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9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梵蒂冈（圣座）签署了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当时各方面的声音很多，（协议前后）也有很多评论的文章。两年后（2020年），这协议又续签了一次，那时评论已少了很多，协议的续签在所有人的意料之中，教会的处境不会有任何改善，反而会更加的艰难。今年2022年的10月份，已续签一次的协议又将到期，据不久前路透社对教宗方济各的采访（7月2日），这份已签署4年——几乎没有多大成绩，却使教会的处境越来越艰难的临时协议——将再次续签。如今，我们倒不去对续签之事做任何评论（是否值得续签），因为这会如同两年之前一样，基本是在人们的预料之中的事，但令人奇怪的事是，中国的教会好像集体地缄默了，听不到什么声音，也没有任何的评论。反观中国的天主教会目前的现况，她如今的处境可谓有史以来罕见的艰难（尤其是从进入2022年），苦难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然而却没有了任何的声音和援助，实在令人感到窒息与惊讶。
中梵协议后，中国教会的处境会变得艰难，考验会更大，这是很多人的共识。不仅是那些不乐意看到协议签署的人是如此认为，而且就连那些乐见协议签署的人，也有很多人保持这一观点。就是那位直接促成这份协议签署的耶稣会士方济各教宗，在协议签署后立刻发表的那篇牧涵中，也直接或间接的推测了这些事：
“近期，针对目前在中国的天主教团体，尤其是针对它的未来，流传著许多彼此相反的声音。我（教宗）知道这些纷乱的意见和看法会导致不少的混乱，会在许多人内心引发反面的情绪。对某些人而言，会产生疑问和困惑；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则有如同被圣座抛弃的感觉，与此同时，会对因为忠于伯多禄继承人而承受苦难的价值提出令人苦恼的问题。”（教宗方济各致中国天主教信友及普世教会文告1）
在《牧涵》的内容中，教宗在预测这些艰难的同时，不乏也做了积极的展望：
“——相反,对许多人而言，积极的等待和反思激发了对更加宁静未来的希望，以便在中国土地上做出富有成效的信仰见证。”
如今这份协议签署马上就要四年了，教宗所发出的积极展望，似乎还没有看到任何希望的迹象（也许还要等待许久……），我们所看到的是他对反面情况和教会苦难的预测，而且这些苦难只有 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对这些苦难并不惊讶，因为这是天主教会，尤其是近代中国教会的特征，近代的几位教宗也都这样说了。但让我们感到无比惊讶的是，这种在苦难中的（集体）静默。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稍微例举自从协议签署之后所发生的一些事例，以说明四年来教会的艰难处境。然后我们从良知和信仰的角度对所发生的这些事提出一些质问，最后邀请中国教会，不要以集体缄默方式来生活自己的信仰，即使是在如此困难的时期。其实，虽然我们的处境已经到了中国教会历史上罕见的艰难期，但是还没有到我们不能说话的地步，《希伯来》书中说：“你们与世界对抗，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希12,4）。
1） 协议签署四年来的中国教会的极度艰难的处境
纵观近年来中国教会的状况，磨难从未停止过，也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只有在短时期内，有过一些相对的喘息或平静期。在这些时期，教会才能抓住一些机会去发展。如果是这样，目前的局面，从中国教会整体属于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严格意义上）没有宗教（完全）自由的苦难教会，我们不应该对当前的形势表示意外。在此总的情形与前提下，我们又不得不说，自从2018年9月中梵签署协议后，中国教会的确进入了一个极为艰难的时期，并且，从对信仰构成重大考验的角度上，甚至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40年来，从没有过的艰难状况！
