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都关注到了媒体的消息，称中国梵蒂冈之间很可能会达成一项敏感的协议，就双方争执最大的主教任命权问题取得谅解。甚至双方建交可能很快就会实现。木叔此前就曾分析认为，双方近期频繁互动，按照“越南模式”任命主教是关系走近、乃至可能建交的最大公约数。不过距离建交还为时尚早，毕竟除了主教问题之外，还牵扯到台湾问题。
特别是在特朗普上台，台湾问题似乎又成为中美关系一个引爆点的当下，如何处理中梵建交问题和台湾问题、中美关系联系的更加紧密。这似乎成了一张牌，什么时候打，要看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走向如何。
有关中国和梵蒂冈关系近些年的进展，还是可以分析一下，毕竟这是理解这一问题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台海局势的背景之一。
梵蒂冈方面在2013年选出了新的教皇方济各，方济各和中国的互动，几乎在他上任后立刻就展开了。他表现出了比前任教皇更加大胆的举动。
比如2014年3月方济各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公开透露了一个秘密：“我们正接近中国”。他说去年习当选主席后，曾与他有过“书信往来”。意大利媒体引述方济各的原话是：“习晚我3天当选；他当选时，我寄了封信给他，他给我回信了。我们确实和中国有些联系。我十分热爱这个伟大的民族。”
4月中国雅安地震，方济各公开为雅安祈福；刚刚发生的鲁甸地震，教皇依然表达了对遇难者的哀思。这一切都成了中梵关系转暖的标志。
8月方济各到韩国参加庆典活动前，公开透露获得中国许可将飞越中国领空，并在63年来首次对中国领导人发电致谢。从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说是梵蒂冈方面利用媒体的传播力，进一步“拉近”对华关系的宣示。而中方同意教皇飞机过境，其实也是双方1年来直接或者间接沟通，取得成效的自然结果。
其实不光是中国，一些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对梵蒂冈的关系更加热络。比如古巴。
古巴对外开放的步伐越来越快，特别是在政治和外交领域。
2015年5月古巴领导人劳尔从莫斯科飞抵梵蒂冈，开始对罗马天主教廷展开首次访问。此前他应普京邀请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等相关活动。劳尔的梵蒂冈之行是要感谢教皇方济各在美国与古巴关系破冰中的重要作用。梵蒂冈官员说，方济各在帮助美国与古巴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起到关键的外交作用，去年他曾接待来自古美双方的代表团，并为此斡旋。
与教皇方济各会面后透露，劳尔感谢教皇的斡旋，使得古巴与美国结束超过半个世纪的对立。他又说，对其智慧及温和印象深刻，他虽然身为共产党员，但已向教皇承诺，当教皇9月访问古巴期间，他乐意出席所有弥撒。
“我来自古巴共产党，不接受信教党员，但现在我们正允许这么做，这是重要的一步。”劳尔随后和意大利总理伦齐会晤并举行了一个记者会，在会上如此表示。
更让外界感到吃惊的是，劳尔高调谈及自己的未来：我读过教皇的所有讲话和观点，如果他所做的如所讲这般，我将重新祈祷，也会重返教会。他特别强调，我不是在开玩笑。
事实也是如此。当年9月，方济各访问美国前到访古巴，将成为第3位访问这个共产党岛国的教皇。前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和本笃十六世都曾前去会晤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这一系列举动预示着古巴和梵蒂冈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尽管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卡斯特罗兄弟都是受洗的天主教徒。古巴在1959年革命成功后，曾禁止教会活动，到90年代逐步放宽限制，1998年重新将圣诞节列为法定假期。
另一个与梵蒂冈关系密切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越南。
与中国类似，越南和梵蒂冈之间也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两国面临着与中梵关系相同的情况——任命主教由谁说了算的问题。
但是与中国至今没有与梵蒂冈的高层官方往来不同，同为社会主义兄弟的越南，在对待梵蒂冈的问题上显得非常积极。早在几年前越南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都曾和教皇面对面交流。更为开放的信号出现在2013年，越南共产党一把手阮富仲就曾经历史性的访问了梵蒂冈，并和方济各的前任本笃十六世教皇举行了1个小时的闭门会谈。会谈的内容当然不得而知，但是西方媒体称，阮富仲“寻找在不排斥共产党领导和更加开放的宗教社会之间的平衡”。
越南和梵蒂冈的交流，被一些国际学者称为“越南模式”，即越南把主教候选人名单交给梵蒂冈，由梵蒂冈选择，此后必须经过越南政府确认，最终由教皇宣布任命。虽然这是一种“权宜之计”，但不可否认，这打开了双方对话的大门。
有媒体分析，未来中梵建交可能效仿“越南模式”。
不过木叔认为，尽管越南对天主教的开放态度，或许可以成为中国未来和梵蒂冈进行“宗教外交”的一个借鉴。但中国和越南的条件与环境不同，照搬“越南模式”的可能性不大，双方建交可能会创立一种“中国模式”，或许在主教任命阶段就可以双方同时介入磋商，而非一方选择给另一方确认。其实，这种稍微变通的方式与“越南模式”本质是一样的。也符合了中方的需求，即在中国教区选出的主教是自己认可的；而且梵蒂冈不能单方面任命。
外界传出梵蒂冈方面和中国最近互动颇多，是有原因的。不会是完全空穴来风，但也不必把双方建交理解为箭在弦上。
从梵蒂冈角度而言，梵蒂冈愿意看到更多中国人成为教徒，把庞大人口基数的中国当做“宗教的新边疆”；从中国方面而言，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宗教在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生活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需要正视在西方社会有着巨大影响的梵蒂冈。
