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了教廷国务卿帕罗林枢机（Cardinal Parolin）10月3日在米兰发表的讲话。真令人恶心！他当然不愚蠢也不无知，他就是睁着眼睛讲了一大堆谎言。
最令人反感的是他对受人尊敬的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的侮辱，说他曾同意那个教廷在两年前和中共签署的协议，因为他知道我们最宽容、最温柔的本笃肯定不会出来否认。而「无辜」的雷若翰枢机（Cardinal Giovanni Battista Re）再次被利用来支持尊贵的国务卿的虚假言论，也是十分荒谬和对他不恭。
帕罗林知道自己在撒谎，他知道我知道他是个骗子，他知道我会告诉所有人他是个骗子。他除了厚颜无耻，还胆大妄为。其实现在他还有甚么事不敢做呢？我想他甚至不会害怕面对自己的良心。
我更恐怕他甚至没有信仰。我有此印象是源于帕罗林, 那时已是国务卿，在纪念卡萨罗尼枢机（Cardinal Casaroli）的演讲中，赞扬他成功地在欧洲共产国家建立教会圣统制时说：「当我们寻找主教人选时，我们是在寻找牧者，不是像罗马斗兽场的角斗士，不是那些逢政府必反对的人，不是那些喜欢在政治舞台上出风头的人。」
我写信给他，问他是否有意这样形容维辛斯基枢机（Cardinal Wyszynski）、敏真谛枢机（Cardinal Mindszenty）、贝兰枢机（Cardinal Beran）？他的回答没有否认，只是说：如果我说的话让任何人不高兴，那么对不起。一个鄙视信仰英雄的人是没有信仰的！
历史
让我们看看帕罗林如何总结历史。
一开始便循例地提到利玛窦（Matteo Ricci），利氏似乎成了中国教会传教史上最非凡的人物，我却不敢苟同，许多在人民中间传福音的传教士，都同样令人钦佩（我当然并不否认对自己在上海接受耶稣会士传授的信仰而感到自豪）。
帕罗林将尝试对话的大功追溯到教宗比约十二世。幸好，他指出比约十二世终于放弃了这一尝试，却又补充说：『这造成的「互不信任」，标志着后来的历史。』
这似乎是说「不信任」导致了随后三十年的整段历史！历史可以这样一笔带过吗？是不是忘记了全部传教士被公审，被谴责为帝国主义者、中国人民的压迫者，甚至杀人犯之后，被驱逐？宗座代表也被驱逐，许多主教在狱中多年后被逐离！
他们驱逐了「帝国主义压迫者」就来对付被压迫者、基督徒和中国神职人员，他们的罪状就是不肯背弃从那些「压迫者」学到的宗教！
教会的一半人立即被关进了监狱和劳改营。想想那些年轻的圣母军成员，他们十几岁便进了监狱，（除了在牢狱中去世者）获释时都四十来岁了。
教会的另一半人终于也被关进了监狱，但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被红卫兵折磨后才下狱的。然后是沉默的十年。
你说我们不懂得忘记过去的苦难吗？我个人没有遭受任何苦难（我自1948年起便一直在香港），但我的家人和修会兄弟都吃过苦。
教会不是说该净化记忆？当然原谅过去所受委屈是要的！但也要忘掉历史？历史不是「人生的老师」吗？
帕罗林提到埃切加雷枢机（Cardinal Echegaray）开始了「起起落落中」的一段新道路。对于认识他的人来说，埃切加雷是一位极度乐观主义者。他非常热爱中国，但很少人知道共产党如何对待了这位老朋友。他在一个不幸的时刻拜访他们（逢到那场反对宣圣中华殉道者的运动），他接受了一个小时的辱骂和羞辱（宗座外方传教会一位神父见证了这件事实，他还健在）。
这条「起起落落」的道路其实是一条直线，从未改变！在帕罗林之前担任谈判代表的克劳迪奥．切利蒙席（Monsignor Claudio Celli）抱怨说，中方代表不是来进行谈判，他们只是像录音机一样重覆：「签协议啦！」
今天，切利总主教对在中国的独立教会的神职只有一个经常用的词：同情。然而，真正的同情必须是让奴隶摆脱奴役，而不是鼓励他们好好地做奴隶。
教廷的东方政策
没错，与共产党的对话从很久以前已经开始。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主持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已有来自共产国家的主教代表出席。教宗保禄六世随后派卡萨罗尼蒙席到那些国家，在那里重建圣统制。
（正如卡萨罗尼说）那是在黑暗中摸索的工作，因为对实际情况一无所知。圣统制？傀儡主教像政府官员多于羊群的牧者。但是，在那些基督宗教历史悠久的国家，他们不会表现得太差（我两年前到了布达佩斯、布拉迪斯拉发和布拉格去瞭解他们的一些历史）。
