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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梵外交的议题经常出现在新闻版面上，但国人对于梵蒂冈的印象往往仅限于「世界上最小的国家」、「天主教教宗所在地」或「中华民国唯一的欧洲邦交国」。本文将对此议题做一介绍，并就公开及历史数据，推演未来的中梵关系走向。
先解释什么是大家通称的梵蒂冈，它本是罗马城的一座山丘，因为天主教最高行政机构罗马教廷在此，所以外界通称教廷为梵蒂冈。教廷对外的正式国名是圣座（Sancta Sedes），各国和教廷建交所派驻的大使，皆称之为驻圣座大使。
梵蒂冈则为一独立城市国，但除了限定区域的技术性国际组织，例如万国邮政联盟（UPU）、国际电信联盟（ITU），会由梵蒂冈城国出面成为签署国之外，和其他主权国家的外交都是和圣座建交，而非和梵蒂冈城国建交。
天主教教宗既是圣座的元首，也是梵蒂冈城国的元首，圣座又兼具主权国家及天主教会总部双重意义，这种「一套人马、三块招牌」的三元性质，正是圣座的特色，也是探讨与圣座邦交不可忘记的前提。
圣座虽是全世界最小的国家，地理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但作为全球天主教徒的信仰中心，说它是个人口十二亿以上的大国，一点也不为过。圣座的国家元首教宗，其一言一行更是世所瞩目。
从台北到北京
自1949年国共内战由国民政府失败告终，圣座就对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保持高度兴趣，但中共以靠拢苏联及对抗美国的大方向为主，建政初期的中共内部又发动极左政治运动，不断打压中国大陆的天主教会，切断和教廷的联系再加以控制，驻华公使黎培里更被驱逐到香港。在台北方面的中华民国政府及教会人士敦促下，外加英国不愿意在英属香港有一位驻华公使的存在，直到1952年才将驻华使馆迁移到台北来。
1959年，中华民国政府将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我方想借此做宣传，但教廷内部意见不一而一波三折。1966年，教廷才宣布将台北的驻华教廷公使馆升格为教廷大使馆。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教廷也悄悄地将大使召回，改派代办驻节台北至今。
教廷从未放弃与北京建交，数十年来双方持续私下接触谈判，外传建交的风声也从未中断过，但终究因两方歧见太深，长年只闻楼梯响。台北和教廷的邦交，在这样的局势当中勉强保存下来，但在教宗方济各上任后，教廷对北京释出善意，建交谈判突破的消息也频繁见诸媒体，其频率之高史无前例。
近日反对教廷和北京建交者，最为引人瞩目的应是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身为天主教会最高位阶的枢机主教，却发表公开信抨击教廷的外交政策，虽然不算前无古人，但综观近代天主教会历史也实属罕见。以陈日君枢机位阶之高、声望之隆，却以公开信方式，意欲从外部施加舆论压力予教廷，可见已经到了在教会内部求告无门的地步。
如同陈日君枢机在信中所说：「现在只有两位华人枢机，都还未死，也没有痴呆，我是其中一位，却不让我关心中国教会的相关谈判。罗马还有一个华人，看来不太受欢迎，被充军去关岛了。」这证明他被排除于建交谈判会议之外了，但身为天主教会的大老，不可能完全没有管道了解建交谈判的进度，如此便能理解他不顾身份、急切炮打中央的言论。
另一方面，香港教区正权主教汤汉枢机则不只一次为文替教廷和北京建交辩护，这在天主教会内极重和谐的状况来看，已是同一个教区的前后任主教隔空交火的空前力度。汤汉主教升任枢机虽较陈日君主教为晚，但两人却是同年同月同日晋牧为香港教区辅理主教。在主教资历上两人是同辈，而主教任命都是由教宗钦定，若要批评汤汉枢机主教受陈日君枢机主教拔擢却忘恩负义，并不正确。
