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梵协议中“悖论”的理解

时间：2022-07-18 来源：投稿作者：嵇漠点击：

在探讨之前，首先对这一个题目“对中梵协议悖论的理解”做一点说明。文章没有意思要将“中梵协议”称为悖论，（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没有权威来做此结论，另一方作为天主教徒，我们的信仰也不容许这样说。所以应该对我们讨论的题目做这样的理解：2018年9月22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梵蒂冈所签署的“关于天主教会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有悖论的部分，或说不能为人理解的地方。但作为历史性事件，它的意义和价值应由历史去评断。我们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就此协议签署（2020年又续签一次）即将满了四个周年之际，根据所看到的情形，做些属于个人愚见的评论。

1. 灾难与信心，与人愿相违的现实
2018年9月22日，中国政府与梵蒂冈之间所签署的协议，在中梵的关系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因为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此次事件在历史上是第一次中梵关系的破冰；在双方谈判的基础上，达成了一个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于是，一时间教会内沸腾了，有人欢喜，有人担忧，也有很多文章出来评论。
其实不仅是协议签署后，早在签署之前，当梵蒂冈和中国政府在谈判期间，就已经有很多声音发出来，很多人质疑，在一个以宗教为目的的国家（梵蒂冈），和一个由无神论的政党统治的国家之间，这样的协议真能达到所预期的效果吗？那些担忧的人更是因为，从建国以来，绝大多数在中国的天主教徒都是在以忠诚维护着教会的信仰（尤其以最卓越的牺牲精神维护教宗的——原地下教会），这些信徒将来的命运将如何呢？他们的信心和忠诚是否也会因此沉重的打击而一蹶不振（因为从某种角度，似乎他们作证的价值受到了质疑，他们中的一些主教仍然被关押着，而如今中梵已经开始度“蜜月”了），或者甚至在中国的教会有造成裂教的危险？
于是当时一些比较有权威的人士或者观察家出来对此事作了评论。我们可以引述2019年3月24日天亚社的一篇报道：“有宗教学者推测中梵签署临时协议后，中国天主教「地下」团体因得不到教廷支持而逐渐消失，认为或有部份成员在自觉被出卖而欲脱离教会体制，情况值得令人关注。”而后又引证一位陈氏教授的说法：“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陈教授指出，梵蒂冈就主教任命问题在去年九月廿二日与中国政府签署不公开的临时协议后，有部份中国教会「地下」团体成员仍不接受协议。陈教授三月十五日在浸会大学举办有关中梵协议的讲座上表示，这批「地下」团体成员拒绝加入爱国会和领取神父证，也不愿接受政府领导，再加上当局的打压，会造成部分神职人员被迫离开团体，使教会不断被弱化，最终会消失。”【天亚社．香港讯】”
但更有很多教会的人士对协议做出了肯定，因为这的确是一件中梵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这些人对此事抱非常积极的态度和看法。
