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亚社．中国石家庄讯】原籍浙江千岛湖的教友汪江北二零零零年到了同省的慈溪市工作，在主日弥撒里发现几十位教友一到讲道就独自念《玫瑰经》，打听之下知道这些从外地来工作的教友听不懂神父的宁波话。
汪江北很理解他们的困难，因为他自己于九十年代在华南广东省打工时，也因听不懂神父的广东话，主日改去基督教的普通话团契，祇有大瞻礼才在天主堂度过。
这位慈溪浒山堂区移民团体领袖忆述：“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
适应方言不过是全国二亿六千多万农民工从农村走进各大小城市时，所遇到的诸多问题之一。他们还面对城市人的歧视，以及受户籍制度所限而缺乏社会保障等困难。
另一方面，数以百万计民工每年春节回乡度岁，形成的人潮大迁徙，对全国的交通系统及社会治安造成巨大压力，是中国当局从农业大国过度为现代国家以来，一直面对的迫切议题。
二零一一年，城市人口在历史上首次超越农村人口，达百分之五十一，代表城市化在中国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然而，城市化和流动人口带来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使家庭、婚姻、儿童教育等方面的社会问题更形尖锐，对宗教界牧养信众亦带来影响。
在汪江北的个案里，他建议神父用普通话举行主日晚上弥撒。神父采纳了意见，可是数周后，因本地年长教友不习惯而反对，又回复原状。四年后，新本堂神父上任，他再提建议，神父同样答应。这次又有投诉，神父却巧妙地回应，电视上的普通话能听得懂，普通话弥撒也会慢慢习惯。自此，浒山堂区每主日都提供方言和普通话弥撒。
今天，该堂区有五百名民工教友，固定主日进堂的约有一百人。他们每周有聚会、慈善服务，以及不定期的朝圣和节日庆祝。
“神父的接纳与关怀，我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感恩。”这是汪江北于九月十至十二日在河北省会石家庄举行的一个教会研讨会上所作的分享。
这个由信德文化研究所举办的“城市化与移民及牧民照顾”研讨会，约有一百五十人参加。他们有来自学术界的研究员、教授，也有本地和海外的移民团体代表，以及牧养他们的牧者和教会机构代表。
与会的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李向平教授表示，城市化这议题在中国非常迫切，学术界和政界都很重视。河北是宗教大省，有三百万信教民众，占省内人口百分之四，在中国天主教会内排名第一位，有近一百万教友。这次由天主教举办研讨会，可能是首次由宗教界提出，意义重大。
信德文化研究所主任张士江神父致辞时指出，总理李克强八月底也就这课题，与一批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专家座谈了三个小时，听取了他们的分析与建议。在教会方面，“耶稣和他父母以及宗徒也是移民。教会有重视照顾移民与难民的悠久传统，比如教宗每年都颁发移民文告”。
故此，他认为教会“要与国家和社会同行，借鉴不同经验，尝试从心灵、精神、伦理和社会公义等方面探索中国城镇化的健康之路”。
中国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合共三千一百多万信徒，过往估计八成为农村人口，汪江北的分享是基督徒回应内部移民的成功个案之一。
然而，更多的是基督徒团体和牧者还未从农村教会空洞化和城市教会因农民工的加入急速膨涨中反应过来，不知如何应对城镇化为教会所带来的转变。
如今在农村里，由于几乎所有青壮年男性都到城市打工，造成留守儿童、夫妻长期分居和独居老人等社会和伦理问题。空洞化的教会也比比皆是，如河北张家口市张北县二泉井镇原有二千二百人口的教友村，现在祇剩下一百多人，而上海浦东一个上千人的渔民村祇剩下了八位老人留守。
相反地，城市教会面对的实际问题，如山西省榆次教区王若瑟神父所说：“进堂教友增加不少，每个星期都有新面孔，本堂神父也不能确定他的教友到底有多少。”
城市教会的精英成员如何与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村教友融合，成为教会团体的挑战。
北京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黄剑波教授指出，农村信徒要面对新的教会环境，甚至以不熟悉的方式来表达同一的信仰，对天主的理解、接触和经验方式也有所不同。
正如原籍温州的教友企业家黄人在研讨会上说：“身为移民教友心里纠结，因为自己离家到上海打拼，很乐意参与所在地的教会，但也看到很多身边的移民被边缘化。”
在这个无神论国家，城镇化在规划上或许也有其先天缺失。
李向平教授指出，在新城镇的规划里，“灵性的需要往往被忽视”。他说，行政主导的城镇化，导致重视物理外观，充斥高楼大厦，轻视权利的制度安排，“形成‘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这种人类城市史上的反常现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