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些外来观察家寻求理解中国的宗教政策，《中国宪法》呈现出复杂的难题。
《宪法》第卅六条不仅保障宗教信仰自由，而且禁止宗教歧视；它更进一步授权国家保障“正常”的宗教活动。另一方面，同一律法规定，宗教活动不得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最后，《宪法》订明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这里的宗教自由保障明显地与很多西方国家相类似的保障不一样。这保障是有条件的，首先是基于国家希望对“正常”活动援引怎样的定义；其次是基于国家的兴趣在于指导社会及个人发展，包括不受外国宗教影响。
在乔尔．卡彭特（Joel Carpenter）及凯文．特德（Kevin den Dulk）的《中国人公共生活中的基督宗教》（Christianity in Chinese Public Life）一书中，中国政法大学的郑玉双（Zheng Yushuang）撰写的《政治宪法及宗教自由的保障：中国宪法第卅六条的法理解读》里，对保障及条件并列的情况作了一些阐明。
据郑氏所说，要理解第卅六条的意义，我们需要以历史及政治两种目光去理解。
郑氏列出三项历史因素，限制了中国怎样看待宗教：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在他看来是一种神权）把所有宗教归于国家的控制之下。
－因此，自唐朝以后历代均要求宗教组织要向国家登记，这意味着国家有监察及干预宗教事务的权力。
－鸦片战争标示了中国与基督宗教之间的冲突的开始，特别是视外国宗教直接威胁中国文化与思想。
这些因素使当今政权对于宗教的立场只是有限度的容许。在《宪法》第卅六条末，更显示了国家的担心，认为宗教有可能再次成为国外势力手中的工具，意图使中国不稳。
郑氏认为，当我们回到《宪法》的序言，把政治目光再次聚焦，可看到它对多种价值厘定了非常清楚的分层结构。最顶层的是杰出的中国共产党，接着是社会主义，民主中央集权，中国现代社会主义的建设，及最后是个人权利的保障。
他说：“总括来说，《宪法》所广泛保护的各种自由中，相对于为累积国家物质富足的集体道德，其对人性尊严或生命的内在价值较不重视。”
从这分层架构来看，宗教并不如西方理解般、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受到保护。更甚的是，宗教只在党的领导之下，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更大目标服务时，才有价值。
因此，据郑氏的话，法规中，国家只会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正常”与否便留待行政机关，根据国家的需要及要求来界定。
宗教信仰自由在《宪法》中庄严地载入，因此似乎是享有法理的保护。然而，正如郑氏所说，用来迎合党的中国司法制度并不大力保护此一自由。而且，决定怎样及何时保护宗教自由的责任落在行政机关身上（如国家宗教事务局），对发觉基本权力受损的信仰者而言，是没有留下什么权力的。
撰文：布兰特．富尔顿（Brent Fulton）。
【完】来源：《China Source》，天亚社编译。
Does China’s Constitution Guarantee Freedom of Reli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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