对这样一件将会对中国教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事件，当时的媒体也做了一些采访（很多是通过电话）；结果可以预期，大多数原公开的官方教会，都积极地评价了这一事件，也有些人极度“乐观”，因为他们因着教会的接纳和宽恕从此得到了正名（可以傲视那些曾一度指责他们不忠的人），而且认为以后他们的宗教自由空间会更大；但在官方的教会中，也有些头脑清醒的人，持观望态度，认为不应太乐观，此时下结论太早。在对原地下教会人士的采访中，大多数觉得将有大难来临的“不祥之感”，不知将来会怎样？尤其是他们不知道以后，还会得到谁的支持，最后可以抓的稻草也许只有自己所信仰的天主，但谁会知道，如果在人间再也找不到任何支持，在政治的重压之下，有多少人会失望？又有多少神职人员会觉得，若不愿意妥协，“回家”也许是唯一的选择？但这种情况也不可能一概而论，在原地下教会中，也有持乐观态度的人，比如东北齐齐哈尔教区的魏主教，当时在媒体上对中梵协议做了（非常）积极的评价。
面对地下教会失望的心情和各界的声音，那么，作为协议签署的教会高层又有何反应呢？因为当时反面的声音确实很大、很多。不久国务卿帕洛林就出来说话了。他申明教会的这一决定是在信德内的行为，对于为什么是信德的行为，难道就没有倾向政治意图的某种嫌疑吗？他却没做更多的解释。很快，当时仍在位的传信部长费洛尼枢机也出来发言，费洛尼的说法倒是正视了面临的困难，也根据他多年的经验，展现了他对中国神职人员们处境的同情与理解。他以比喻的方式肯定了中国教会在历史上，因其特殊的政治背景所出现了裂痕，但他表示这仍是在走向合一的途中：“通过福传在中国诞生的天主教会是独一无二的；它犹如一个涌流活水的泉源，其踪迹显而易见。之后，由于历史事件，就好像一块巨石从山上坠落而堵住水流；一部分水下沉流入地下，另一部分迂回曲折，继续流于地面”（参2019年，梵蒂冈的官方新闻）。
所以，费洛尼部长在肯定协议的“牧灵价值”，及此协议仅是中国“漫长历程中的重要一步”时，也在已经签署了的协议前提下，对在中国发生的令人悲痛的事情发出呼吁：“我希望不再听说或阅读到‘地方政府’官员将主教任命临时性协议作为工具，以强迫人们做那些连中国法律自身都不要求的事情，比如在爱国会注册”（按照其本身的章程，这种注册只能是自愿的）”（同上）
我们可以把梵蒂冈这两位高官（枢机主教）的言论作为协议签署的教会一方，当听到众多负面的消息后，对协议的一种维护。如果我们要看最初的积极意愿，还是需要回到教宗方济各本人的申明（意愿）中。两位部长出来发言，无非是为了表达教宗对此协议的初衷。
我们在这里只简要的提出几个点，教宗方济各和中国签署协议，是为了促使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下的教会，逐步走向正规，也为了弥合多年来造成的裂痕。当然这也是在他之前的几位教宗所愿望的（一如牧涵中提到的）。但是，这个目标会达到吗？2018年是一个合适的时刻吗？教宗并没有从理性的角度提出积极、合适的理由予以说明，比如现在已看到了积极的现象，或良好的政治背景（一如在越南的情况）等。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在经济上发展很快，但根据有些人的分析，近几年的政治环境，对于宗教不仅没有宽松反而有更为收紧的趋势。那么在没有积极的、来自理性认可的理由支持，甚而相反的情况下，为什么梵蒂冈或教宗认为是合适的时机，可以签署协议了呢？
这一点，教宗在协议中有表达，他似乎比较明确的说，自己要带领教会在信仰中冒一个险。他在牧涵的第二号提到了亚巴郎，说这位以民的“信仰之父”，当他受到天主召叫而出发时，并不具备完美的社会和政治条件。言外之意，如今教宗也不再看这些外在的政治条件（是否具备），所以教宗如今也要带领中国的教会上路。这也是这位教宗在其它机会的讲话中，常说的话，要带领教会“上路”、“走出去”。在牧涵中，教宗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既然教宗并不准备等待合适的时机，而是要在信仰内带领中国的教会冒险“上路”，那么他和教会以什么样的资本和这样一个（完全以政治为目的）强大的无神政府进行“交易”呢？这个资本就是对话。教宗相信对话的力量，所以他在牧涵中说：“这是我的信念：只有借著对话的实践，才能真实和富有成效的相遇……”。教宗也引用了利玛窦神父说的话“让我们挑战彼此信任的美德：‘交友之先宜察，交友之后宜信’” (利玛窦：《交友论》，7)。为此方济各决定将“临时性协议放置在这个互信的轨迹中”，在信德和祈祷中，即“在上主面前以平静的判断”决定接纳并宽恕被绝罚的主教，并签下了这样一个协议。
