世界每一个国家都能尊重和接受天主教的这一普世信仰传统，而唯独中国不要这个天主教特色，那么中国天主教会就无法共融于普世天主教会大家庭，无法成爲名符其实的大公教会一员，也不会爲国际社会所认同接受，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势必严重受损。
从国家层面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政府完全有权力去取消、调整和成立行政区。这是一个国家的内政，中国政府无需同其他任何国家协商，更不允许别国干涉。中国政府在建立、调整和取消行政区，包括更名行政区地名上，不是针对任何个人和社团，而是爲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团结利益。如绥远（意爲“绥靖远人”）等地名带有歧视兄弟少数民族的味道，有必要更名。作爲公民的基督信友，作爲社团的地方教会也要和其他公民和社团一样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否则，地方教会就很难爲政府和社会所认同接受，当然也无益于教会在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更无益于牧灵福传事业的顺利开展。
因此，一方面，教会当局在爲中国天主教会调整、合并和建立教区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国情和尊重地方政府的“行政区划”。另一方面，政府领导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行政权力和信仰传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行政力量无法从人的心灵上解决信仰传统问题。显然，如果不结合中国的国情，没有尊重中国的“行政区划”，教会当局就很难能爲中国建立教区。同样，如果不尊重普世天主教的唯一性传统，没有最高信仰权威教宗的批准，政府也就无法从教会法律、信仰传统、个人心灵上去真正调整与合并教区。
其实，从一九四六年教宗爲中国第一次建立圣统制老教区以来，半个世纪过去了，教宗至今还没有机会能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天主教会公开调整、合并、成立教区，也没有机会可以同时取消一九四六年的老教区。即使中梵都怀有善意希望尽快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依照当前行政区成立教区，但因政教双方没有沟通机制、协商途径、合作机会，那么，中国的教区问题就无望获得圆满解决。
目前，中梵之间的现实状况是双方虽有对话，但仍处于僵持的状态之中，比如：今天政府当局不可能放弃这些新教区，但也不可能承认那些老教区（山东等省除外）。暂时教会当局也不会贸然放弃老教区，而承认新教区。这就意味着，新老教区还会暂时同时存在，新老教区的主教也会在一些地区同样同时存在。
中国正在致力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稳定。梵蒂冈也希望中国的两个教会团体能够修和共融，集中力量发展教会。不过残酷的现实是，政府保护支持新教区及其主教，罗马必须承认老教区及其主教。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唯一既有新教区，又有老教区的国家！而且一些教区内还同时有那么多主教，中国地方教会能不混乱吗？爲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对中国教会痛苦不堪的局面、对中梵当局尴尬难堪的结果？这种教区混乱局面以及矛盾冲突还会继续折磨中梵和地方教会三方，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如此，中梵双方不得安宁！中国天主教会也难于得到正常发展。
（六）问题的症结之二：中国地方教会的责任
对中国天主教会自身来说，教区问题不但是教会法律、信仰传统和心灵平安问题，更是地上和地下两个教会团体的利益与权力的纷争问题。在中国，一个教区内两个地下教会团体无法合作的现象有，地上教会团体与地下教会团体因地盘、利益和权力问题而无法合作的现象更有，比如：张家口的西湾子和宣化两个老教区就无法合作，邢台的三个团体、邯郸的两个团体、石家庄的两个团体、保定的两个团体、衡水的两个团体，保定与沧州等团体之间要么不协调，要么无法合作。邢台不仅有地上和地下两个教会团体，还有一个半地上、半地下的教会团体，所以，形成了三个团体，三方鼎立的特殊局面。
如果说，两个团体将保留老教区身份视爲忠于教宗的一个忠诚表现，倒不如说，坚持保留老教区就等于保留了自己的合法身份，保护了自己的利益，保住了自己的地盘。遗憾但可以准确地说，多数互相纷争的两个团体都没有爲中国天主教大局、爲中梵恢复外交关系大局、爲中国教会的牧灵福传事业大局牺牲自己，相反，大家都是以各自团体的一己利益去“奋斗”和“争取”！