邦交不取决于民主
有人主张，教廷不应该和一个没有民主政府的国家建交，故不可舍弃民主的中华民国政府，与专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交，自由和民主就是中华民国政府和教廷邦交的最好保障。事实上，教廷从来不认为民主是必要的，因为综观天主教历史，自从打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大革命起，就是一连串用政治力量意图毁灭天主教会的开端。
南美的阿根廷，在1946年以民主方式选举出胡安·裴隆为总统，这位总统在极高的民意支持下当选，他宽容同性恋、推动离婚及性交易合法化等种种不见容于罗马教廷的政策，相信该国的耶稣会会士豪尔赫·马里奥·伯格里奥（后来的教宗方济各）应该对此印象深刻。
现今反对教廷和北京建交的一大重点，在于主教任命权。反对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主教任命被政府控制，有许多主教是非法任命或是低阶高任。例如上海教区马达钦主教，被教廷承认为辅理主教，但爱国会任命他为更高阶的助理主教。这些主教没有被教宗认可，不合天主教法典的都是非法主教，这点完全没有错误，但综观历史，教廷在面对形势比人强，拳头没有人家大的状况下，对于主教任命权其实很有弹性。
拿破仑在担任第一执政时，就曾要求法国所有主教辞职，再重新由政府任命为国家派出、具有公务员身份的主教及神父。到了法兰西第三共和时期也是，法国政府可以提出主教人选由教宗任命，但法国政府也曾经自行任命主教，搞到跟教廷断交过。这种由政府同意人选，再由教宗任命的方式就叫做「法国模式」。现在报端所载的「越南模式」，或冷战时期东欧各国天主教会所采用的「东欧模式」，都是脱胎自「法国模式」。
冷战时期，东欧铁幕后的共产国家也都是采用这套政府提供名单，供教宗圈选的「法国模式」。如果有人说这套模式不对，只会产生出听命政府的走狗充任主教，那么该如何评价当初由波兰共产政府认为没有反政府言论，看起来应该很可靠的卢布林神学院教授卡洛尔·约瑟夫·沃蒂瓦（后来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所以被放在科拉科夫教区辅理主教候选人名单上，供教宗保禄六世圈选这件事呢？
现在批判圣座当年的「东方政策」，认为当初不应和东欧共产集团妥协的说法，只是后见之明，以今日之是批判昨日之是。冷战时期是苏联以华沙公约组织的名义，将数百万大军驻扎在东欧，东欧各国以大量特务监控着人民一举一动的时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能提出面对华沙公约组织入侵的作战计划，不过就是以核武将中欧炸成核子废墟，迟滞华沙公约组织的军队晚几天到达法国滨临大西洋的比斯开湾。
在这种前提下，要求连一个师都没有的教廷应该悍然号召起身反抗政府，把整个欧洲东部诸国内的千万教友和教会都陪葬下去，只求避免被指责与无神论政府妥协的罪名，会是更可行的作法吗？我们可以相信暴政必亡，东欧铁幕国家的垮台也是一连串暴政必亡的具体实例，但在暴政灭亡或改善前，天主教会还是得在这个政府统治下生存下去，必须要保有教会的组织和保护教友们的安危。
大家都知道，北京政府用天主教爱国会和主教团，控制了境内的天主教地上教会。有一位被视为爱国会嫡系、没有沾染到海外反中反华毒素、看起来绝对可靠的马达钦神父，在爱国会主导下当选上海教区的助理主教。然而他在晋牧庆典上却表示，自己是上海教区的辅理主教，并宣布退出爱国会的运作，自2012年起被官方软禁至今。
对圣座来说，马达钦主教事件无疑是一剂强心针。是的，地上教会被官方完全的控制住，依旧不乏有效忠圣座的地上教会神职人员。即使他们从未到罗马深造、从未被教宗接见，还是坚定地效忠伯多禄宗徒的继承人。教廷和他们的政府建交，建立一个正常的官方管道，给予他们更多保护，难道不是一个更可行的作法吗？