我们已不必再去引用其它的文字，就可以得到比较清晰的结论：在梵蒂冈和中国签署协议的前后，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当听到关于协议签署的事，那些对这份协议表达不同看法的人，不论消极，或者是积极的声音：无怪乎在中国那些受苦的教会如此地焦灼，他们似乎感到“如同被舍弃了一样”。相反，也有很多人却欢喜地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开始；也无怪乎，有些资深的观察家认为，地下教会，从此会因为来自政府更大的打压而消失，甚至出现分裂的危险……。因为这位方济各教宗本身就是要在信仰中去冒险——也就是冒着让无神政府（从此）打着教宗的旗帜来压制（并扼杀）受苦的教会。但是在协议已签署的那一刻，一切都晚了，教宗以他身为教会首领的身份，带领着他的合作者，那些“出色的”外交官们——帕洛林和其团队成员，做出这个决定。而且也的确是如此，从2018年9月22号，中国的教会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就如在教宗牧涵中所说的：“在这种精神中，并在已做的决定下，我们可以开始一个新的历程”。
如果说，教宗方济各并没有按照理性的原则做决定（决定签署协议），而是按照以信仰为主的原则、并以冒险的方式要带领一个在无神政党统治下的中国教会，那么在签署协议的那个时刻，我们只有带着观望的态度来看这件将决定中国教会命运的事情了：在签署协议的段那时期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切都是预测，将来的事实才能说明一切: 为原地下教会，他们尽可以极度的为教会的命运担心；而那些原官方教会团体的人员，则可以抱着乐观的态度，天真地期待一个在无神政府统治下的教会和谐共融的未来！

四年来的情况
倘若说在签署协议的那段时期，做出评断（只能是预测），一切尚属太早，那么在再过两个多月，就满满四年的今天，我们一定可以做些评估了。因为在这四年中，中国的教会内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
首先那些担忧人士的预测基本是对的。中国教会的处境比以往变得更加地艰难了，甚至可以说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艰难情况。这些事情有目共睹：那些在中国教会局外生活的人，完全可以通过新闻媒体得到很多的消息，那些教会内生活的人，则是在亲身经历这四年来发生的这一切。而且中国政府，的确是从那一天起，打着梵蒂冈的旗帜开始迫害教会，尤其是对原地下教会。教会的处境日趋艰难，人们一时间叫苦连天。
这里可以随手举出一些典型的事例：在2018年协议签署后的一个月，在中国的南、北方，就开始掀起了一次转化地下主教和神父的浪潮；与签署协议前的转化条件没有丝毫的改变（被转化的神父需要签署一份与信仰相违的文件，然后和一位官方的主教共祭）。不同的只是在这一点上，以前政府说这些神职是非法的，因为他们不听政府的，现在变成了这些神职人员不仅是不听从政府，也不听从梵蒂冈和教宗了。
随着事态的发展，这些事情的焦点马上聚焦在了福安教区——“中梵协议的一块试验田”的事情上。面对政府强硬的转化逼迫，那位配得（在中梵协议一事上）具有“英豪”服从精神的郭希锦主教，一方面为保护在良心上困惑的司铎们的自由而奋斗，一方面也不断地把教区面临的处境向教廷申报。在此情景下，在签署协议的第二年的耶稣圣心节（司铎圣化日）那天，由梵蒂冈发来了一份文件：“关于司铎在政府登记的牧灵指导”。如果说，中梵的协议有一些让人费解的地方及我们所说的悖论部分，那么再也没有比这份文件更加的将中国教会的司铎们放在了一个来自圣座本身的关于司铎（良知的）考验上了。记得当时有很多中国教会的司铎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质问这份文件真伪性——是否出自梵蒂冈？直到后来，有一些司铎通过外文的署名和其它可以咨询的途径，才确定并相信了此文件的确是来自圣座。我们说这份文件所以最具“悖论”的嫌疑，是因为，它更加地撤去了良知的护栏——而那是天主与人相遇的领域。而且上面给予的、只在逻辑上具备某种模糊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可以在中梵协议——新的背景下的登记合法）与中国教会现实的情况简直是大相径庭。