对话在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和教宗本笃任内继续进行，但这个通常被称为「东方政策」（Ostpolitik）的策略产生了甚么结果？
且看摘自《本笃十六世──最后的谈话》（Benedetto XVI – Ultime Conversazioni，第161-162页）
〔伯多禄．塞瓦尔德（Peter Seewald）〕问道：「你有否赞同及支持过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东方政策？』」
本笃回答说：「我们有谈论过。很明显，卡萨罗尼枢机所执行的政策，虽然目的良好，但事实上是失败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新方针是来自他亲身和那些政权交手所得的经验。
当然，那时谁也想不到（欧洲的）共产党会这么快倒台，但很明显的（教会面对那些政权）不应该妥协和让步，但要强力对抗到底。这是若望保禄二世基本的看法，我也同意。」
东方政策在中国的应用
教宗本笃在2007年的牧函中明确指出了每个对话必须持守的原则，那就是不能不惜一切代价来达至成果，因为好的成果取决于双方的意愿。
「与合法的政权持续冲突并不能解决现存的问题。但同时，当政权不恰当地干涉教会的信仰和教律时，我们亦不能就此屈从。」（第一部份，第四章的末段）
教宗方济各在指导对话的必须原则上也很明确。在韩国举行的亚洲青年节之时，他告诉聚集在当地的亚洲主教们：「对话有两个条件，首先要忠于自己的本质（不能放弃我们的教会学和基本纪律），其次是有必要敞开心扉来倾听。」
连续性？
可惜，实际上，本笃和方济各之间并没有连续性，连续的是一个人──帕罗林。
在我的书《为了熙雍，我决不沉默》中，我讲述了梵蒂冈内的一个权力集团在与北京政府解决问题时，如何偏离教宗本笃的主张。
有人会问：一位以坚韧闻名的教宗（他们甚至给他起绰号为「天主的洛威拿」）会容忍这种事？是的，教宗本笃是世界上最温和、最害羞的人，很不情愿施用他的职权。
有一天，我这个大罪人噘着嘴对他说：『你叫我协助你关心中国教会的事务，「那些人」都不听你的话，你又不干涉，那要我做甚么？贝尔托内（Bertone）也不帮我，为甚么？』他回答说：「有时候你不想得罪任何人嘛。」他指的是时任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迪亚斯枢机（Cardinal Dias），以及与北京谈判的教廷代表帕罗林蒙席，两人都热衷于东方政策。
有人或会说，我把私下的谈话透露出来，会令相关人士感到尴尬。是的。不过我认为，让无辜的教宗承担批准一个坏协议的责任更是严重。
令人奇怪的是，在唐高枢机（Cardinal Tomko）担任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期间，（非正式）谈判的代表会向定期的秘密会议的成员报告谈判的进展情况。当教宗本笃成立了一个颇有规模的中国教会事务委员会后，委员们反而被蒙在鼓里。
在2010年间，有传言说协议已经准备就绪。但到了某个时候，忽然一切都静下来。帕罗林被派往委内瑞拉，由巴列斯特雷罗（Ballestrero）取代其位。韩大辉甚至在迪亚斯枢机退休之前，便加入了万民福音传播部。从这一切可以推测，教宗本笃在最后一刻否决了协议，并改变了谈判方针。
当教宗方济各从委内瑞拉召回帕罗林并任命他为国务卿，帕罗林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使中国教会事务委员会无声无色地消失，而对中国的东方政策很快便大门洞开了。与敌人对话，有的；但在我们之间却没有！教宗方济各显然将中国教会的事务完全交给了他的国务卿。
对东方政策说「不」的本笃，跟对东方政策说「好」的方济各，两人之间是没有连续性。帕罗林办东方政策是连续的：以前，他没有跟随本笃的方针；现在，方济各跟随他行事。
有人会问我：你说帕罗林操纵教宗？是的，我不知道为何教宗允许自己被操纵，但有证据令我相信这一点，使我批评教廷时没有那么犹疑和痛苦。
在让七个被绝罚「主教」合法及地下团体两位合法主教被要求辞职的过程中，韩大辉总主教获教宗接见。教宗说了三句话：「这样做不好」，「为什么他们没有与我一起讨论？」，「我会关注这事」。
后来，在教宗方济各接见我的时候，我问他是否有机会关注这个问题？他立即回答：「有，我告诉了他们（教廷的高官）不要制造另一个敏真谛事件！」（不幸的是，事情的发展正如敏真谛枢机的情况一样。两位主教被迫把自己的权柄交给两个不堪当的人。）
从梵蒂冈出来的决定都是来自帕罗林（显然得到了教宗的同意）！
协议的效果
