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方济各最近接受西班牙《国家报》（也有英文版）的访问，那是他在过去数月所做的访问中，最引人注目的，因为他直接谈及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后国际政治的最新发展。
教宗在回答有关总统特朗普的一个问题时，表现出特别的谨慎。
方济各说：「我认为我们一定要观望。我不喜欢操之过急，或过早判断别人。」
他续说：「我们将观察他如何行事，做些什么，然后我才会有意见。但因可能发生的事情而预先害怕或欣喜，我觉得是相当不明智的。」
方济各说：「那就像预言灾难或横财的预言家，我们两者都不是。我们将观察。我们将观其行，然后作判断。总是在具体的事上。基督宗教是具体的，否则就不是基督宗教。」
他对另一条问题的回答，更是有趣，因为那是以我们这时代的征兆为背景，阐述最近民粹主义者和民族主义领袖的崛起。
教宗开始说：「危机会触发恐惧与忧虑。」
方济各回忆说：「我认为，欧洲民粹主义最明显的例子，是一九三三年的德国。在（保禄．冯）兴登堡之后，一九三零年的危机后，德国备受破坏，它需要醒来，寻找其身份，及一位有能力恢复其特质的领袖，有个叫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年轻人说：『我可以，我可以。』所有德国人就投票给希特勒。」
他说：「希特勒没有盗取权力，他的人民投票选他，然后他毁了他的人民。」
教宗提醒说：「那就是危险之处。在遇上危机时，我们缺乏判断力，而那为我来说是一个永恒的参考。我们盼望一位救世主，把身份交回给我们，我们筑起高墙、铁网、任何东西，抵御可能会把我们的身份偷走的其他人。而那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八十岁的教宗若有所思地说：「因此我总是想说：你们之间要对话，要彼此交谈。德国在三三年的情况是典型的，人们深陷于危机中，寻找身份，直到这位具魅力的领袖出现，并承诺把身份带回给他们，而他给了他们一个扭曲的身份，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在没有对话的境地……」
他煞有介事地问道：「边境是可以被控制的吗？」
他说：「是的，每个国家都有权管制其边境，谁进谁去，而那些受—─恐怖主义或类似事情—─威胁的国家，有更多的权利去管制，但没有一个国家有权剥夺其公民与邻国交谈的可能性。」
这个新访问清楚证明，教宗方济各并不回避他作为国际领袖的角色，置身于主张经济和文化民族国家主义的民粹主义者相反的政治文化中。
这也清楚显示，教宗看见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正在构成的挑战。随着特朗普入主白宫和方济各在梵蒂冈，新的地缘政治和外交局面已被打开。
方济各在访问中的谨慎，显示他不想关闭任何可能由特朗普外交政策所打开的门。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他应对美国新任总统的手法为「梵蒂冈西方政策」的开始。
这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若望廿三世和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和柏林围墙倒下（若望保禄二世和里根－布什一世）期间，梵蒂冈对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的「梵蒂冈东方政策」并行。
梵蒂冈东方政策（与西德社会民主领袖的东方政策同时及差不多同步施行）是罗马教廷的外交主张，以挽救天主教在共产主义主导的东欧（及如古巴的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存在的可能性。
梵蒂冈知道，到某时刻，共产主义将会结束，而教会可以恢复其活动的自由。其东方政策是在众多的警告、秘密联系及「通敌」的误解和指控之中，精心策划和具体实施。
这包括本地主教、欧洲大部分基督徒民主政治派系，以及美国和西方世界里很多天主教徒的怀疑。这怀疑仍然存在于一些保守的天主教群体。乔治．魏格尔（George Weigel）认为，东方政策并没有失败，那是有赖教宗与共产党的外交，卡罗尔．沃依蒂瓦（Karol Wojtyla）枢机可以离开波兰，在几星期内两度飞往罗马，出席一九七八年两次选举教宗的秘密会议。当然在第二次会议，他当选为教宗。
明显地，方济各的西方政策将有别于旧有的梵蒂冈东方政策。例如，它将应对特朗普时代的美国，他是一位民选领袖（不是专制独裁者），没有公然旨在摧毁基督宗教的无神论议程。
不过，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其一是本地主教的反对或怀疑。在这情况下，是对教宗反民粹主义信息以包融移民和难民的怀疑。另一个是试图在特朗普的世界里，寻求可能的机会，缓和地缘政治冲突对人民和国家所带来的影响。当然，这意味着蔑视很多天主教政治和神学的精英对特朗普这类人格的厌恶，正如在东方政策期间对共产主义领袖的一样。
梵蒂冈正在寻求出路的一大问题是叙利亚。教宗方济各并不支持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体现帝国议程的想法，但他正尝试寻找停止战争的新方法。那战争自二零一一年以来，摧毁了维持中东安定和该区基督宗教的一个关键国家。
另一大问题是中国。如果普京和特朗普真的结盟，将会把中国孤立。反过来，这可能使中国对于与梵蒂冈达成具里程碑意义的协议更为开放。专家说，即使在美国大选之前，梵蒂冈和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走得更近。
然而，教宗面对的整体挑战，是民主制度可能在专制主义和民族国家主义的手中崩溃。
处理今天的世界混乱，存在根本上的不同选择。特朗普、普京和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埃尔多安（Recep Erdogan）拥抱民族国家主义和反普世主义的选项。
也有被称为达沃斯选项的，即是主张金融全球化的普世主义和技术规范。
最后，有方济各选项。这是以促进普世人类的整体发展──见保禄六世《民族发展》通谕──作为一种与其他力量互动的手段。如果你错过这一点，将难以理解方济各的教宗职。
然而，在新形势下找出口的努力，受制于特朗普和普京非常高的不可预测性。但地缘政治因素，是整体地理解方济各和梵蒂冈的一个非常重要元素。
教宗的外交在国际上是最备受尊重的。正如俗话说：「教宗的外交对间谍活动没有任何用处。」
世界比几年前更不稳定，而且肯定比方济各前任们的时代更加不稳定。在若望廿三世和保禄六世的年代，冷战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因素。
当若望保禄二世是对抗共产主义的关键人物时，他并不孤单。他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由世界」先知性和宗教性的发言人，而民粹主义则处于西方政治的边缘（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有别于特朗普和勒庞的民粹主义）。
与这三位教宗相比，方济各──在世界及建制教会里──更见孤独，他在试图缓和民粹主义领袖的崛起，这些领袖威胁要破坏民主，以及破坏让民主不仅是一种形式也是值得捍卫的内容的很多核心价值。
无可否认，他现在必须以新的形式延续旧有的梵蒂冈东方政策（中国的教会的自由；俄罗斯作为通往与东正教会建立新关系之路）。
但他也需要一套梵蒂冈西方政策。
而事实上，正好是十六个月前，他在华盛顿向美国国会和美国主教们发表的演讲，已经标志着这政策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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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马西莫．法焦利（Massimo Faggioli），美国的教会历史学家，神学及宗教研究教授。
【完】来源：《十字架报国际版》，天亚社编译。
Time for a Vatican Westpolit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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