难怪乎，那位执着的陈枢机在多次申明，如果中梵一旦签署协议，就要（退出“江湖”）去隐居的言论后，又一次踏上了罗马的行程，亲自带着这份文件，去与教宗及帕洛林座谈，目的就是要让教会当局澄清这封信的内容！幸好，这封信在中国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很大——这无形的减少了很多尚没有意愿要转化的司铎们良心的困惑。其中部分的原因，也是因为很多司铎已经对教会当局失去信心，而且对来自教廷方面的指示已心灰意冷的原因！这封信虽然是为整个中国教会写的，但是其直接的目标也是为了福安的教会，因为那时，这个被看做“试验田”的教区面临的转化困境很大。那么，教会开出来的“药方”（那份牧灵指导）给福安教区带来了一线“光明”或某种积极的解决途径吗？又过了一年零几个月，福安教区原正权，但已让位给官方詹姓的郭主教的辞职说明了一切。
2019年，中国政府在全国推行“四进教堂（一说七进）”：即红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宪法和法律法规、中国传统文化等，那些原官方的教会需要以没有任何异议的积极态度，欢迎这些事物进入教堂；那些原地下教会，因没有固定教堂，情况要好些。一方面，他们能表达一些意见，另一方没有固定的教堂，没有地方可进，就免了（连想让五星红旗飘扬的场所也没有）。除了四进教堂，从这一时期，开始禁止未成年人进教堂。同样的情形，那些官方的教堂和场所、被建议要做表率，那些非官方的教会团体倒是可以引用法律的一些条文进行抗争，以保护自己信仰的权利。
这种教会的困难处境一天比一天恶化，原先那些被关押的地下主教，由开始阶段性的被管制，逐渐变为长期被关押（比如宣化的崔主教）。而那些不定时被传唤的主教被“召见”的也更加的频繁（如温州的邵祝敏主教）。到了2020年，由于要控制疫情，又开始借机对教会有所行动。在这些事情中，比较极端的是勒令关闭一些教会开办的慈善机构。到2020年底，政府有计划的将两处地下修道院完全的冲散了，一个是保定的修道院，一处是河南新乡张维柱主教的修会修道院，并且将张维柱主教在没有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审问的情况下监禁直到如今。
2022年是地下教会遭遇迫害最为严厉的一年，尤其是在河北省。据说这个计划在2021年底就已经制定，是一个整体的对地下教会的转化和打压的计划，但是由于2022年冬奥会的原因，推晚了一些时间。但是在张家口一带，教会的神职人员们在奥运前已被带走学习（怕影响奥运新闻）。到了2022年的2、3月份，在宣化，因为原地下赵克勋主教（2018年已去世）的事情，政府对一些关联到的神父动用了公安刑警逼供的手段。紧接着就是开始实行转化神职人员的任务。保定转化的更为极端，到了四月份，一些神父秘密失踪，还有一些，借其它的机会将其拘禁转而开始强迫他们转化。
以上列举的这些发生的事件，足以证明，自从协议签署以来，中国教会进入了一个更加艰难的时期。我们无法想象中国政府为什么如此地对待与他们在“互信”的基础上，并在“友好”的交往中，签署的这份中梵协议？这就是我们难以理解的所谓的“悖论”。按照常理，既然中梵已经签署了协议，这就是友好的表示，为什么中国的教会，比没有协议之前更加的艰难，尤其是那些非官方的团体受到的迫害比以往更加地严酷。即使是在古代，当两国不友好时，也会善待使节；如果达成了和解的协议，就会释放善意。中国既然和梵蒂冈签署了协议，就表示比以前友好了，那么为什么，一面在谈判桌上“友好”的交谈，而背后却更加控制教会，压缩教会团体生存的空间？以至于不仅仅是暗中的迫害，到了2022年，已经是明的来迫害了。不知这样的做法是否有违一个泱泱大国的风范。