你为何会说协议不好？没有看过协议文本，尤其是中文版的文本，我根本无法做出任何判断。不过，尊贵的帕罗林本人和他的党羽经常说，一个坏协议总比没有协议好。我身为伦理科的老师，我无法理解。我一直教导他人，即使有良好意愿也不能做邪恶之事。
– 他们说：协议是好的，中国共产党终于承认教宗是天主教的最高领袖。如果我没有看到文本，我不会相信。
– 教宗将拥有否决权！如果我没有看到文本，我不会相信。即使假设他有此权力，他可以毫不尴尬地行使多少次呢？
– 有了协议就不会再有非法主教！极权政权可以信任吗？你忘了与拿破仑达成的契约吗？你忘了与纳粹政府达成的协定吗？
– 如果梵蒂冈如过去一样，时时让步，那么合法的主教不一定是堪当的主教。在中国的独立教会现在到处都是「投机主义的」主教，这些人把自己出卖给政府以谋求权力和财富。
– 如果这七个被绝罚而现在合法了的是将来的主教样板，那末要天主救救我们了。他们的行为改变了吗？他们有任何悔改的迹像吗？有感谢教宗给予的宽恕？有公开承诺尊重教会的教义和纪律？你看到的，是他们四处高唱凯歌：我们靠向政府是明智的选择！
特别令人愤慨的是两位被迫让位给被绝罚者的合法主教所遭受的待遇。汕头教区现在合法的黄炳章得到「胜利」后，来到被免职者（庄建坚主教）的教堂举行大型庆祝活动。他的神职人员和许多信徒乘坐一辆一辆的旅游车前来，庄主教的神父和信众却不准参加（公安维持秩序）。他们要庄主教共祭，从而羞辱他。不过，这位老主教有清晰的头脑，他说：「你结婚，你会庆祝，但我是被迫与我的教区离婚，有甚么好庆祝的？」，之后便离开了。
闽东教区郭希锦主教带领的非官方团体内神父和教友比他的竞争者多得很多。他服从梵蒂冈的指示，让位给被绝罚者，并成为他的辅理。可是，大家都看到了他们如何使他的生活难以为继，所以他能做的就是辞职（这几天的新闻）。
教会终于合一了吗？两个教会团体修好了吗？仅仅因为教宗祝福了这可悲的情况，敌人的胜利，教会的生活就算正常化了吗？
所有主教都合法了，却在一个客观上是分裂的教会中，这样算好吗？进步了吗？这是开始了一个甚么样的旅程？
尊贵的枢机大人似乎很谦虚地说，协议的成果并不特别令人兴奋，这显然是「轻描淡写」，而我会说这简直是灾难。
最后一幕：每个人都要参与裂教！
这场悲剧的最后一幕是更加灾难性和更加残酷：去年6月底的一个文件。由「教廷」发布的〈圣座关于中国神职人员民事登记的牧灵指导〉，没有标明部门，也没有人签名（众所周知，这是帕罗林的杰作）。每个人都被邀请加入爱国会，即独立的教会。真正的教会寿终正寝！
一些「地下」团体，由主教和神父带领，很高兴终于能够安心地去除作为「非法」的负担。但当他们进入鸟笼时，鸟笼内的老住客当然嘲笑他们：「我们一直都说……」。但许多人一生抵制政权，坚守真正信仰（他们的家庭中有许多殉道者），现在竟获那「圣」座的邀请去投降！？困惑、失望和甚至感到被出卖而忿怒。（有人敢说他们的不对吗？）
该文件确实也说了，如果他们不想这样做，教廷「尊重」他们的良心。不过，实际的效果是一样的：他们将不再有自己的教堂，不能再在私人住宅中为教友开弥撒，教廷也不会再给他们任命主教了。他们只能在地下墓穴中活出信仰，等待美好日子的来临。
总体情况
在此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情，我不说是「因了那协议」而发生，但肯定是「尽管达成了协议」没有使那些事不发生：显著加剧的迫害、持续逼非官方团体消失、严格执行曾一度放宽的规定，如禁止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入教堂和参加宗教活动。「中国化」并不是我们所指的「本地化」。它是共产党的宗教：首要的神是国家、党、党的领导人。
尊贵的枢机大人怎么能说这一切都与协议无关？生命可以割成碎片吗？
实际上，枢机大人也将该协议与国际和平及解决紧张局势联系在一起。然而，为了维护协议，教廷似乎对共产党对中国人民造成的所有不公义视而不见。
至于香港？
随着国家安全法的实施，香港也已变成了极权政权之下的一个城市。在警察残酷暴力的威胁下公民丧失了所有权利，包括表达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
他们既没有明确否认香港的自治地位，该协议本不该涉及香港。可是我们听说，要成为香港主教，必须有北京的祝福！
天主，拯救我们脱离强大的敌人的掌握！
愿玫瑰圣母保护我们免受任何危害！
注：今天（10月7日）是常年期第27周的星期三，弥撒的读经一（迦拉达书2：1-2，7-14）鼓励我把这篇文章放在我的博客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