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中国化”最早的出现
“宗教中国化”的概念在中国是首先由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5年5月20日在北京举行的统战工作中央会议的总结阶段上提出。(注1)这是九年来中国第一次举行同类的会议。
习近平在强调前任领袖们所主张的官方意识形态之余，论及统战部门的各种工作，诸如与各民主党派合作，接触党外知识份子，在国家统一的框架下理顺与台湾的关系，在“一国两制”之下处理与香港及澳门的关系，以及尤为触目的，处理与新闻媒体及与互联网的关系。谈到宗教事务，习近平一如既往首次联系到少数民族工作。他指“宗教工作”，
本质上是群众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引导宗教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
习近平在2016年4月22日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一再强调“宗教中国化”。他要求各级的政府机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及改进宗教工作。他指出，宗教事务在党及中央政府的工作中有特别的重要性；党的宗教政策及理论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他一再强调做好宗教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习近平认为，“宗教中国化”为宗教自身的存在是必要的，这包括接受依法管治，证明本身对社会有贡献，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中国化”也应包括“要最大限度把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团结起来。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要引导信教群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服从服务于国家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文化，努力把宗教教义同中华文化相融合；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自觉接受国家依法管理；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宗教中国化”的官方意义？
宗教中国化在实践上是与国家主义及爱国主义融合的政策及过程，目的在于巩固在少数民族中的汉族多数地位，以及促进国家公民发展共同的价值观及荣誉。
习近平讲话内容显示出，他本人及中国执政当局计划加强统战工作，以应对他们对目前党的困局及对国家稳定的忧虑。他们的目的在于透过爱国心及对国家的认同，去吸引广大民众的支持。习近平近年的讲话一直强调忠诚及团结，反映出这方面实际上是问题多多。
中国化的意图，是去改造或重塑宗教，特别是基督宗教，成为党所控制的工具，以满全党的政治目的。因此，习近平的首要关注，是在政治方面，是着眼于确保共产党的地位以及他本人的领导地位不受挑战。为他而言，宗教群体纯粹是一种社会组织，政府必须对他们施以全面掌控。
为习近平来说，“宗教中国化”基本上就如卓新平所考虑的政治幅度。这政治性与文化性是“中国化”的两大幅度。(注2) 这政治幅度包括宗教的自主及民主管理，但前提是在共产党的全面掌控及指导之下，以调控配合社会主义。
这是中国官方对“宗教中国化”的原则性诠释，经一再阐释之后可归纳为以下数点：爱祖国及人民，保卫国家完整及民族团结，珍惜共产党的领导及社会主义制度，维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积极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宏扬中国文化，致力将宗教信条整合到中国文化中，保持国家法律法规，参与现代社会主义的改革及国家自由化的建设，为实践现代中国梦而努力。(注3)
习近平的首要关注面在政治方面，在文化幅度方面，他似乎不太注重宗教的适应化及本地化，虽然不少外来的宗教，特别是佛教、伊斯兰教及基督宗教过往在中国历史上，都致力这样做。
中国化的政治幅度与文化幅度
在上述提及的文章中，卓新平特别从两个幅度去阐释“基督宗教的中国化”：
当今中国倡导积极引导宗教与中国社会主意社会相适应，这种适应特别要求中国宗教发展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其中有着文化和政治两大含义。由于中国近代所遭受的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和政治对抗，使基督教在华不再纯为宗教存在，而是有了复杂的政治卷入，因此其“中国化”的政治层面是不可回避的现实。中国教会20世纪50年代所推动的“三自爱国运动”则正是基督教这种“中国化”之政治层面的清楚表达。面对复杂的现实发展，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基督教“中国化”的政治层面已经完成其任务，相反仍然是任重道远，尚需付出艰苦的努力，也需要教内外达到对现实敏锐审视后的共识。在各种政治选择面前，中国基督教当然要理直气壮地选择爱国爱教的“中国化”。
基督教“中国化”的文化层面则涉及到基督教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与中国文化会如何互动。其实，这也是外来优秀文化与中国文化交流，融汇，同在，共构的文题。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双方是调适，共享和双赢，而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谁“吃掉”谁或谁“征服”谁。那种寻求“基督教征服中国”的“中华归主”早已成为基督教理应反省的过去。当然，我们今天也应该站在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看待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使基督教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构成，也是中国文化能够吸纳，包含着基督教文化的积极建构及优杰内容，这是“同一个世界”。“同一种生存”，即人类共同的命运所系。
习近平的“宗教中国化”的意义停留在政治层面。他似乎也同时地将这样的概念运用到马克思主义之上，要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近年来，中国的大学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了很常见的课题。2011年6月份在一个于北京举行的党的建设全国论坛上，习近平谈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强调中国共产党要遵从科学法则，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基本原则，并适应中国在革命、建设及改革开放各个阶段的现实环境。中国领导人推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去确保党的主导意识形态及基本理论与时并进。在过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出重大的理论成果，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论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注4)2016年10月24至27日举行的中共十八大六中全会的最后公告，亦多次提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加入到“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精神”。
基于上述各点，似乎可以推论出习近平心目中的“宗教中国化”有两项动机；首先， 确保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及宗教群体有全面的控制；第二，为他的“中国梦”理论加添一道文代方面的饰穗，好使“中国梦”能得以确认为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宗教中国化”的文化幅度，似乎留给了宗教信徒自己以至宗教学者去表达他们的信仰，当然他们享有的自由度也不是没有限度的。
最后，尚有一政治方面的视野不容忽视。习近平所强调的“中国化”及“有中国特色”，是引生自更广阔的关注，即当前的中国如何迈向世界，如何迈向全球化，及如何踏足世界舞台。中国透过强调“有特色的”及“国家主义”，要显示自己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力量来自全面掌控国家生活的不同范畴的团结，以及其改造任何事物成为“中国化”的力量，包括改造宗教以至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化”。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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