当然最近几年由于中梵关系的逐步解冻，双方的接触、对话、谈判，使中国天主教两个团体之间的对峙情绪得以缓和，一些矛盾得以化解、一些冲突得以缓解，一些新老教区的两个团体也出现了互动合作的现象。但是如果没有中梵外交关系的恢复，中国天主教会的一系列棘手问题，也包括教会当局推动的两个团体的修和共融问题，政府积极致力的制止非法和稳定问题，都会无法得到解决。
因此，中梵尽快恢复外交关系才是最简单解决中国新老教区问题，彻底而圆满解决中国天主教系列问题的关键之关键。
五、结语
关于划分教区，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这样规定：
“因人灵利益的要求，该明智地从速重新调整教区的界限，予以划分、分割、合并、变更界限，或将主教公署迁到更适当的地区。”
梵二大公会议还爲划分教区制订了三个规则。其中的第一个规则爲：
在规定教区界限时，于可能范围内，注意天主子民不同的成分，因爲它能使执行牧灵职务时更爲便利。同时，在可能时，使人口的集结与政府的机关及社会制度符合，这样形成有机的组织。爲此每个教区的地盘必须是连续的。
在环境许可下，亦宜遵照国家分区的界限，及人民与地方的环境，比如心理、经济、地理及历史的因素。
（“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梵二文献》CD 23）
根据梵二大公会议的精神，中国天主教会大多数省份不但完全有必要，而且非常急需将那些跨省、跨市、跨县的教区，按当前的“行政区划”予以调整、合并和更名，乃至全国性重新划分一次教区。这种急需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教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和必然要求。
一九四六年中国圣统制建立的时候，河北省的“隆平县”和“尧山县”分别属于赵县和顺德两个老教区。次年，即一九四七年，中华民国政府根据当时社会环境需要将隆平和尧山两县合并爲了一个“隆尧县”。
一个小县发生了变化，一个改变过中国历史的政党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那么，六十年的时间，世界、中国和中国教会到底发生了多少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人类社会、普世天主教会和整个中华民族都发生了难以想象，无法用笔墨描述的重大历史发展变化。六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温历史，面对现实，分析问题，我们无意批评任何一方，我们更希望提醒各方去反省历史、总结经验，寻找出路，比如：河北邢台教区由三个团体形成的“三方鼎立”的局面由来已久，是中国教会一个非常典型的教区。从二○○六年二月六日，笔者曾建议推动三方神长试行“一区三制”或“三方对话”。即在中梵外交关系恢复的阶段，明确只有一个邢台教区，逐渐消除那些跨省、跨市、跨县的教区。在过渡阶段，暂时保留三个团体的部分体制。三个团体在临时保留自身体制的基础上，摈弃前嫌，友好合作，谋求共同发展。最终实现邢台教区的修和团结，合并稳定，共同发展地方教会。
今年是中国天主教圣统制成立六十周年，这篇论文可谓一个纪念。但本文并不是一篇单纯的学术论文，而是笔者在写作过程中与地方教会同行的一次心灵之旅。爲此，我们诚恳地希望中梵双方以及地方教会团体能够彼此理解，协商合作，早日把中国天主教会的教区问题妥善解决。
（二○○六年九月七日•意大利•米兰）
参考文献
1. 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北省志•宗教志》，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卷68。
2. 杜秀荣主编，《河北省地图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1。
3.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1998。
4. 河北信德社，《中国天主教手册》，石家庄：河北信德社，2003。
5. 《教廷国务院对中国教区界线重新规划的意见》，2002。
《河北省南部教区范围重新规划建议草案顺德、永年、赵县及临清及邢台与邯郸新教区之成立》，2002。
6. 史爲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沿革1949-1979》，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
8. 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9. “行政区划网”（河北省2005.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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