总结来说，从2018年以来，中国教会的苦难呈现以下的一些特点：
1. 中国政府对教会的管控更加收紧，这从近期出现的宗教条例及不断增添的内容可见一般。所以，政府以宗教管理法律化、制度化为由，加强了对教会的限制与磨难。具体的事例很多：如原先官方教会在有限条件下，允许开办的一些修道、备学班被强迫停办；有一些慈善的事业也被迫停止，比如赵县的一个已有多年的残婴院（属于公开的教会的），正定贾主教名下开办多年的一所残婴院。2018年底到2019年在全国开展四进教堂的活动（即红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宗教法律条例、中国传统文化），还有一项与法律赋予的“宗教信仰自由”（36条）完全说不通的事情，就是不容许未成年教友进教堂。从这一年，我们在很多的教堂（尤其是官方公开的教堂）的入口处看到张贴着“不许未成年人进教堂”的告示。在疫情期间，以防控为由，很多教堂被长时间或整年的关闭（其实，其他的场所，如学校、商场等或其他公共聚集场所早已开放）。2020年底，对两个非常隐秘的地下修道院进行了清洗，一个保定的修道院，一个是张维柱主教开办的修会修道院。还有在媒体方面的控制，比如原先的宗教书籍，以及视频、音频的讲道等都被禁止。
2. 体现在对非官方教会神职人员的转化上（原地下教会的神职人员）。在协议前，政府转化的理由是，不合法、不爱国、不听政府。协议后，在原先条件完全不变的情况下（签署一个与信仰有违的条款并与一位官方认可的主教共祭），又加上了一点：不听梵蒂冈和教宗的。如此政府可以打着教宗的旗号来对神职人员进行施压转化。
3. 另一个明显的特征是，每次到了协议签署的前后，教会就会感到特别的紧张，也就是说，政府会加紧对教会做“工作”，尤其是对尚未领证的不公开的神职人员（主教和神父们）的转化工作。
— 2018年，协议刚刚签署后的一个月，当时有《天亚社》和《亚洲新闻》等报出来，政府对张家口地区两个教区（宣化和西湾子）的一些神职人员进行了学习转化，《天主教在线》评选十大新闻时，这些新闻的关注度名列榜首，这是报道出来的一些信息，那些没有报道的，就不知道了。
— 2020年底，协议（首次）续签，这一年因为疫情似乎从某种角度缓和了教会（尤其是前半年）总体的紧张，但其突出（焦点）的表现在南方的福安教区。那位以英豪精神服从的郭希锦主教，身负为促成教会合一开辟道路——“试验田”的使命，努力地一次次地做出痛苦的牺牲，最后，却在圣座模棱两可的“指导”下，加上政府无以复加的施压，还有那位官方主教——詹思璐的争权排挤下，于2020年10月4日，在主教坐堂宣布辞职。据说他在辞职之前，以书面告诉了圣座他的处境，及要准备辞职的决定，也给出等待回复的时间（但他已拒绝了非书面的口头恢复），最后是在未等到梵蒂冈书面回复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申明了他的辞呈。在宣读的辞呈信中，郭主教以自己已无法适应时代，和文化不高为由宣布了自己的辞职。殊不知这仅是他委婉的说法。哪有一位有圣德和爱心的牧人，可以轻易的放下他苦苦经营的教区和那些信赖他的信友们，撒手不管，实在是以躬身隐退的方式，“成全”别人的意图，“避免”可能出现的权利争夺困境，告慰些处于同样困境的、心灵被煎熬的教会信仰人士。
