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废都》、《秦腔》、《古炉》、《带灯》等。作品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散文（集）奖、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全国大奖。
作为新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贾平凹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上会之前他做过不少调研，准备提交一些议案、建议，其中对于秦岭的建议，他认为应提升到一个精神层面来认识秦岭。
1 谈代表职责
选你就是要你给大家说话的
新京报：你是第几次当选人大代表？上会之前做了哪些履职准备？
贾平凹：我是第一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前当过25年的政协委员。上会之前，做过不少调研，准备提交一些议案、建议。
新京报：你打算提哪些议案、建议？
贾平凹：我想提关于秦岭的建议，不光是秦岭的生态保护，更应该提升到一个精神层面来认识秦岭。还有关于“龙”的对外英语翻译的问题，希望有关部门重新翻译关于龙的概念。我还建议会议名单里，女性的名字后边不要注明“女”，取消这个注释。为什么不在男性后面写个“男”呢？我觉得这种做法对女性反而不公平。
新京报：你如何理解代表的身份和职责？
贾平凹：我本来的角色是写作者，地方作协的一个工作者。我觉得，代表有一份责任，要把最基层的人民的意愿表达出来反映上来，对我来说，最起码要把地方上的那些文艺工作者的想法表达出来。要么选你干啥？选你肯定不是从创作这个层面选的，选你就是要你给大家说话的，把基层的意见和建议反映上来。
新京报：这次上会，你最关注哪些议题？
贾平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改善和保障民生方面的改革政策、措施，最令我关注。一般老百姓关心更多的也是民生问题，住房、上学、医疗、健康、污染等。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数据特别多，语言特别平实，很多具体的民生方面的事情都写出来了，我觉得这是让人满意的地方。
2 谈文学创作
对生活对社会要保持一种新鲜感
新京报：最新出版的小说《山本》，是你的第16部长篇小说。从2011年的《古炉》，到2013年出版的《带灯》，2014年的《老生》，2016年的《极花》，几乎每一两年，你都有一部长篇小说出版，有人说“如今的贾平凹已经停不下来了”，是不是这样？
贾平凹：不是每一两年，实际上一般三年才能完成一部长篇小说。尤其是《山本》，实实在在的三年时间，这三年除了开会、参加各种文学活动、处理单位的事情，大部分时间基本上在写这部小说。
每部小说严格来讲，收集材料、思考构思，费时间很多。真正开始动笔，就快了。但我写作最少要写三遍。比如写一部10万字小说，我先在笔记本上写10万字的草稿；再把草稿拿来，改抄，就是一边看着草稿改，一边重新抄写誊写，写一遍；然后再改一遍，从第一个字，重新开始写。实实在在要写三遍，10万字（作品）起码要写30万字。如果有大改，必须是从第一个字开始，重写一遍，我就是这种习惯。
新京报：你是不是停不下来了？
贾平凹：50岁以后，创作欲望好像特别强烈，觉得有好多东西要写。兜里有东西就要写出来，至于写得好还是不好，起码尽自己一些力量，把它表达出来。像鸡下蛋，鸡有蛋你不让它下它也憋得慌。好多人问为啥能写这么多？因为经历的事情特别多，总想把它写出来。
而且，创作让我对中国社会保持一种新鲜感，你必须接受这个社会，不能脱离社会，因为社会发展很快。
有的作家有一个毛病，写着写着就不到生活中去，只在房子里写，文学土壤就板结了。你在一块土地上不停种庄稼，老给它施化肥，土壤就板结了，不长庄稼了。所以对生活对社会，要保持一种新鲜感，要研究这个社会，关注这个社会。
新京报：《山本》之后，你还会有什么新作品？现在在构思什么故事？
贾平凹：创作完一部作品，起码有相当一段时间要读书，要进行生活储存，生活储备，或者到下面跑一跑看一看，了解一些情况，至于下一步到底写什么？我现在也说不出来。
新京报：当年你在《古炉》的写作后记中说，“我感激着那三百多支签名笔，它们的血是黑水，流尽了，静静地死去在那个大筐里。”一部《古炉》，历时4年，写坏300支笔，那么其他作品呢？你是不是所有时间都用来创作了？
贾平凹：实际上现在这个社会，精细的创作特别难，需要自己能静下来，可外部干扰很多。我现在担任陕西省作协主席，虽然不坐班，但会议和文学活动特别多，占用不少时间。除此之外，基本上我都用在写作上。我检讨这一生，我对家庭付出得还是少。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我付出得太少。我买了个房子作为工作室，每天早上，老婆用车把我载到工作室，最晚8点半我必须到工作室。晚上回到家基本上是12点以后了。年年如此，逢年过节也是这样，大年初一吃过饺子，老婆就把我送到工作室了。
长期这样，家里的事情完全由老婆来承担，我的生活能力也不行了。比如说社交，处理家里的杂事，亲戚朋友礼尚往来，都推给老婆或者别人。这点我很内疚。时间长了后，自己也孤僻了。我有女儿也有外孙女，时间长了也想见她们，但她们一来，很快就叫她们赶快走，好像把我的平静生活打破了。
3 谈作品表达
对乡村从内心发出挚爱
新京报：有一位书评人写下一段文字：“从《秦腔》《古炉》《带灯》《老生》再到《极花》，有着强烈的经验式的乡愁气息，似乎每部作品都是从对故土故人强烈的某种情感和关照下，用自己相对成熟的自言自语式的厚重的文学口音表达出来的。反思和记忆有很多，他只是把急于跳出的题材和故事用文学之笔呈现出来，拳拳之情和赤子之心随处可见”。你觉得，这段文字，能解释你一直关注乡土文学的原因吗？
贾平凹：这位书评人说得很符合我的想法，感谢他的理解。对乡村，确实从内心发出来一种挚爱，发出来一种关心关注，不停关注它，研究它，所以有好多东西冒出来，想要写成书。当然谁先冒出来，冒得特别强烈就开始写谁，有好多偶然性。
新京报：你的作品，《秦腔》讲述了一个小镇、一条小街三十多年的变迁；《古炉》描绘了“文革”时人性的变化，《极花》讲述了一个被拐女孩的命运。通过这些作品，主要想表达什么？
贾平凹：从我的内心来讲，想表达在现在这个时代里，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况，生存状态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又是什么样的？继而可以说是梳理中国人的历史和现实。现在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大时代，变化特别复杂，人心也是特别复杂，我就想把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人性好好挖掘出来，写出来，记录一下这个时代。
新京报：《极花》引发一些争议，有人指称作品在为人贩子、拐卖妇女辩护。你其他的作品，比如《废都》，也曾引起一些争议，怎样看待这些争议？
贾平凹：《废都》当年引起的争议铺天盖地。我觉得任何作品产生争议是很正常的事情，观念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必然产生争议。尤其是现在的社会，没有统一的思想，没有统一的看法，你说东有人肯定要往西。身处环境不一样，地位不一样，修养不一样，就会有不同看法。不过还有一些争议产生的原因，是因为误读。或许他满肚子学问，满肚子知识，但他的环境、地位，导致他不了解具体的现实生活，他凭他在书本上的那些知识来理解，也有这种情况。
但不管怎么争议，我觉得争一争有好处，对的，不怕争议；错的，在争议过程中改正。作为一个作家，必须以最大的真诚面对这个社会，面对人民，也面对自己，真诚地面对生活，也要真诚地面对现实。只要真诚，啥事都好办。就害怕不真诚，或者说假话，或者说矫情的话，或者故意说偏执的话，我觉得那样对别人、对自己、对社会都不好。
新京报记者 王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