宗教自由的天平
很多人认为，与教廷邦交的最坚固基础，就是中华民国政府确实给予境内所有人民宗教自由，反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只有写在宪法，还加上不受外国势力支配的但书。持此立论者，通常也认为圣座不像其他的世俗国家，绝对不会受经济因素影响，而舍弃与中华民国的邦交。
这里有一个盲区，圣座的确跟全世界国家不同，它是唯一要命不要钱的国家。对圣座来说，经济因素并不重要，但绝对在乎信徒的灵魂。中国大陆境内的天主教徒人数众说纷纭，地上和地下教会人数约在500万到1200万，是一般较常见的数字。台澎金马人口2300万，天主教徒约占1%，那也才23万人左右。
虽然中华民国现任副总统陈建仁是天主教徒，但并未对天主教会传教有明显帮助。在两方悬殊的数量差异之下，圣座关爱的眼光会投向哪里，是不言自明的。说白了，与中华民国断交，也不会导致台湾地区的天主教徒受到迫害。
有些人则希望圣座能够采取双重承认，避免中华民国失去唯一上得了台面的邦交国，例如台湾人公共事务会（FAPA）总会长陈正义致函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表示希望教宗考虑在与中国大陆建交可能性的同时，不要伤害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期许得到「北京与台北双重承认」的模式。
坊间也有认为圣座一旦和中华民国断交，会无法照顾到在台湾的天主教徒，这显然是不了解天主教制度的外行人想出来的说词。天主教会早在1952年于台湾地区建立圣统制，迄今已有七个教区，另有一个金马宗座署理区，由台北总主教兼任。台澎金马地区的教会机构设置齐全，从幼儿园到大学一应俱全，天主教会建立的社福机构，更是承担了远超过天主教徒人口比例的社会救助责任。
这些教会机构，无论是教区、修会、学校、社福机构，都已经向中华民国政府以各种型式的法人立案，这些组织在法律上都是中华民国境内的合法法人组织，试问中华民国难道会因为少了一个邦交国，而处罚国内法人机构？天主教设立的社福机构贡献有目共睹，真要因为外交因素而撤消其立案，无异于惩罚自己的国民。
中梵外交的前四种可能性
圣座作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向来是以教领政，所有圣座派驻在外的大使和外交代表都是驻在国的宗座代表，他们同时兼有教宗代表和外交使节两种身份。现在圣座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只派遣代办管理馆务，但驻华代办依旧是宗座代表，也因此圣座的外交较其他国家来的更有弹性、更多变化。本文就此推演未来圣座对中华民国外交的可能作法。
对于未来圣座和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走向，首先有以下四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
圣座在和中华民国断交后，圣座派遣一位无外交使节头衔的宗座代表驻节台北，至于中华民国政府愿不愿意给予该位宗座代表外交豁免权，将之视为外交使节对待，则是我方政府的自由。这是现今中华民国和无邦交国的主要处理模式。
从历史上来看，天主教会的主教协助中华民国扩展外交关系已有前例，例如1952年，原南京教区的于斌总主教大力协助中华民国与西班牙复交，即为最著名的事迹。
可能性二：
圣座派遣一位无外交使节头衔的宗座代表驻节北京，在台北则继续保有大使馆。北京宗座代表的外交官身份及权利，视北京方面的意愿给予。
