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杂志七月中旬刊登国家宗教事务局长王作安的撰文，题目是《做好宗教工作必须讲政治》。这份杂志是中共中央主理的理论刊物，其份量可想而知。
王文发表后，许多境内外的中文媒体都以其中提到的党员信教问题作为大标题。
党员信教，在中国已是公开的秘密。许多境内外的评论家及学者公开或私下都指出，根据惯常做法，当政权一再提醒的时候，表示那个问题已是相当严重，以至于不能不发声。曾就此问题公开表示过意见的，有前统战部长、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
所以王作安在文章里都不回避指出，党员信教者不仅是在普通干部中间，连「高级干部中，有的不信马列信宗教」，要解决这个问题，须要「通过思想教育使其放弃宗教信仰」，甚至必要时要进行组织处理。
直至二零一六年底，共产党员据报有近九千万人，究竟有多少党员信教？由于他们都不能公然违反党规，只能偷偷地信仰其他宗教，所以没有可信的公开统计数字。至于当局对此有多准确的掌握则不得而知。
然而，党员信教不过只是王文四个「必须」之一里的部分内容，其他的论述也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王文开宗名义说做好宗教工作必须讲政治，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善于从政治上观察、思考与解决宗教问题，其首要的「必须」是「增强政治意识」，才能「遵守政治规距」，包括党员不能信教，接着是「坚定政治方向」及「强化政治担当」。
王作安提醒说不能天真地认为宗教只是个人的私事，否则「会在政治上出大问题」。这样的说法明显与近一、二十年我们从一般信仰群众的认知不同，因为他们都会说信仰是私人的事，与政府无关。如此说来，一旦基层官员开始跟随宗教不是个人的私事的基调，信仰群众可能要面对官员为防在政治上出大问题，而对他们的信仰生活有更多的干扰。
这里指的绝不仅是官方认定的非法宗教团体。最近从河南和浙江两省传来的消息是一个例子，当地的官员和学校都要求家长不要带孩子去基督教或天主教教堂，否则会影响孩子的未来。此外，王文提到所谓网络上的非法宗教活动对现行宗教政策法规形成挑战，我们今年初就看到对网络上的新闻转发被封杀、语音传教内容被迫下架。
至于信教问题，是文中提醒党员必须遵守政治规矩的部分内容。近年被中纪委调查的落马官员的通报里，不时出现提到违反政治规矩的问题。据报道，新疆喀什市委副书记在二零一四年，通报十五名干部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违反国家工作人员不得信教的规定，对宗教明里不信暗里信，甚至公开信教做礼拜。那么，我们是否可预期，将来或许有更多官员会因对他们放弃宗教的思想教育成效不周，而成为通报的对象？
事实上，在这第二个「必须」当中，更重要的是看齐意识，对中央的宗教工作理论方针政策，不得说三道四、妄议中央、随意执行或有令不依。如果中共的表述是如许多评论家所说，是要倒过来理解，那么，这里表明很多下级党员干部对现今的宗教政策和方针与中央有不同看法，并因此而暗中抵抗或不作为。自从「不得妄议中央」成为政治规距以来，不同报道都看到批评者不限于官员，连领官俸的学者教授也不时发出不同调，而因此被辞退。
此外，王文提到涉及全党全国性的宗教工作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只有党中央有权作出决定和解释，各部门各地方党组织和领导干部不得擅作出决定和对外发表主张。中央和地方之间有不同见解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地方官员直接面对信教群众，不想与他们有太大的矛盾使自己不好管理，更怕是随时变演成更大的政治事件，所以对很多教会活动或教内事情都会睁只眼闭只眼。
但王文明显是要求地方部门执行指令，而不是代替中央做决定。在中国天主教会，去年四川省两场主教祝圣礼就是一个例子。
据悉，当地教友不欢迎被梵蒂岗绝罚的乐山教区非法主教雷世银在祝圣礼上出现，地方部门曾为此费一番周章，因为他们意识到雷世银在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担任副主席，是同省几位主教中官方地位最高，本应由他主礼，但为免教友有太大反弹，所以请来了比雷高一级的爱国会主席房兴耀主教前来主礼。然而，礼仪中雷世银还是参与了共祭，此举是要显示中方不愿承认梵方对他的绝罚令，否则中方在立场上怎样也说不过去。整个事件上的有关安排，据悉就是由中央发出指令，地方官员服从执行。
这或许是宗教局二司司长、现为中梵谈判代表之一的戴晨京早前所强调：「在中梵关系改善之前，仍要按照一贯做法，继续坚持自选自圣主教。」
记得二零一六年四月，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宗教管理关键是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这里透露出，中共高层看到党政官员与宗教界之间过于靠近的关系，以至于由领导变成附和宗教，反被宗教界领导，所以王作安也在第三个「必须坚定政治方向」里提到这个「导」字。最后的「必须」就是提醒各党员干部，既然方针已定，他们就只有「抓落实」，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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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王日光，一位香港天主教徒。
【完】天亚社英文评论：
Communist journal issues warning on religions to Party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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