2022年协议将到期（面临再次续签）。而这一次的窘难来的很早，可能也和中国以清零政策，将疫情早早控制住有关？这一次的转化神职人员以河北这一天主教大省为主。而河北又以保定和张家口为主。早在奥运前，张家口一带（宣化和西湾子教区）的近20位神父（包含两位非官方主教和一位副主教），都被隔离学习。奥运后，他们并没有获得自由，也没有回到堂口，紧接着进行集中的转化工作，在此期间，也因为政府调查于2018年去世的赵克逊主教的事情，对一些神父动用了逼供的方法；该地下主教是与2007年为回避官方追查而隐藏起来，直到去世（参）。而后是对保定神职的转化，其转化的力度是几年来没有出现过的。保定地区有共三个教区：保定教区、易县教区和安国教区。虽然保定有安树新主教为政府认可，但三个教区多数的司铎均不是被官方认可的（没有领证的）。政府首先将三个教区的署理（保定的鹿根君神父、安国的田勇军神父，易县的张小路神父）隔离控制进行洗脑转化，使他们与教区的其他司铎失去联系。然后在逐个击破，转化其他神父。在易县教区，因为教区地域很小，很多在外地服务，他们中很多被遣送回家。保定最为激进的管制转化时期是在4月份，短短几天内，十几位神父被以特殊方式带走：有的忽然失联，家人还张贴了寻人启事，有的以其他方式带走（参，亚洲新闻2022,04，）
不知政府用了怎样的手段，2个月后，即6月份，这批被带走的神父有一半以上，接受了某些政府提出的条件，并与他们原先不接受的安树新主教共祭。在这期间，有极端的例子，听说有一位姓庞的神父，原来是极端的地下派，被转化后精神有些失常了；另一位姓王的神父，不愿意转化，但因为逼迫的紧，就走上了五楼的阳台，意欲纵身一跳也不愿被胁迫，引来很多观众，由于担心出现流血事故而造成影响，无奈之下，政府人员才将他放了。还有那些以共祭的神父，因为保定特殊的地下背景，只能回家，被教友拒绝接受。
这些政府转化地下神职人员的方法和力度实属近年来的罕见，而这一切又是发生在中梵协议的背景下，就更让人难以接受了。难怪乎，近日在亚洲通讯社，听到中梵又举办什么友谊展览的消息，评论说：“这给人的印象是对于中国来说，与梵蒂冈的关系，和控制教会是并行前进的道路：互不干涉。可以在欢呼「与教宗方济各的友谊」的同时，扼杀并消除当地教会，独立于梵蒂冈的同时也是被受制于中国法规的猎物。”（参2022,07,06报道）
2. 反思与质问
我们所举出的一些事例，足以说明，目前中国教会的情况。这些例子只是很多情况中的一些特别的例子，或是已被报道出来的例子，那些普通的和没有报道的就更多了，也许是那些才是更能反映中国教会普遍的情况和艰难的处境。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问，无论梵蒂冈还是中国外交部，每当有记者问到，中梵协议的实施情况时，都回答说：“协议实施进展非常顺利”等等，这难道是事实吗？当那些正在苦难中挣扎的信徒听道这些带有政治目的、掩人耳目的外交辞令时，是多么地难受！如果是中国的外交部这样说，他们尚且可以理解。但如果是来自圣座的外交话语，他们实在感到被“背叛”了！我们还可以问，在2018年签署协议时，双方都说在互信的基础上签署了这份协议，这互信在这四年实行的过程中，又体现在哪里？
我们代表那些被压迫的中国天主教徒和那些神职人员们，想问问政府的官员们：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没有要求什么过分的事情，只是为了争取一点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上所“付给的世界所有人拥有的宗教信仰的自由”，而你们就因为，天主教曾是西方传过来的宗教（其实基督宗教并非起源与西方、而是亚洲），就这样地对待自己的同胞。我们都是爱国者，也是有信仰者。现在中国的经济在快速的发展，但太多的人只追求物质的利益，正确的道德观却没有一起被建立起来，所以社会上，才有那么多的腐败。难道我们不可以为我们所爱的国家出一份力量，在精神方面，来参与社会的进步事业吗？作为执政党，虽然不信神，但是却也承认人的良知吧，你们不择手段的逼迫那些神职人员去做违法他们信仰和良知的事，岂知这是对同胞的心灵最大的摧残！