如果参考1951年圣座驻华公使黎培里遭北京政府驱逐而暂留英属香港的前例，圣座派遣的宗座代表驻节香港，或由香港教区主教兼任，也是一个保留弹性的过渡方案。尤其香港主权如今已归还中国，不再有当年驻华公使驻节英国属地的尴尬。
其实现时教廷也的确有委派一位名义上驻在第三国的教廷外交官驻节香港，作为北京和教廷之间的传话人。因此教廷在香港派驻宗座代表是现在式，只是未来可能可以直接赋予驻港名义，不必再以驻第三国外交官的身份作为掩护。
可能性三：
圣座大使驻节北京，对台北方面则不派遣宗座代表，或任何由圣座直接派出、可能被解读为外交使节的人员，但维持台湾地区主教团的独立运作。毕竟台湾地区的主教们都有到罗马述职的机会，可保有和台北方面的实质沟通管道。
情况类似1949年两岸分治，驻华公使黎培里留在南京，1951年被驱逐，停留在香港一年，1952年才来到台湾。在1949年到1952年的这段期间，台北方面并没有宗座代表。
可能性四：
圣座在北京设置大使馆、在台北设立领事馆，虽然总领事也是外交官，但仅向地方政府交涉。例如英国在1950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维持淡水领事馆向台湾省政府交涉，直到1972年与中共全面建交才撤离。
有此前例，或许设立领事馆也是一个可能的作法。但当时的英国驻淡水领事馆的存在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对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中华民国也争取过在台北设立领事馆，不久后就因为北京的抗议而取消。
中梵外交的后三种可能性
在一般国家的外交之外，教廷的三元特性（天主教会总部、主权国家圣座、梵蒂冈城国）导致了教廷和北京的邦交有一个非常大的变数存在，就是天主教徒对教宗的效忠。教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交后，国内上千万天主教徒将可由教廷就近指挥，这对于以维稳为首要目标的北京方面而言，和教廷建交绝非其他国家可比拟。
一般国家的外交，要的是经贸利益、安全保障。例如马其顿与提供巨额金援的台北断交，转向与北京建交，即是希望联合国维和部队继续派驻在马国境内，保障其安全，因而不希望北京在联合国安理会行使否决权。
但教廷关切的是牧灵的权力，尤其是由教宗亲自任命主教。其实这也是虽然常有不稳定的风声传出，但台北方面对于教廷的邦交尚能淡然面对的原因。毕竟我们难以想像北京会为了一个没有经贸利益的国家邦交，甘冒国内有上千万人成为潜在第五纵队的危险。
这是一个不对等的谈判局面，教廷对建交的渴求远高于北京，但北京对建交的需求，除了宣告展开对中华民国的外交割喉战之外，还要冒着损及中国大陆境内稳定的风险。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他声援了波兰的团结工会（Solidarność），从而推倒了东欧共产党国家倒台的第一张骨牌。北京多年来最担心的，就是内部不稳定危及共产党统治，这更降低了与教廷建交的急迫性。
所以合理推论下，教廷在与北京的建交谈判中，必定要拿出能让北京满意的政治利益。而教廷能拿出手、又对北京最大的政治利益，就是足以对国内进行民族主义宣传的胜利事迹。在这个前提下，才有以下三种可能性的推论。
可能性五：
教廷以元代的前例，任命一位管理全中国天主教主教的东方宗主教。这位宗主教拥有中国境内所有主教的任命权，先由教廷挑选人选，北京认可后上任，借此在表面上让中国天主教主教任命不受境外势力干涉。
但现在仅有东方礼天主教保有宗主教这个制度，拉丁礼天主教的宗主教仅限于仪式性头衔。不过，让教宗以外的人可以合法地任命主教，大概不是今日的教廷所乐见的，这只是一个对历史抱有浪漫想像的推论。
可能性六：
教廷将台湾地区主教团、港澳两教区和中国主教团合并运作，但台湾七教区的主教和港澳两教区主教依旧由圣座任命，可使教廷在中国主教团内有可靠、效忠圣座的成员。这类似商业行为中，策略入股后派任部分董事会成员的作法。