而就梵蒂冈一方面，教宗在牧涵中曾引用了耶稣会著名传教士，利玛窦的话：“交友之先宜察，交友之后宜信”。不知道教宗在交中国政府这个朋友之前，是否认真的“察”了? 但即使是没有认真的“察”，如今协议已经签署，生米已做成熟饭了，只能委屈求全了！这就是我们要说的中梵协议中的悖论，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我们不是对整个协议要做什么判断，而是就这个协议后，这四年来，所听到和所看到的这些有背常理的事情，做些疑问！
通过对四年来在中国教会所发生的事情所作的回顾，我们已看到用“悖论”（这个词语）来表达协议内容与教会实际情况之间的反差，实不为过。但是，如果我们要理解中梵协议的悖论部分，还需要讨论一下主教（任命）的问题。因为中梵协议最核心的、最令人难于理解的悖论部分是在于协议内容中关于主教的任命问题。
中梵协议的核心内容是关于主教任命的问题。简单描述这一协议的“成果”就是：中国政府提名主教人选，再由教宗做最后的任命。如果这一协议能够顺利推行，不失为一大成就，因为毕竟是天主教的首领——伯多禄的继位者争取到了主教的任命权！即使是教宗为了达到这一协议的签署，做出再多的让步——在没有外面任何真心忏悔的情况下，宽恕那些绝罚的主教，让郭希锦主教和庄主教让位——也是值得的。但是回顾这四年来的情况，的确不容乐观。全中国拥有近百个教区，有很多教区没有主教，或主教早已年迈（到了退休的年龄），有些多年来只有一个被任命的署理代权管理，还有很多根本不被认可的地下主教仍不被认可。有太多的教会问题需要解决了，而主教问题是重中之重。中梵协议的签署，似乎为解决主教的问题铺平了道路，也带来了曙光！
然而，回顾这四年来，新任命的主教好像还不如去世的主教多（好像是6个）。而且就连任命的几位主教，好像多数也是在协议前就差不多已定夺的人选，只是因没办法推进才未完成最后任命！当然我们不能现在就断定这协议将来的命运，或否定所有可能的希望，正如教宗在7月2日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的，几年来也因为全球疫情的影响，还有梵蒂冈愿意进一步适应“中国节奏”。我们这里想要说的，是这个协议的核心部分，本身就有难以克服的“悖论”症结，所以成果寥寥无几。
这“悖论”或说“症结”在哪里呢？说到根子上，主教的任命涉及到权力的问题。中国政府愿意任命他们想要的主教，而他们的标准，第一是听命于政府，然后才是其它；那么梵蒂冈呢？当然有它2000年来任命主教的信仰标准：牧人坚固的信德——（与教宗及普世共融），牧灵经验及管理的能力——品德—学识等等。这样就出现了分歧，政府要求的首先是政治思想过硬——听党话的人选；而教会要的首先是牧人及具有牧人品格的人选，然后才是其它。
那么是不是可以找到双方条件都具备（合适）的人选呢？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是很难。而且就中国近代神职的培育来看，合格当主教的人本来就不是很多，再加上这样双重标准的要求，就更难了，也难怪四年来没有成果了！
那么如果找不到这样双重标准（二者之间有时是冲突的）的人选，是不是双方在某些方面可以让步？让步的可能性空间也不大。梵蒂冈在任命主教一方面，不会随便放权，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更高的权威——来自天上的权威。教宗也仅仅是这一更高权威的代表而已。因为在福音中，那些宗徒是耶稣基督直接拣选的，而主教就是他们的继承者。不是任何一个人间的权威可以任命这一职务，或左右这宗徒继承人的人选问题。任何人也不可以擅取教会主教的尊位。教会也永远不可以让一个带有政治野心的、属于世俗的人去管理教会——如果有一天这样的事情出现了，那将是教会最大的灾难。但是，政府会在人选的问题上让步吗？也很难，因为中国政府是无神的政府，他们不会承认信仰中的最高权威（天主）。他们既然不承认这属于神的权威，那么在中国这“一方土地”上，他们就是最高的权威，也就是说，得他们说了算。