我们也来问问梵蒂冈和圣座，你们为了中国教会的合一和共融，冒着被批评的风险，在一个特殊的时期与中国签署了这样的一份协议。作为天主教徒，我们没有权利来批评这样的决定，因为你们的初衷一定是好的。但是你们却应该看看我们目前的苦难处境。耶稣基督将管理教会的权利给予你们，首先不是叫你们维护信友的信仰吗？你们却在他们良知遭受最严重考验的时刻，没有给予任何的支持。耶稣说要在真理中持守爱德，如果真理没了，爱也就成为了虚伪的。面对受苦的教会——而且恰恰是因着协议而更加的受苦，你们为什么一味的缄默下去？仅仅为了维护一个没有实际效果，而只有外表礼仪性的“和谐”外交关系吗？
虽然我们可以对签署协议的双方去质问，但那是我们无法左右的事情。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由那些执政者来决定；梵蒂冈则是教宗和那些官员们来做决定天主教会事物的决定。我们更应该反躬自问一下我们自己——中国教会的每一神职人员和信徒：我们在这极为艰难的时期，应该以怎样的态度面对现在的局势？我们的信仰又告诉我们什么？怎样才能不被困难压倒？反而以积极一点的心态度过这极为苦难的时刻？因为一切都会过去，包括现在的处境，毕竟教会是在天主的手里，2000年的教会历史，不是很清楚的说明了这一点吗？
首先，虽然我们可以去质问造成这种处境的原因，也可以述说我们的窘难和面临的处境，但是我们却不可以抱怨，或对任何机构和迫害我们的人心生怨恨。这是我们天主教信仰的要求。在苦难中，如果我们在信仰中是刚强的，我们本应该喜乐，这是主耶稣在“山中圣训”中明确的教导基督徒的：“几时人为了我（受到迫害），你们是有福的。你们欢喜踊跃罢！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报是丰厚的，”（玛5,11-12）。而当年的使徒和信友们都是在困难时期这样立了表率，《宗徒大事录》记载，当年他们在当权者手中受了打击，反而高兴“他们欢欢喜喜地由公议会前出来，因为他们配为这名字受侮辱。”（宗5,41）今天我们的确没有当年那些使徒和信友们的勇气和信德，我们在受苦后，高兴不起来，但是我们也不可以悲观和失望，更不可以忘记耶稣的教导。
除此之外，我们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是要试着明白我们为什么受苦。我们并不是做了什么错事，或违法了什么国家的法令，相反我们是极好的公民。在受到迫害时，我们不去反抗，也不去抱怨，但是我们不可以完全的沉默。我们应告诉那些反对我们、迫害我们、怀疑我们、不给我们应有的宗教信仰自由的人，我们这样做、这样持守的原因。（基督徒追求的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国度）我们不仅仅不应该完全缄默，而且应该发出声音。当然这声音不一定是以言语，也应是行动。这是我们为给主耶稣作证的声音！
3.基督徒应该发出的声音
在这方面，首先是耶稣基督自己立了榜样，祂是那位在比拉多面前宣誓过美好誓言的人（弟前6,13）。这美好的誓言也是见证的誓言，耶稣基督在苦难面前缄默了、但祂也发言了！他缄默了，因为祂情愿为人受苦。但是，祂也说了该说的话。面对苦难和侮辱，他没有反抗，如同待宰的羔羊，缄默而不开口。对于不正义，他没有缄口不言：“我若说的对，你为什么打我”；对于真理，他没有缄口不言：“我们为此而生，也为此而生在世上，为给真理作证”；对于受苦的原因，他没有缄口不语：“当我被举起来时，要吸引众人归向我”。以后，圣保禄宗徒，在为福音真理作证的机会中，效法了耶稣。我们一定不敢说，我们今天面临的困难和考验比圣保禄在其时代所经历的更大，他为了在不同的外族文化中福传，是常常“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的”（参），但圣保禄无论面对野蛮的外邦人，还是当时的当权者，他抓住了任何作证的机会，从没有缄默过；他没有对自己的苦难去辩解，但对于正义的事，对于信仰的理由，他没有缄默，而是做出了见证。为此，主耶稣曾显现给他，鼓励他继续宣话，不要缄默：“夜间，主藉异象对保禄说：「不要害怕，只管讲，不要缄默”。