毕竟天主教台湾地区主教团的英文名称依旧是「Chinese Regional Bishops' Conference」，也是教廷所承认的中国主教团，这将使北京拥有一个代表涵括陆、港、澳、台的全中国主教团。在天主教世界中，中国是统一的，这将给北京一个极大的民族主义宣传材料，作为教廷善意的表示。
可能性七：
比可能性六更进一步，教廷将台湾、香港、澳门，两岸三地的九个教区一并归入北京天主教爱国会的管辖，即使只是名义上的管辖。这不但符合北京一贯声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的政治主张，而且港澳地区已经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台澎金马地区，天主教会仅是听命于教廷的人民团体，虽然是一个极高度政治性的方案，但却可以解释成属于民间宗教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借而规避台北方面关于两岸关系的法律。以教廷的角度来看，此方案施行难度不高，却是现在北京—教廷的建交谈判当中，最能换取北京愿意在其他事务上让步的礼物。
一体两面的障碍和筹码
天主教爱国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直接管辖的政府机构，这将是1949年两岸分治之后，北京第一次能够将治权及于台澎金马地区的突破性发展，即使只是从形式上来看，对北京也是极好的宣传材料。
尤其在北京—教廷的外交谈判中，教廷比北京更需要政治上的进展，一以保护中国大陆教友、二以获得传教自由，即使是程度没那么高的传教自由。毕竟衡诸现实，教廷拿不出任何经济筹码向北京交换，所以在两岸关系上的让步，来获取北京的打折，也是很合理的作法。
虽然天主教爱国会一直被视为教廷—北京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但在马达钦主教事件后，已经突显爱国会仅是靠着政府权力而存在的行政机关，对于天主教会的核心：信仰，并不构成威胁。多年来教廷透过私下管道对此早已了然于胸，而马达钦主教事件更是一则铁证。
至于过去引起教廷与北京极大不愉快的非法主教问题，其实不是大问题。非法主教目前仅剩八个人，其他的都得到教宗赦免了。若是双方的谈判完成，北京方面要这些非法主教辞职和退休，也是轻而易举。这八位非法主教，其实也是北京手上的筹码，能够适时地成为给予教廷的善意。
上述可能性的推论，有一个在外交上回旋的空间。与北京建交的，是主权国家圣座。北京管理的中国主教团，是听命于天主教最高领导机构教廷的宗教团体，即使统一运作台、港、澳主教，严格来说仍是不同的法人组织，可以分别对待之。若未来真的发生这种状况，将是台北方面唯一能够聊以自慰的说词。
中华民国不在谈判桌上
对于中华民国来说，外交部能拿出来的说词，不外乎教廷非一般世俗国家、教廷从未主动和邦交国断交过，以及教宗多次对中华民国表示善意来粉饰太平。
确实，教廷非一般世俗国家，教廷在乎的乃是信徒的灵魂，或者更明白地说，信徒的数量。历经东正教的大分裂、基督新教的宗教革命，至今天主教教宗仍能在国际上动见观瞻，靠的就是天主教徒依旧是整个基督宗教二十亿信徒中，拥有过半教友的这个份量。
中国大陆拥有十多亿尚未信仰基督宗教的人口，这是教廷绝不会放弃在中国大陆传教事业的最大理由。继续将大使馆设在台北，绝对不利于教廷在中国大陆的传教事业，且北京也不会允许由设在台北的教廷大使，直接指挥境内的上千万天主教徒。
天主教会是否会促进中国大陆内部的和平演变，让北京忌惮而不愿意建交？最大不同处在于，若望·保禄二世是有史以来第一位波兰人教宗，波兰有90%的天主教徒，中国大陆只有1%，这样的数量无法达成量变造成质变的效应。况且中国大陆现今的经济状况，也和当年采用计划经济导致民生凋敝的共产波兰天差地别。
