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一些天主教徒及教外人士并不认同教宗本笃十六世在某些议题上的立场，认为他过于保守，未能与时俱进，但这位德国籍教宗在八年任期内，带领中国教会回归正常信仰生活轨道所作的铺垫，却不容忽视。
首先，现已荣休的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是教宗本笃于二零零五年就职后，翌年首批获擢升的枢机。陈枢机自八十年代开始每年有一半时间在大陆修院教书，十分了解中国教会，加上他以敢言著称，经常为不公义之事和大陆教会所遭受的迫害发声。
二零零七年，教宗成立中国教会事务委员会，每年在梵蒂冈举行全体大会，集合港澳台华人主教、在中国工作的修会代表和专家一起探讨关乎中国教会的信仰生活和相关重大问题。
同年六月，他发表致中国天主教徒的牧函，这是教宗本笃唯一针对一个国家而写的信，并设定五月廿四日圣母进教之佑瞻礼日作“为在中国之教会祈祷日”。当普世教会于二零零八年首次度这祈祷日前，他更亲自为此撰写祷文。
在牧函中，这位神学家教宗回应了国内天主教徒一直以来的诉求，在关乎信仰生活的多个关键问题上作出了清晰的指示。除了给予牧灵指南，引导中国教会子民回到正常信仰生活，牧函没有回避地上地下团体之间的矛盾，指出问题所在，以及与民政当局对话所持的态度。
牧函还对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独立自主自办”的主张作出否定，在注释中指出该组织的章程与天主教教义不相容。
到了二零一零年，教宗本笃又任命有在大陆天主教修院教书经验的慈幼会神父韩大辉为总主教，在万民福音部担任秘书长，成为首位任职教廷高层的华人。万民福音部负责传教区事务，包括中国。许多年来，中国信徒认为教廷甚少华人出任要职，因文化差异而无法了解中国教会的问题，以至令许多问题积重难返。
本笃接着于一一年五月任命熟悉中国教会问题的副国务卿斐洛尼总主教为同一圣部的部长，并在翌年擢升他为枢机。而同时获擢升的新枢机，包括来自香港教区的汤汉主教。汤枢机自八十年代开始出掌圣神研究中心，探讨中国教会的信仰生活，同样被视为中国教会问题专家。
从以天主教会最高领袖身分发表牧函到上述重要人事任命，都充分体现教宗对中国教会深切关注和关怀。
在教宗本笃的带领下，教廷亦敢于向全球最大的共产政权说不，虽然并不是以杀气腾腾的方式。对中方决意祝圣不合适者为主教时，教廷在事前劝谕无效之下，终于在二零一一年中首次公开宣布无视教会律法而接受主教祝圣的神职人员自科绝罚。至今已有三人公开被宣布绝罚，而教廷似乎已不惧怕随时再次发出绝罚令。
自本笃十六世放弃罗马主教职责的新闻传出后，媒体开始为他的功过“算帐”。部分世俗媒体或许认为他在任内未能达成中梵建交，是一件憾事。然而，我们必须认清，梵蒂冈的外交特质与一般世俗国家不同，它必须服膺于教会的信仰原则并以牧灵为目标。若然为建交而舍弃信仰原则，这种关系则徒具躯壳，对双方均无益。
本笃虽则没有明言他的想法，但在短短八年任期内的密集动作，务求引领中国教会回归普世羊栈，从这角度看，笔者以为他的心思是再清楚不过了，那就是在面对维护中国教会完整的信仰生活和突破底线向民事当局妥协的现状之下，身为普世教会的首牧理所当然地选择维护信仰而非建立外交。如同在其他议题上，这份坚持信仰原则的理念，或许也被批评者列入所谓“立场保守”的选项之内。
八十五岁的本笃下周就离任，媒体和博彩公司已开始“猜领袖”的游戏，推测谁将成为下任伯多禄继承人。中国天主教徒自然关注新教宗的对华政策会否逆转，再次向政权妥协。
笔者相信，即使本笃表明退位后不会影响其继任人，但他在任内以信仰原则为框架所做的铺垫，是任何当选者都不能忽视或轻易推倒重来，而是在中国教会问题上跟随本笃的路线。
或许一些关注中梵关系的人士会认为，教宗本笃十六世没有在中梵关系上“建功立业”，不过笔者确信，他在维护中国教会信仰完整上功不可没，足以名留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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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张小兰，天亚社香港分社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