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来，中国天主教会可谓再次步入了“晋牧高峰期”，从山西长治到陕西安康再到四川成都和西昌，接二连三。晋牧本来是一件高兴喜乐的事，特别是对那些多年来主教出缺的教区来说，更应如此。然而，对长期因政教冲突而饱受煎熬的中国天主教会而言，则不是每次晋牧都能出现皆大欢喜的场面。这不外是由于众所周知的“非法”和“地下”主教问题而导致的：那些教廷不承认的“非法”主教们，即使典礼阔气隆重，不但自己本人，连所有被迫参礼的主教们也都只能紧绷着灰脸而在重警保护下勉强走完过程，然后便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那些中国政府不认可的“地下”主教们，则只能在夜深人静时找个隐秘的地方偷偷地接受祝圣，然后便成为被政府部门动不动带去“旅游”、“学习”甚至失踪的“危险人物”……无论如何，如果中国教会和中国政府在围绕主教祝圣的问题上找不到共识，这样的尴尬局面和由此而导致的乱象就不可能得到改变。正是深谙此道的教宗方济各和他领导下的教廷，在上任之初，便积极着手处理这一历史包袱和棘手问题，力图为中国教会在中国社会中的正常生活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许多迹象也表明，方济各教宗及其教廷三年多来的爱心、耐心和信心并没有白费，让我们看到了一线化解冲突、重建桥梁的希望。作为中国教会的一份子，笔者看在眼里、感动在心中，并常常在各种场合中呼吁人们为中国教会的合一共融，为中国教会和中国社会及文化的有机融合而努力。晋牧典礼被“玷污”是教廷“叩头外交”的失败？
 然而，世界上总有一些人喜欢从鸡蛋里挑骨头，不但不认可和感谢教宗为中国教会与社会所做的倾心付出和努力，反而以各种方式来否定、嘲弄、贬损甚至威胁方济各及教廷国务卿帕罗林枢机等人。且放下不同教会网站和微信圈中被人称为“教会塔利班分子”的叫嚣声不说，来自香港的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也依然如故地通过美国《华尔街日报》和英国《卫报》这样的知名媒体，向外传递教宗方济各在和中国政府打交道时“很幼稚、可笑”（naive、simply ridiculous），甚至“出卖耶稣基督”（betraying of Jesus Christ）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奇谈怪论。与此同时，借非法主教雷世银“玷污”成都唐远阁主教晋牧典礼的事实，远在意大利的《亚洲新闻》在第一时间搜集了一位被称为是“著名博主”的伯铎神父的话，给教廷这两年来的中国政策和方针判了死刑：“虽然中国天主教近期祝圣了多名主教，但是，官办教会的色彩明显。使人未能看出宗教信仰生活有任何改善，更加说明罗马教廷‘叩头外交’的失败。”
《亚洲新闻》的“判决”是12月1号的事，今天12月2号，雷世银再次“玷污”了西昌教区雷家培主教的晋牧典礼。尽管目前还没有看到更新的“判决”，但相信这会让诸如《亚洲新闻》这样以判断人为职业和乐趣的教会媒体更加信誓旦旦地说“我早就告诉你们了……”而作为读者和听众的我们，也可能会愤愤不平地质疑教宗方济各，是否真就如到处流传的《真理天书》这样的小册子中所说的那样，是“伪教宗”呢？
俗话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就在《亚洲新闻》下达“判决”书的同一天，《梵蒂冈内部通讯》也刊出了传信部资深记者瓦伦特（Gianni Valente）的《中国筹备第九届“天主教代表”大会（一）》一文，详细回顾梳理了中梵过去这些年来像“过山车”一样的外交过程。他指出说，“2010年12月6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第八届天主教代表大会，正式标志着中国政府和中国天主教会的关系从充满希望过渡到灾难性阶段“，而造成这一“情况急转直下”的起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不但当时负责教廷与中国政府谈判的首席代表帕罗林蒙席等人已经取得的积极成果，被一些教廷官员和香港的“专家”联合推翻，而且帕罗林本人也以总主教头衔于2009年被“派往”委内瑞拉做大使；二、2010年3月，“中国教会问题委员会”又发表文告，邀请中国主教们不要参加“第八届天主教代表大会”，但这一被一些主教认为是“与教会精神没有任何关系”的“邀请”却把他们置于“困境”，也导致了中梵之间的更大矛盾和对立。最后的结果不但无助于遏制非法祝圣主教的灾难，反而愈演愈烈，而今天“玷污”了成都和西昌晋牧典礼的雷世银便是这一“转折”的结果之一。
据说同样的非法祝圣还将继续上演，但自2013年3月13日后，情形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随着老教宗本笃十六的突然辞职和新教宗方济各的上任，帕罗林总主教又出人意料之外地出任教廷国务卿枢机主教，直接负责教廷各部会的运作和外交事务，而且随着教宗方济各的数次“隔空祝福”及公开表态，中梵关系出现了回暖和改善的迹象。不论是来自中国的不同文化和艺术组织及个人在梵蒂冈的表演，还是中国外交部的数次表态，都让我们想起2008年5月7日，中国爱乐乐团赴梵蒂冈，为教宗本笃十六献上的历史性演出。对许多人来说，任何回暖和改善的迹象都是可喜可贺的，但奇怪的是我们时不时地会听到和看到上述个人和教会媒体，对教宗方济各、帕罗林枢机甚至整个教廷，常常表示质疑和不满，甚至嘲弄和贬损。现在看到《亚洲新闻》急不可待地利用“玷污”事实来给教廷的对华外交政策判“死刑”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然而，面对“玷污”的不幸事实，如果我们就事论事的话，至少可以做出如下几个结论：一、近期所有晋牧的新主教都获得了教宗和中国政府的认可，避免了“非法祝圣”的恶果，更避免了主教不能公开履职的无奈，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二、中国政府并未像过去那样，在没有非法主教的山西和陕西从外省空降一位非法主教来“玷污”丁令斌和王晓勋二位新主教的晋牧典礼；三、在中梵尚未就“非法主教”问题达成协议前，在四川举行晋牧典礼时，如果来自本省的雷世银不出场的话，无疑直接否定了中国政府此前的所作所为，这在目前是不可思议的事。
可以预见的是，看到这三个结论，一定会有人说我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但不抵抗剥夺了我自由和尊严的“绑匪”，反而因稍微获得的好处而感恩不尽。但我的回答却是：不要忘了，困扰今日中国教会的问题并非“一夜之寒”，而是六十年来的沉疴。这并非今天教宗方济各和习近平主席一手造就的，但他们却愿意通过对话和谈判来寻找解决之道。也许，这样的方法在起初并不成熟和理想，但总的有人开始。作为真心关心和爱护中国教会这一“久病不愈”者的各界人士，应该做的是为她的任何一种康复迹象及为此而做出的一切努力祈祷、加油和祝福，而非像当年紧跟在耶稣后面寻找祂错误的经师和法利塞人那样，遵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原则，利用各种机会来置其于死地。至于那些实在喜欢给人定罪和判刑的媒体及人士，也许现在要问的一个尖锐问题是：你们之所以如此不惜用吸引人眼球的话语判决教宗方济各、帕罗林枢机等人，到底是出于你们所说的“关心中国教会”呢，还是出于“公报私仇”呢？！
来源：甘保禄的博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