教廷从未和邦交国断交过则是讹传。教廷和其前身教皇国领土不大、军事价值不高，却具有超然地位，故发生国际战争时，交战国大都不会对其宣战或是交战，只求教廷中立即可。然后在法国第三共和时期，政府强迫天主教会要改制成一般法人，天主教会拒绝，政府遂没收法国教会财产以为惩罚，教廷因此与法国断交过。
两岸现况乃是中国尚未结束的内战延续，在国际法上就是一个国家中有两个政府，教廷其实只须将承认的中国政府由台北改成北京，并不算断交。主管教廷外交事务的国务卿索达诺枢机主教也明白说过，只要和北京完成谈判，早上谈成，下午就可以将大使馆搬到北京了。
其他教会高层当然有不同的看法，但细观这些人发言时的身份，几乎都不是教廷现任外交体系的主管官员，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最多只能视为教廷为了安抚台北方面而适时平衡的言论。
若要细数历任教宗对中华民国表示的善意，当属1959年辅仁大学在台复校，教宗若望廿三世捐款10万美元，教廷也将其视为重建中国教会思想的堡垒。历任教宗在几次天灾之后的捐款，则是以个人名义捐赠，而且是以人道救灾为理由，并没有特殊的政治意涵。教宗也曾为海燕台风后的菲律宾捐款和祈祷，这不是很特别的举动。
与迷你国家建交的机会
综观中华民国和梵蒂冈的邦交历史，教廷向来采取缓步出手、留余地给人的温和作法。中华民国若失去梵蒂冈这个邦交国，教廷有可能会提供一些补偿，使之反弹不致于太大。而这个补偿，或许是一个比梵蒂冈城国更加迷你的国家，马耳他骑士团。
欧洲由于历史遗绪和政治因素，有不少袖珍国家存在，而马耳他骑士团又是其中最小的一个。教廷其实还拥有另一个袖珍国家的主权：安道尔，但安道尔的主权是教廷和法国共享的，而法国绝对不会愿意冒着得罪北京的风险而允许安道尔和台北建交，所以最后且唯一的选择就是马耳他骑士团。
马耳他骑士团全名为「耶路撒冷、罗得岛和马耳他圣约翰主权军事医院骑士团」，是因历史机缘而留存至今的一个迷你国家。这个国家的特色是，所有成员都是天主教徒，成员都有自己本身国籍，不需要凭借着马耳他骑士团护照出入境他国。而这个国家完全服从教廷，故教廷安排马耳他骑士团和中华民国建交可行性极高。
国内一直有一种声音，认为副总统陈建仁身为天主教的圣墓骑士团骑士及圣大额我略教宗骑士团勋章爵士，理应跟教廷高层关系良好，能为我国维持与教廷的邦交。这其实是一种对教廷权力构架的误解，教廷的权力核心向来都由男性神职人员（主教及神父）独占，平信徒在其中并无置喙的余地。
骑士及爵士这些勋爵组成的团体，可视为天主教内的高级联谊会，而且人数众多，例如圣墓骑士团在全球就有两万三千名成员。真的能够影响教廷决策者，仅有身为枢机主教的总团长一人而已，而总团长的影响力还得视其在教廷高层的资历和人脉。故以为仅靠一位骑士就能影响教廷决策，只是一种自我安慰的想像。
冷战的遗产终会消逝
中华民国和梵蒂冈的邦交，其实早在国民政府迁台后，就已经岌岌可危。邦交能够存续这么多年，依靠的更多是冷战时期的大环境、北京方面的意识型态、不同部门的多头马车指挥。前两任教宗皆是生于战间期、成长于二次大战，壮年时期经历冷战对抗共产阵营的无神论争战当中，对共产党政权有深刻的不信任感。
但今天北京和教廷都已经替换成不同世代的领导人，两方最强力对抗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应该会以更有弹性及更务实的方式来达成协议。更别说台湾地区主教团的主教们，从未被告知北京和教廷的建交谈判过程，台北方面也只能被动回应和等待。
时代大环境已今非昔比，现任教宗方济各的成长环境也迥异于前任。回顾过去，中梵的邦交更像是冷战的遗产，中华民国若失去梵蒂冈这个邦交国，也不过是随着时代的改变，消逝在风中。
*作者黄士修为核能流言终结者创办人；邱秉正为台湾俄罗斯侨民历史研究者。
来源：台湾《风传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