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罗林枢机：与中国签署协议也是近几位教宗的心愿宗座米兰外方传教会为庆祝该会会士抵达中国150年举办专题研讨会，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应邀出席，并在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枢机指出“为了使对话的成果更稳固，有必要继续下去。我注意到，在这两年中出现了中国天主教徒之间和解的迹象，他们长期以来在许多问题上分歧很大”。
（梵蒂冈新闻网）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主教任命签署的协议“只是一个起点”，如今取得一些成果：为了使对话的成果更稳固，有必要继续下去。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在米兰召开的专题研讨会的开幕式上如此表示。这次会议由宗座米兰外方传教会主办，为庆祝宗座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抵达中国150年。会议主题为：“一个新中国：危机的时期，改变的时期”。
庇护十二世的尝试
帕罗林枢机的演讲沿著历史的足迹铺展开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圣座力求对话的一些尝试谈起。
他说：“1951年1月17日，中国政府邀请几位天主教主教和司铎开会，当时的周恩来总理也出席了会议。这样做确保天主教徒能够继续听从圣父的宗教权威，但必须保证完全热爱和忠于自己的国家。于是，教会开始试图起草一份含有这两个原则的文件，不仅主教和司铎，当时的黎培理（Antonio Riberi）公使也参加了这项工作：他将文件寄给北京，希望后者参加这项尝试。这表明从庇护十二世牧职时期开始，圣座已经查觉到对话的紧要，即使当时的环境十分困难。”
在1951年最初几个月，圣座就撰写了4份可能成为协议的草案，但不幸的是，这并不令人满意。“我认为那次的尝试没有成功，除了有国际紧张局势，即处在朝鲜战争年代的原因外，也有双方彼此不了解和缺乏互信的因素。那次失败标示了随后的整个历史”。
重启对话
那次尝试过去了将近30年后，对话的道路才重新开启。帕罗林枢机接著说道，“我尤其记得埃切卡莱（Echegaray）枢机于1980年完成的旅行，当时中国刚开始摆脱文化大革命的痛苦经验。从那时起，中国开始了直至今天的一段行程” 。帕罗林枢机解释道，从保禄六世到方济各，所有教宗都在寻求本笃十六世指明的那条路，即克服“误解和互不了解的严重局面”，因为“这对中国政府和在中国的天主教会都没有益处”。
本笃十六世援引他的前任若望保禄二世的话，在2007年写道：“圣座期盼以整个天主教会的名义，我相信，也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放对话的空间，这是人所共知之事。为了中国人民的福祉及世界的和平，期盼在克服了以往的误解之后，彼此可以一起合作”（《致中国天主教会信函》4号）。
帕罗林枢机指出，如同雷（Giovanni Battista Re）枢机几个月前所表述的那样，本笃十六世教宗正是在那些年批准了“关于在中国的主教任命协议草案，到了2018年才有机会签署”。
对临时协议的误解
帕罗林枢机愿意再次对协议加以澄清，拒绝以政治目光来解读这项纯属牧灵性质的协议。他说，这种解读“来自于误解，而许多误解将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协议中没有的目标归于其内。他们或是把与协议无关，但涉及在中国天主教会生活的事件带到协议内，或是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而这些问题与这项协议毫不相干。我再次提醒，2018年9月22日的 协议只涉及主教任命，圣座在这一点上绝没有留下暧昧或混淆的余地”。
圣座国务卿表示，他“意识到存在许多其它关于在中国天主教会生活的问题，但我们无法同时面对所有问题。我们知道，就如本笃十六世2007年早已预见的那样，完全正常化的行程将仍然遥远。无论如何，主教任命的问题极为重要。事实上，这是最近60年来令在中国的天主教会感到最痛苦的问题”。
达到的首要目标
帕罗林枢机说，“数十年之后，如今所有在中国的主教都与罗马主教共融”。了解中国历史的人“知道所有中国主教与普世教会圆满共融是多么重要。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过去数十年没有与教宗完全共融，却得到传教士们的培育。传教士们很了解他们的心和他们的信德”。许多非法祝圣的主教“请求教宗的宽恕和圆满共融。这表明他们的内心没有改变，他们的信德没有减弱”。
直到两年前，新的非法祝圣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圣座国务卿因此重申，需要“面对和最终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但数十年的经验表明，解决之道需要经由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间的协议。为此，圣座再三强调，临时协议的目的首先属于教会和牧灵性质”。
帕罗林枢机补充说，“避免万一发生其它非法祝圣的可能性取决于临时协议的实施，我们希望最终避免非法祝圣的情况。换句话说，这种努力旨在让在中国的教会避免相似于近60年来所度过的那些痛苦经验”。因此，圣座的目的是牧灵性质的，“即帮助当地教会享有更大的自由、自治和组织活动的环境，如此一来，就能投身于宣讲福音的使命，为促进人和社会整体发展作出贡献”。