那些迫害耶稣的人，给祂宣讲的天国的道理扣上了政治目标的帽子，是为了陷害祂。对此祂做出了申明：“我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的国在这个世界上，我的臣民在就以来反抗了”。今天那些认为我们不爱国的人，也认为我有其它的目的，其实，除了信仰，我们没有其他的目的。当然如果一个基督徒世俗化了，他可能会受诱惑，但是真正的基督徒在世间应该建立的是“天国”——一个属神的国度。我们应该为这个国度做出见证，应该以我们言语和行动申明，我们的美好见证，在世人面前（借着正义与爱德的生活），也应该在比拉多做代表的那些执政者的面前。这也许就是历任教宗要我们和所有的人对话的原因。
所以面对我们的苦难，我们可以缄默（不去申辩，不去反抗），但是我们不可以不去让人明白我们为什么受苦，我们应该展现我们的信仰，正是为了这个信仰，我们生活和行动。那么具体的说，我们今天在中国生活的神职人员和基督徒，我们具体该做什么？我们如何来发言？
首先，行动也是言语。我们应该在苦难中热切的祈祷。在《默示录》中有一个地方，讲到那些殉道者的祈祷从（人间的）祭坛上升到（公义的）天主面前。那么我们中国的教会，属于苦难的教会、属于20-21世纪殉道者的教会，我们就应该奉献我们的祈祷。我们首先为现今教会的元首和他的合作者们祈祷。我们不应该还继续纠结在中梵协议之对与错上，那些教会的决策者们，在信仰的原则上并没有错误，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件教会史上的（至少在中国的教会史上）的重要事件，他们的决策在天主面前和历史上需要承担责任，多少年后，历史也会给出（更为客观的）评断。因为在协议后的牧涵表达中，教宗自己亲自说出，‘这样的决定并不是在一个社会和时代背景都具备的条件下做出的’（2—3号）。这就必然具有不确定性，教宗在（平静的）祈祷和天主面前承担这责任，因为祂是耶稣在世的代表——祂就有这权威。虽然如此，我们看到教宗在牧涵中，仍引用了一位圣者——十字若望的话说：“让我们将圣十字若望的告诫视为珍宝：“在生命的末刻，我们将在爱上受审判”。如果教宗将这话送给中国教会的牧者们和基督徒，在目前的处境中，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世间每一件事都关系到将来的得救与审判。那么所有的人都包括在内——教宗自己，还有他的合作者们。在世界上的每一天，我们必须听从牧人的声音，尤其是教会最高牧人的声音，因为基督借着他们在发言；但是每个人在天主面前还有一个更基本的身份——基督徒，他们是基督用宝血救赎的。在这方面——尤其涉及到人的救恩，“天主并不看情面”（参宗10,34），这一点伯多禄——第一位教宗深刻的领悟了，也申明了。以后外邦的宗徒保禄同样也说了这话。所以教宗需要我们的祈祷，我们也需要他的祈祷和带领。
其次我们的发声，也在于我们的生活。就是向那些不理解我们的人，告诉他们我们生活的信仰所怀希望理由，即是在苦难中，我们并不悲观。也向那些反对我们，迫害我们，教会邀请我们对话的人去发声。
最后，我们要通过各种渠道去把我们目前的困境告诉圣座，他们需要了解实际的情况。不然的话，那些外国人——远在千万里之外，来决定我们中国教会的事情，如果没有真实的信息，这不等于是盲人摸象吗！虽然这很不容易，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努力的发出我们的声音。还有就是我们发声，也要借着文章和各种言论的平台。教会初期的那些护教者们不正是，借着言论和文字来为信仰作证的吗？我们基督徒不是事事害怕和明哲保身的人；而是为了基督和真理可以勇敢发言的人。
中梵协议马上就4年了，我们在怎样的艰难境况中度过了这些岁月，只有那些生活在期间的人知道！对于将来的路，我们尚不知道将如何,也许会更加的艰难（继续我们苦难的作证），也许天主会缩短这些时日，“因为如果天主不缩短，我们无法承受”。写下这些文字，代表我的祈祷，也愿与所有在主内共同受苦的弟兄姊妹们分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