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后的那些年，很多神学家在墨尔本公开演讲教会的更新。其中，耶稣会伦理神学家阿诺．霍根（Arnie Hogan）提倡，教会由以往对基督徒生活作命令和控制的行径，改为更重视个人责任。
但许多霍根的听众都认为，他这样不是在更新信仰，而是在出卖信仰。这些人聚集到霍根的课堂质问他。一天黄昏，有人问他缺席主日弥撒是否犯大罪。（大罪是通往地狱之路，在教会训导中，不去主日弥撒是犯了大罪。）
霍根回应时先解释选择的自由、罪的严重程度、深思熟虑的决定等因素的重要性。然而，发问者打断他，要求他直接回答是或否。即使霍根再次把讨论扩阔，但仍被追问：「神父，你在逃避问题。究竟缺席主日弥撒，是否犯了大罪？」
霍根停顿了一会儿说：「嗯，为你来说，这会是！」
在读到四位枢机写信要求教宗回应有关他在《爱的喜乐》劝谕的反思、就离婚教友领圣体的处理方法是否忠于教会传统时，我想起了以上的故事。由于没有收到教宗的回复，枢机们把信件公开了。其中一位更耳语可能正式提出教宗出错。
这次事件除了引发了很多有关枢机这样质询教宗是否符合礼节的讨论，亦使大家更加关注，为何人们对离婚教友领圣体有如此激烈的辩论？
我对枢机们的行动有两种想法。那些认为做法不合适的人会争辩，枢机获选出来就是担任教宗的顾问。若他们公开对教宗提出异议，便未能有效担当以上角色。
他们亦认为，任何一个群众团体皆需重视真正相关的事情：团体代表的使命和它所服务的群众。四位枢机的举动将注意力转移至政治，即领袖们的分歧与权力关系，这将危害天主教会。
该四位枢机争辩说，他们纯粹是接受了教宗邀请就《爱的喜乐》引伸的议题作出讨论。当然，公开的意见交流能让真理浮现，亦容许人们在追寻真理的过程中自行评价那一个辩者值得信赖。但是，对复杂的问题只索求是或否的答案，可能反而成了讨论的负累。
第二个从公开信引伸而来的问题是，即使制造空间让一些已离异夫妇领圣体，何故会引起如此大的焦虑？事实上，该些空间在很多司铎的实践中早已存在。这可能反映，这些关注象征了一些普遍的焦虑。
一个十七世纪中期类似的激辩先例，让我得到启发。当时的关注是在何种情况下，行为违反法律本身却可能是合法的。有人认为，判断法律的不适用，可基于很可能的证据，即使它比反证更加可能成立。其他人则认为，证据必须比遵守法例的可能性更为重要。更有人坚持，人们必须跟从最安全的行为准则，在任何变数下皆遵从法律。
这场相当抽象的辩论却有着很大的影响。持各种见解的人士皆在盛怒下，要求教宗裁定他们的看法才是对的。
最有名的参与者也许是法国博学之士布莱兹．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所著的讽刺书信《Lettres Provinciales》。他将耶稣会所支持的盖然论说法，描述为宽松且世俗，一件「提出少许看法你便可以合理化所有事情」的工夫。
当时帕斯卡尔才刚皈依了一个严格的天主教团体。他们受着圣奥斯定一篇反对经常领圣体的著作所影响。这意味着在这场伦理决定的辩论背后，其实是一份焦虑，担心假使个人责任不受有力拘束，人们会肆意行事，并使天主教信仰日渐淡化。
帕斯卡尔的严厉，反映了圣奥斯定留给教会的两个遗产。第一，圣奥斯定强调人类的心神腐败皆源于亚当所犯之罪。这使教会中人心生恐惧，即人们不会就对与错作出可靠的判断。
第二样遗产衍生自圣奥斯定描写教会为一间学校，人们可在其内学习活出公义与合乎伦理的生活。这个景象或可引导人们对教会教导作出绝对服从，并能够使他们害怕若教会教导不被重视而产生的道德崩溃。
这种巨大的恐惧不单助长了十七世纪激烈的辩论，也可能隐藏于四位枢机对教宗方济各的断然要求底下。
讽刺地，教宗也应用了圣奥斯定的遗产。他说到人们自我认识到身为罪人却获天主所爱，并选择与别人分享这份喜悦，会带来极大的喜悦与能量。他的说法正好呼应了圣奥斯定的经验。同样地，在伦理决定中，他可能也在与圣人的格言「爱，并按你所愿的去行」产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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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安德助．汉密尔顿（Andrew Hamilton），澳洲耶稣会杂志《Eureka Street》的顾问编辑。
【完】来源：《十字架版国际版》，天亚社编译。
Larger fears fuel cardinals’ divorce bee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