在中国天主教徒之间的积极标记
帕罗林枢机说，他“知道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2018年9月22日的临时协议只是一个起点。为评估协议所取得的成果，两年的时间还很短”。除了开启一段如此新的行程所遇到的困难外，现在又有新冠疫情造成的困难。一些成果已经取得，“为了使对话有更稳固的成果，需要让它继续下去。因此，圣座方面愿意协议延续下去，如同迄今为止的试行方式，以此检验它所带来的益处”。
此外，帕罗林枢机也表示，他注意到“在这两年中，出现了中国天主教徒之间和解的迹象，他们长期以来在许多问题上分歧很大” 。这是一个重要的迹象，因为教宗特别叮嘱在中国的天主教会团体“努力在兄弟姐妹间真正活出修和的精神，同时提出具体的行动，帮助他们克服过去，包括近期的互不了解。这样一来，在中国的天主教徒就能见证自己的信德，本著纯真的爱，也向各民族之间的对话和促进和平敞开心门”。
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最后提到，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主教任命临时协议的签署非常合乎时宜，“我们将借此提出另一个目标：在我们经历许多国际上紧张形势的此刻，促使和平的国际远景得到巩固”。
帕罗林枢机：与宗座外方传教会传教士一样，梵蒂冈寻求与中国对话
米兰（亚洲新闻）- 梵蒂冈寻求与中国对话，正如在过去150年中在中华工作的宗座外方传教会（PIME）的传教士一样。因此，梵蒂冈国务卿伯多禄·帕罗林（Pietro Parolin）今天在宗座外方传教会中心举行的“另一个中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庆祝宗座外方传教会在华150周年。
正是在讨论续签协议并不断出现政治性批评的时候，枢机主教称协议具有“教会与牧灵”价值：协议保证了中国主教与教宗徒的共融，并在“全球”对和平作出共同承诺。他还强调，该协议仅涉及主教的任命，圣座意识到中国教会生活中存在“许多其他问题”，今后需要解决。他说，该协定是一个“起点”。
枢机主教在讲话开始时说，圣座两年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的协议具有“古老的对话根源”，且可追溯到利玛窦：“这延续了很早以前就开始的旅程，其中还有意大利人与生俱来的“普世化”能力，即以尊重和爱心进入其他文化的能力。
感谢皮耶罗·吉多（Piero Gheddo）、安吉洛·拉扎罗托（Angelo Lazzarotto）、基安卡洛·波利蒂（Giancarlo Politi）神父的贡献，枢机主教回顾了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以及19世纪末宗座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对传福音的坚持，他们曾试图远离因政治原因支配华人团体生活的西方列强，主要对上层阶级产生影响。
帕罗林枢机回顾了保禄·曼纳（Paolo Manna）为尽快建立中国等级制度所承受的压力；塔科尼（Tacconi）神父为调和军阀冲突所作出的努力；Simeone Volonteri主教为中梵建交所给出的建议。这种“预言性”努力促成了本笃十五世的《夫至大》(Maximum Illud)宗座牧函、上海全体主教会议和首批中国主教的任命。
然后，枢机主教概述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上台后出现的问题：几位主教的民族主义选择、庇护十二世对共产主义提出的谴责、外国传教士遭驱逐，这一切都被视为“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种表达”。
被交托给当地神职人员和主教的中国教会曾寻求在新形势下发展的途径，并与当局合作而不产生“分裂或叛教”现象。大部分神职人员和主教拒绝加入三自爱国运动（独立于教宗的教会），但这对教会产生了反爱国主义偏见。
帕罗林枢机广泛引用庇护十二世（1952年1月18日发表的《我们切愿声明》（Cupimus imprimis）文告），重申了教会对中国的崇高敬意，不想为“为特定强国服务”，并强调天主教徒“对国家的热爱完全不亚于其他任何人”。枢机主教指出，这些话语与圣若望保禄二世、本笃十六世，以及教宗方济各反复呼吁成为“好天主教徒”和“好公民”不谋而合。
但是，“爱国”压力盛行，开启了一系列的“非法祝圣”。帕罗林枢机回顾说，传教士在中国教会生活中奠定的基础仍然忠于传统。而且，尽管“有些神父因着特定情况的驱使，同意在没有教宗授权的情况下接受祝圣”，并在他们的要求下，“教宗考虑到了其真挚的情感和情况的复杂性[…]，授予他们充分合法的主教管辖权”（见本笃十六世致中国天主教徒信函，第8号）。
只有随着2018年9月22日签署《中梵协议》，所有的中国主教才得以与教宗重建全面共融。
枢机主教总结说，“在过去的七十年里，输掉了许多艰难的战斗，有时，如果能多一丝善意便能赢的战争却也输了。但最重要的战斗却赢了：“守护信德”，“中国天主教徒”的信仰和传教士“的帮助”皆因“天主恩典”而生：“中国天主教团体在过去的七十年里都没有传教士，但毫无疑问这是他们之女。”
说到今天，帕罗林枢机强调了“天主教与中国当局对话”的紧迫性，教会自50年代初以来便一直在寻求这种对话，直到现在随着中梵协议的签署，对话才似乎得以开始：这是一个“起点”。