此外，木叔也注意到，目前阻碍双方建交的最核心难点，除了任命主教之外，还有就是在中国天主教的代表大会制，即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这一原则，以及主教团向代表大会负责这一体制。
中国和梵蒂冈之间的沟通在2010年12月出现了中断，原因是梵蒂冈突然发表声明批评“中国天主教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举行，并指出政府认可的主教团和爱国会“不符合”天主教教义。中心意思就是不承认中国自己任命的主教。作为回应，中国宣布双方中断接触。
所以双方能在任命主教等问题上握手言和，多少还得取决于中梵双方目前在主教任命背后的核心目标差距有多大。
中方态度坚决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始终警惕西方利用宗教干涉内政。西方也确实这么做了。目前包括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国家在提及所谓中国人权问题时，都会把其与宗教问题捆绑在一起。或许西方并不认为这是故意给中国难堪，但中国的国际形象确实由此变差是一个现实，进而多少影响到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外部拓展也让中国有些被动，因而中国对发展和梵蒂冈的关系始终比较谨慎。
至于中国和梵蒂冈建交，确实要观察，而且确实需要一段时间，即使早就与梵蒂冈有往来的越南，至今还未实现建交。对中梵关系而言，台湾问题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中国和梵蒂冈建交的问题除了主教之外，台湾是最敏感的部分。中梵建交或许放在中国对台政策的统一架构下安排与讨论，并非单纯的宗教事务。
1951年梵蒂冈和台湾建交后，中国大陆与其关系一直处在冰点，大陆的天主教会从1958年后称为天主教爱国会，跟梵蒂冈正式脱离了从属关系，独立行使主教任命权，实际上并不受教皇约束；而在梵蒂冈看来，全球主教都要教皇来行使宗教权利加以任命册封才算合法。这也是导致中国和梵蒂冈60多年来没有外交关系的重要“绊脚石”
回首2年前，在双方互不承认的背景下的教皇专机“飞近”中国一事，在中国和西方宗教界关系上，确实可以看作是一个极具标志意义的历史性事件。当时很多人也似乎认为，双方建交已经迫近。但两年后的今天，最终建交的消息还是石沉大海。
但是毫无疑问，双方多接触，多交流，有利于理解彼此核心关切，对建交有百利无一害。比如木叔了解发现，此前教皇专机曾有两次希望“飞越”中国领空，都碰了钉子。一次是1984年时任教皇的保罗二世首次出访韩国，连向中国请求飞越领空也没有获准，保罗二世转而求助苏联，苏联人也表示拒绝。无奈，保罗二世的专机最终选择取道遥远的北极，中途停留美国阿拉斯加，再折回太平洋，航行了1天多才进入韩国。
分析当时的国际局势可以看出，中国和苏联尽管政治关系冷淡，但对西方宗教的影响却不约而同地保持了一贯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与当时冷战加剧的历史大背景有关。
5年后的1989年，保罗二世再次应约到韩国参加活动，依然向中国提出飞越领空的要求，中国再度回绝。教皇转向苏联时却获得了允许。专机在苏联领空飞越了7个小时之久。按照惯例，保罗二世向当时苏共一把手戈尔巴乔夫发了祝福电报，对苏联政府和人民表达了祝愿之情。当时此事在苏联媒体也炒得火热，苏联和梵蒂冈的关系很快破冰。戈尔巴乔夫和保罗二世2个月后就举行了首次公开会晤。
方济各是否想复制前教皇保罗二世的模式不得而知，但从种种迹象来看，中国领导人尽管对教皇礼遇有加，但完全并没有马上举行高层会晤的迹象，建交更是稍微远一些的话题了。其实，坦然一点看，即使中梵不建交，双方如果能够在一定层面上实现接触，其实也具备了一些建交的前提，或者说是为建交做铺垫。建交最终也会水到渠成。
实际上梵蒂冈是教皇国，所有的国际活动基本围绕的就是宗教事务展开，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等活动场合比较少。若是双方能够在宗教沟通上实现突破和密切往来，就算双方不真正建立外交关系，也不会对双方的交流带来太大阻碍。从这个层面而言，与梵蒂冈建交或许并不是中方迫不及待解决的一个双边问题，甚至可以说兴趣不大。
在木叔看来，由于梵蒂冈在西方有着巨大影响，中国如果和梵蒂冈在官方接触上有了突破，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必然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外国宗教界影响政界的例子比比皆是，这或许也将成为中国对西方宗教逐步开放的一个重要落脚点。
而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恐怕就是台湾问题背后的中美关系。
特朗普上台让中美关系充满悬念，其中之一就是他和他的政府如何看待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政策，以及美国政府如何看待与台湾的关系。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中国核心利益受损，会给国际局势带来极大变数。
特朗普似乎已经表现出一些对台湾问题打擦边球的意愿，中国大陆方面的学者与民间对解决台湾问题似乎也前所未有的紧迫。在此背景下中国和梵蒂冈走近，其实也要看中美关系中的台湾因素如何发挥作用。换句话说，中梵建交可能会成为一张针对台湾和美国的牌，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在合适的时候使用，会给台湾当局教训，以及给中美关系走向带来利于中方的影响。毕竟梵蒂冈是台湾最重要的邦交国，一旦在美国过度亲近台湾，台湾过度疏远大陆的背景下，中方和梵蒂冈建交，波及层面和针对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因而以目前的局势，似乎为中国宗教外交和国际关系实践的发展也提供了新的思考。
木春山是香港《大公报》评论员，从事媒体研究、时政报道、热点评论工作近10年。
来源：“木春山”微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