直到目前，从协议签署的那一天，直到今天（四年后），圣座的外交官员和中国政府的外交官员，在主教人选方面难以达成一致，一直处于商榷之胶着困局、彼此互相难于退让的外交交涉中。这种现象应该足以让梵蒂冈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中共所领导的政府所要求的那些——他们认为合格的主教们，不是一种与政府的合作关系，而是一种完全服从的“隶属”关系。而且这不是一种普通的服从，而是一种类似于宗教“服侍”性质的服从。这就是从签署协议的那一天，直到如今，梵蒂冈所宽恕的那些曾经被绝罚的主教们，在公开场合没有出来说半句支持教会原则的话，相反，他们已经无数次的表白了对政府宗教政策的“效忠”。这是近期的事，也是从建国以来，所有那些与政府“忠诚”合作的主教们一贯的态度。
为此，无怪乎协议签署了四年之后，在任命主教方面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我们不能否认，虽然也有几个教区，有所谓的主教祝圣和就职的情况，但那些教区的情况并不表达实际的进展。难道梵蒂冈不愿意为几个教区（尤其那些多少有官方也有非官方背景的教区）任命一位他们认为有品行的主教吗？难道他们不愿意为东北的魏主教争取实施主教职务的空间和自由吗？但这样的外交努力实在是太难了！
一个具体的事例是：河北的张家口地区有两个教区：宣化教区和西湾子教区，两个教区都有被本笃十六于2013年前任命的主教：崔主教和马若瑟主教。但是政府却因为两位主教的地下背景，不予承认，愿意另立一位姓王的神父（政府给予他“教区长”的头衔）为主教。但是这位神父威望并不高，也不会为教区将来的合一共融带来积极推动的作用。西湾子的马主教于2018年后，积极响应中梵协议的精神，主动走出来与政府对话，随叫随到，并积极配合政府的条件；但他并没有获得政府的信任。开始时，还能保持一点自由，从2022年，便被监管起来，直到现在。
政府对两位由圣座认可的、在神职界和信友中有威望的主教不但不准备认可，反而，在四年以来，不断的推动——为现在还不存在的所谓“张家口教区”，以“民主”的方式选举新的主教候选人，好以民意为理由，逼迫圣座让步，认可他们认为合适的、可以与政府合作的人选。但是，圣座也不能再次“冒天下之大不韪”，罢免自己认可的两位尚且年轻的政权主教，而另立政府的意中人。而且也有前车之鉴，在协议前，福安的事情，他们的让步不但没有好的结果，反而有些尽失颜面，所以，圣座仍旧还是没有退让。
但是政府仍是不罢休，所以在张家口几次动员选举的工作。众所周知的事是在2021年五月，为了给选举做准备工作，他们请承德的郭金才主教，来张家口，为三位隶属于宣化的修生举行祝圣礼（为增加选举的票数）。这位曾经不被教会认可的“非法主教”后又被教宗方济各重新接纳到与普世教会共融中的主教，在没有接到任何宣化教会官方邀请（按照天主教法典，一位主教只有接到其它教区的委托，才可为其它教区行祝圣礼），而且也没有对候选人进行严格的审核的情况下（据说有一位候选人有精神病史），就贸然地来宣化举行违法的祝圣礼！请问，这位曾在国外留过学的，也被教宗邀请去罗马参加世界主教会议（被教宗热情接见）的“郭主教”，不知道这样做是多么背离教会原则吗？但是，他却“毅然”前往了，一时舆论哗然了，导致了后来的选举也又一次搁浅。
在中国的教会中，各教区的背景都很不相同，但涉及原则的地方却不变。这已足以使我们看到，中国和梵蒂冈在任命主教方面难于协调的艰难处境，也足以了解四年以来为何没有实质进展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梵协议的“悖论”——令人费解的核心点。
