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二零一八年九月廿二日的中梵临时协议内容并未公开，笔者仅能就媒体透露之讯息和自己之思考，分析该协议目前可见之成果与影响，并评估未来几年内之发展。本文所呈现的仍是不完整的面向，只能供各方读者专家参考，交流意见。
虽然我们无从得知协议整体内容，但从这段期间双方若干人士透露些许信息中，可知是以任命中国主教方式为主轴，且以两年为限，届时再议，进行修改、续约或签署正式协议定案。中梵双方以此为第一个历史性协议之议题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中国教会许多重大复杂的问题都根源自此；但也就是这原因，引发了不少的重大争议和批评。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这六个月来该协议的成果：
- 教宗赦免并承认八位非法主教：除了涂世华于二零一七去世之外，其余七位仍然在世而成为合法主教。这可视为教廷为了获中共信任而顺应其要求，希望谈判顺利而委屈求全。二零一八年十月三至十五日中国政府派出的延安主教杨晓亭和获教宗宽宥的非法主教之一、承德主教郭金才出席世界主教会议。该两人与会的意义也是历史性的，因为这是首次有中国主教与会，表示教廷向外界正式宣示将中方承认的中国主教尽快纳入普世教会中之强烈意愿。
- 中梵协议与主教非法转合法以及地下转地上：闽东地下主教郭希锦和汕头庄建坚均被教廷要求让位给原非法但刚获教宗承认的地上主教，但这两人只是让位，并未加入爱国会；靳禄岗是中梵协议之后第一位获中共承认的地下（助理）主教。笔者相信这类主教职位之安排与变动均属协议一部分，只是无人发现其结果都引向同一点，就是尝试将这些主教都变为教廷和中国官方承认的主教。这也就印证了教宗所说的要促进中国教会的合一，将所有主教都变为合法主教，中国不再存有两个分裂的团体。
爱国会的角色
从目前可知的协议规定新主教任命的方式，大致上是由宗教局和教区的爱国会商讨后提出几位候选人，让教区的神父与信徒等投票决定，当选名单再送交宗教管理单位审核，之后再透过外交管道告知教廷。教廷有一段时间调查该人选是否适合，教宗再决定同意与否。事实上，以往中国官方教会要选任新主教时，除了无教宗同意之外，方式也是如此；只是中梵协议中，教廷愿意遵循既有的方式，最后再加上教宗的同意权和任命书。教廷「承认」爱国会在主教任命过程的角色显然地是情非得已，目的只是为了突破与中共谈判僵局，这也说明教廷外交其中一项特色在于倾向承认现状，以时间换取空间，往后再议棘手问题。
但教廷并非完全「放手不管」主教选举与产生之过程。教宗方济各于协议签署四天后发布一封给全中国教会信友的公开信，呼吁所有中国神职与教友「一起寻找在教会内能承担复杂且重要的主教牧职服务的良好候选人」。有了最适当的人选，教廷在做最后同意权时，可更为明确。
衍生的问题
协议中并没有触及或变更爱国会职权或合法性（对教廷而言）的问题，但从上述实施的过程与结果来看都与爱国会有关，而相信这将是往后许多问题症结所在。如果教廷和中共要求地下主教、神职与教友转入地上团体，关键在于是否加入爱国会。自中梵协议签订后，政府人员屡次以教宗同意为借口，胁迫诱骗的方式说服地下团体成员登记加入爱国会。教廷万民福音部部长费洛尼（Filoni）曾于二月二日表示中国政府不可将协议当工具，强迫民众做法律未要求的事，例如加入爱国会。以他的说法来看，教廷期待透过新措施使中国教会合一，不再有地下主教。
虽然如此，教廷依旧希望地下教友忠于教宗之心不变。言下之意，地下团体成员可决定是否加入爱国会，仍可与他们以往的主教维系关系。我们可确定教廷至今对爱国会的立场，依旧是维持前教宗本笃十六世所认定的，不符合教会法，也不属于天主教会的组织。
中国政府于二零一八年二月颁布的新宗教条例中，确实没有明文规定教友要加入爱国会；但是中国境内许多拆除教堂建筑和逮捕教会人士的措施都以国内法令为借口为之，属内政事务，事实上对此问题，教廷也无能为力，无法干预。
虽然非法主教获承认后，目前所有中国主教理论上都与罗马教宗共融，已无非法主教，但是因地下主教尚未全获政府承认，所以中国主教团还是无法获教廷承认。是以，此问题乃爱国会问题之延伸。
另一问题是地下团体出现面对协议内容不清而无所适从之现象，所以不少人都持观望的态度。另也有许多地下教友教士并不赞同地下主教转入地上之做法，几个地下团体又再分裂为三个团体：原公开团体、支持且追随转至官方团体的地下团体成员，以及不支持、且坚持留在地下团体的教友神职；甚至也有不少神职人员都表示不理解教廷做法，而考虑还俗。
往后可能发展
这两年来中梵协商与互动过程中可看出，教廷的姿态极低，也很有弹性，百般容忍中共的苛刻要求，目的不外乎要极力避免再出现非法主教和裂教的可能性，且坚持将教宗的威权引入中国新主教的任命过程中，可肯定这是中国天主教会史上一大转捩点。中共的目的很明确，是将所有天主教团体与成员牢牢掌控，并以教廷为令箭，扩大对中国教会的严苛管控压迫措施，并强势地将教廷影响力局限在极有限的范围内，特别是教廷、教宗与中国各主教和整体中国教会之关系，而这现象已经在九月廿二日协议签订后逐渐出现了，如中国主教与教廷的关系不因协议的签署而可享有较多的联繋会面自由，主教们还是只能以中共之意志为依归；整体中国教会则是只能局限在「独立自主自办」的框架中发展， 此原则数日前又获两会重申。
目前可见的未来问题在于地下主教如何获政府承认、地下主教转入地上方式、新主教如何产生、教区重划，以及爱国会存废或职权角色变更之五大问题。目前尚有大约四十个教区无主教主持教务，约十八或十九名地下主教尚未获政府承认。是以，类似靳禄岗地下转为地上主教的情况，在中短期间内势必重演。但是近二十名地下主教所管辖教区情形各异，需花许多时间个别解决。再者，坚定抗拒中共压制政策立场的地下主教和教友对整体地下团体具有带领的作用，在未来他们立场如何将具指标性影响。因此，地下团体成员对教宗之信心与忠诚度也将受到考验。这些因素将为日后新一轮的中梵协商和协议续约或正式签署顺利与否投下变数。肯定的是地下团体仍将继续存在，但是不愿屈从中共与教廷收编的神职与信徒是否会再开僻新方向，而走向裂教这条路？看来，地下团体目前正处于十字路口上。
这是一份历史性协议，只是一小步，需要许多年后才能看到成果，我们不能忽略中共与教廷方面的变数需再多方观察：中共政局变化多端，领导人态度是决定性的；而教廷方面，则是现任教宗方济各年事已高，对中国的政策方向引发许多争议和反对，下任教宗会否延续此对话路线？是否将签订其他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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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林主祐，一位台湾教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