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对待最弱势劳工的方式，值得整个社会关注，因为这正正是政府将如何对待每一个人的清晰指标。
一个社会如果不去保护这最弱势的一群，足以损害保护自身的能力。因此，「移民工牧民中心」于五月十日发表的香港外佣住宿水平研究报告，令人关注。
研究发现，有关为外佣提供「合适住宿」的合约指引并不清晰，造成漏洞──雇主把客厅中的沙发椅、晒晾衣服下面的楼面空间、厨柜、厕所甚或沐浴间，都解释为适合的住所空间。
另于早前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就欠薪、足够食物的供应或外佣中介公司苛索不合法费用等方面并无改善。虽然合约已订明工作条件，但执行机制薄弱，导致外佣从签署合约到她们离开雇主的家这段时间都备受剥削。
她们的追索权不大，资源亦有限，故此若有任何闪失甚而遭逢不幸，不但会打破自己饭碗，更可能要离开香港。
但事实上，她们是社会珍贵财产。香港并未发展出在大部份发达国家所普遍推行的照顾儿童和老年人的基础配套，因此依赖较便宜且「用完即弃」的外劳作为替代品。
外劳的重大贡献，从政府竭尽全力去寻找新的外佣供应国可见一斑，因为其中一个输出外佣的主要国家印度尼西亚，不再沿用以前的费用价钱去输出国民。
香港政府奔走多国，包括缅甸、孟加拉国去发掘新的外佣供应地，却徒劳无功，目前正把焦点转移到柬埔寨。
在倚重她们服务的同时，政府对于支持这些弱势工人而发展的基础设施上，却只投放微乎其微的资源，且对剥削她们的做法视而不见。
虽然外佣有合约，且按常理亦属雇员身份，但在正式文件上却被称为「佣工」；因此，她们工作的地方不能定义为工作场所，当局也无法巡查其工作和居住的环境。
尽管我们很想相信普遍雇主并非坏人，但无可否认，与其说雇主中有害群之马，倒不如说，良心雇主实在是寥寥可数。
香港的外佣政策自相矛盾，一方面外佣人数不断上升，显示社会对她们有很大的需求；另一方面，虽然合约指引要求提供合适住宿，但其他政策却导致家庭的居住单位愈来愈细小，根本不能为外佣提供适合的住所空间。
如果一个城市拒绝制定最低生活工资、不愿意就标准工时立法，又把赤贫者困在笼屋和劏房里，那么，这个城市正在承受着本身社会结构渐形破败衰退的风险。
至于教会方面，本地团体亦尝试身体力行去关心外佣。教区菲籍人士牧民中心关心外佣的身心灵需要，一些教区委员会亦联同民间维护外佣的权利。事实上，外佣不只是受助者，她们当中不少信徒更是堂区服务的中流砥柱，堂区可多思考如何更好牧养移民工信徒，也让她们更好活出信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