那么，有没有突破的可能性或解决的办法呢？除非有一天，中国的执政者，不再“神化”他们的权威——其实为一个无神论者，本就不应该神化自己（或搞任何的自我崇拜）。中国目前的执政者可以不承认神的权威（上天的权威），这其实并无大碍，重点是去尊重宗教（及宗教的教义）。其实他们在通行的国际法和人权事物上，已经试着去尊重了，把“每个公民都有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写进了宪法（36条）。那么再进一步，如果他们能对各大宗教神权的传递（天主教主教由教宗来任命，就是这种神权的传递）再予以尊重，并落到实处，就可以了。但这需要中国政府继续将改革开放的力度——也实行在政治和宗教的领域；如果有一天执政者能真的如此开放了，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否则中梵的关系一定越来越相似是在下一盘死棋，任凭双方的外交官如何的努力，也无法解决这本身就带有悖论性质的问题。
那么讨论到此，本人的愚见也仅仅是为了在此教会处于无比沉闷和寂静的艰难时刻，做一些分享，希望不会影响大家对天主所领导的慈母教会的信心。在文章结尾的部分，我们再次回到我们所讨论的中梵协议上来。我们说方济各教宗在一开始，并不是按照常规——理性的原则，在评估了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基础上，做出了这个（协议）决定的，而是愿意在信仰内，带领中国的教会上路，看看是否可以走出中国教会近百年的困境。通过我们对已过去的四年中一些中国教会现况的反映（如果说的片面，请原谅我的孤陋寡闻或可能有的片面之词），不但没有看见成效，反而使得中国的教会更加的艰难了（如果说有成果的话，唯一可以提到的是，可能在某种层度上，的确阻止了非法的祝圣）。那么，这份协议将来的命运如何呢？或者它给中国教会带来的命运将如何呢？我们从教宗方济各接受谋体采访中得知，教廷愿意继续续签这份临时的协议，中国的外交部也说，“协议精神贯彻的非常好”，那就是说，今年协议到期后，续签是比较确定的。至于续签后中国教会的处境会好转，还是继续恶化，就不得而知了？而且如果没有任何结果，两年之后，是否会再续签，也不得而知？但是从理性的角度分析看，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况：
1. 虽然没有任何实质的成果，这份协议，会不断的续签下去，中国的教会在此协议的背景下，一如既往的在苦难中蹒跚，直到一个时候。
2. 中国政府在彼此更加的了解对方诉求后，坐下来重启信任，对有利于实质问题的解决作出某些谈判的成果，使教会的生活得到更宽广的宗教自由和改善，在此情况中，中梵外交的关系可以进一步突破。
3. 陷入僵局，结束协议的签署，这也可能会因着梵蒂冈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改变而来。
这是我们按照理性做出的一些推测，但是也有其它的可能，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就说，方济各教宗是按照信德的原则做出的决定，那就是一切也在我们所信仰的天主的手中。的确，历史是掌握在神的旨意中的。天主完全可以不按照理性分析给出的A/B/C三个选项，而是第四个不同的答案，这是完全可能的。就在三年前，谁也没有预料到，一场新冠疫情会席卷全球，加上今年的俄乌战争，彻底的改变了世界的格局，那么对我们的未来又如何能预测得出来呢？尤其是基督教会的将来。这一个虽历经苦难，但被一位教宗曾与《默示录》所说的引起若望宗徒大哭的小书的秘密联系起立，实在令人惊讶而又惊奇！
所以，也许中国的教会需要继续去播种（而苦难是最好的教会得以被酝酿的土壤），也许她收获的时期快到了，就在不远的将来；这一切我们可以在祈祷中去期待，但却并非由得我们。无论如何，基督徒受召，在世间建设的国，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国度，而是耶稣基督的天国，如果怀着这样的信德，我们就永不会气馁和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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