帕罗林枢机还提及对协议的一些“误解”。他指出，“2018年9月22日的协议只涉及主教任命。我清楚中国天主教会面临的诸多其他问题。但是不可能一并解决所有问题，我们也知道完全正常化的道路仍然很长，正如本笃十六世在2007年预测的那样。然而，主教任命问题尤为重要。这也是过去60年里最困扰中国天主教会的问题。”
他回顾说：“直到两年前，…非法任命新主教的可能性一直存在，直到几年前，还有新的中国主教被非法任命。”现在，这个问题“被彻底”解决了。
帕罗林枢机继续说，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这份协议的主要目标在于教会和牧灵”，并有意“帮助当地教会获得更大的自由、自治和组织的条件，以便当地教会能够致力于宣扬福音的使命，并为人与社会的整体发展做出贡献。”
如教宗方济各所期望的那样，这份协议有利于教会内部和解。此外，帕罗林枢机还强调了另一个目标：“巩固国际和平视野，在这一时刻，我们正在全球范围内经历许多紧张局势。”
梵蒂冈：前教宗本笃16世任内就已经批准梵中主教协议草案
华盛顿 — 梵蒂冈再度重申，梵蒂冈打算就主教任命协议与中国继续进行对话，并且辩护说，2018年与中国政府签订的这个协议对中国天主教会的信仰生活是必须的。美国强烈反对这项协议。
梵蒂冈教廷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主教 （Cardinal Peitro Parolin) 星期六（10月3日）在纪念意大利传教士抵达中国传教150周年的演讲中，针对续签梵中主教任命协议所引发的批评，作出了教廷最权威也是最全面的回应。
帕罗林枢机主教强调，梵蒂冈对中国的对话策略是一脉相承的。他说，在中国共产党掌权，驱逐外国传教士之后，教宗庇护十二世（ 任期：1939-1958）就试图重启与北京对话的路线；荣休教宗本笃16世在任内批准了梵中主教任命协议草案，现任教宗方济各最终于2018年签订这个协议。
美联社星期天（10月4日）报道说，帕罗林表示荣休教宗本笃16世在位时就已经批准梵中主教任命协议草案具有深意，目的是要让批评教宗方济各的保守派人士噤声。很多这些批评者对教宗本笃16世的保守作风念念不忘，而且用梵中协议来削弱教宗方济各的声望。
有批评说，教宗方济各2018年与中国签署的主教任命协议草案出卖了中国的地下教会信徒。梵蒂冈则辩护说这个协议是必要的，是为了避免在中国没有经过教宗同意下任命主教，从而导致中国教会分裂更加恶化。
教廷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主教星期六在演讲中说，这个协议只是关于主教任命，完全没有触及中国教会生活的其他层面，没有涉及政治议题。他说，这项协议值得续签，因为为期两年的协议太短了，很难评估其价值。
梵中续签主教任命协议的议题也导致美国与梵蒂冈关系紧张。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发文，对梵蒂冈与中国即将续签这项协议表达不满，称梵蒂冈如果续签，将会“危其自身的道德权威”。帕罗林枢机主教称，教宗方济各对这篇文章感到“惊讶”，梵蒂冈与其把这篇文章理解成一种外交姿态，不如说是一种蓄意的冒犯。
随后，梵蒂冈9月30日正式拒绝蓬佩奥与教宗方济各的会面请求。理由是教宗方济各不会在美国大选前接待任何政治人物。梵蒂冈还回绝了蓬佩奥试图阻止梵蒂冈与中国达成续签协议的努力。
但是蓬佩奥10月1日抵达梵蒂冈访问后，与帕罗林枢机主教以及梵蒂冈外长保罗·加拉格尔（ Paul Gallagher) 大主教举行了45分钟的会谈，蓬佩奥在会谈中谈到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
蓬佩奥9月30日在罗马的一次宗教自由会议上演讲时说，在侵犯宗教自由问题上，地球上没有其他任何地方比中国更严重，他呼吁梵蒂冈与美国一起谴责中共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他说，天主教应当站在斗争的前列，保护基本人权。
长期以来，对中国主教的任命权困扰着梵中关系。罗马教廷坚持教宗有任命使徒接替人选的神圣权利；北京则认为教廷任命主教是外国对中国主权的侵犯。
2018年9月梵中主教协议草案签订，教宗方济各认可7名由中国官方任命的主教，这是梵中关系历史性破冰，但是反对声音不断。香港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以“送羊入虎口”批评说，任何与北京当局的协议都是对天主教的背叛。
天主教内部对此协议持反对意见者也担心，梵蒂冈把更多的控制权交给北京，可能使中方更加严厉打压宗教。
70多年来中国的天主教徒除了隶属于官方认可的天主教爱国教会以外，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忠于罗马天主教廷的地下教会教徒，他们不承认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
香港星岛日报星期天报道说，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职位已经空悬21个月， 88岁高龄的陈日君枢机主教早前到梵蒂冈，希望有机会获得教宗方济各接见或通电话，讨论香港主教接班人问题，但没有获得教宗接见。报道说，陈日君表示，如果教廷任命亲中的香港主教，他选择死后不葬在主教座堂，而是跟天主虔诚的子民一同安葬在淳朴的墓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