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在中国已经走过很长的发展道路，但至今仍然没有很好地完成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任务。近百年来，天主教不断推动中国化运动。特别是“梵二”会议后，天主教强调与不同宗教和文化进行对话和沟通，极大地促进了“利玛窦规矩”在现代中国语境下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天主教作为五大宗教之一得到政府的认可，但中国天主教仍然存在许多发展的困境，天主教中国化仍面临许多十分复杂的困难和障碍。在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当中，天主教仍然处于神秘的与世隔绝状态，在事实上还没有摆脱“洋教”的阴影。当前，我们必须认真分析这些天主教中国化困境产生的历史原因和症结所在，努力探索切实有效的办法来克服这些困难，促使天主教能够在中国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一 天主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一）唐、元、明清时期
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唐贞观九年（635年）。当时，罗马帝国聂斯托利派传教士阿罗本不远数千里从波斯来到长安，向唐太宗宣讲天主教教义，唐太宗深受感动，认为景教“济物利人，宜行天下”，遂敕令在长安义宁坊建立景教寺.随后二百多年里,景教出现了“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但至唐武宗灭佛时期（845年），景教却被当作“异端”而遭到取缔。
元朝时期，受教宗英诺森四世、格列高利十世、尼古拉四世和克雷芒五世派遣，意大利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和约翰·孟高维诺等不远万里来华，传扬天主教信仰，时人称也里可温教。他们受到蒙古大汗和元朝皇帝的隆重礼遇，而天主教教士和信众甚至获得了高于一般汉人和南人的社会地位。他们不仅在都城建有罗马教堂，而且在全国各地都有也里可温教的行踪。但随着元朝的灭亡，也里可温教也在中国绝迹。
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罗明坚等又来到中国传扬天主教。利玛窦采取了天主教与先秦儒学相结合，批判佛道和程朱理学的立场，开创了“利玛窦规矩”，促使天主教在中国本土化，使天主教在中国士大夫阶层和民间社会获得广泛传播，出现了天主教中国“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著名信徒。同时，天主教方济各会、多明各会传教士在中国民间也在传播天主教。自从康熙年间传教士和罗马教廷内部挑起“中国礼仪”之争后，利玛窦的传教方式在教内遭到否定，天主教会遵循罗马教廷的禁令，禁止教徒“敬天祭祖”和进孔庙礼拜，专用罗马天主教礼仪礼拜。西方传教士采取了一种强烈的排他主义立场，与中国文化形成激烈的对抗，导致清朝政府长期采取严厉的“禁教”政策。此后，天主教虽然在民间继续秘密地传播，但影响十分有限。
（二）晚清民国时期
鸦片战争以后，1844年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及1858年中法《天津条约》，使法国除取得了英、美在中国的同等的经济政治特权外，还增加了允许在通商港口建造天主教堂和坟地、取消清政府对天主教的禁令，发还教堂，并允许天主教传教士进入内地自由传教等条款。在西方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保护下，天主教又一次开始在中国公开传播。这时，西方传教士依仗着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以炮舰为后盾，带着宗教、政治、经济、军事等目的，纷至沓来，教堂从大小都市建至穷乡僻壤，形成大规模的传教运动。西方传教士在各地传教时，以征服者、战胜者自居，干预地方政事，藐视地方官员，包揽诉讼，从人命案件到民间纠纷无不插手。他们企图用罗马拉丁化传统改变中国传统礼俗，反对信徒敬祖、祀天、祭孔，诋毁深入普通群众生活的佛教和道教，干涉民间的迎神赛会等旧俗，经常引起民教冲突。少数教民依仗教会势力，横行乡里，甚至挟制官府，欺凌孤弱，泄忿报怨，因而民教争殴趋于激烈。民教纠纷一起，外国领事、传教士则不问是非曲直，一意曲庇教民、教士，即使有违大清法律，也百般为之开脱。清朝官吏不敢得罪洋人，总是袒教抑民。在这种背景下，天主教遭到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普遍敌视和仇恨，蔑称之为“洋教”魔教。地方官绅积极发动和组织的反洋教斗争，许多下层群众也积极参与。自1856年西林教案至1899年肥城教案，历40余载，几乎年年有教案，处处有教案，在全国形成由各阶层人民参加的反洋教运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可以说是“反洋教”的高潮。当时的义和团四处烧教会、杀教士，毁圣书，抵制所有外国事物和洋务运动的成果。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以后，清政府对天主教采取了保护性措施，教会利用庚子赔款又修复、新建了一批教堂，传教事业得到恢复发展，大批西方传教士也陆续回到中国。这时，多数西方天主教人士清醒地认识到，要在文化上彻底征服中国是不可能的，于是开始探索天主教中国化的可能。1912年，著名的天主教爱国人士英敛之针对当时控制中国教会的法国天主教教士素质低劣的问题上书罗马教宗，主张培养中国籍传教士。1912年，天津教区比利时籍雷鸣远神父、甘肃王志远、山西成棲等神父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华公教进行会，主张由中国人自办教会，推动天主教的中国本地化。1913年，中华公教进行会联合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及基督新教，共同反对定孔教为国教。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知识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明确反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有许多教徒参加五四运动，并且撰文揭露西方国家控制中国教会，侵略中国的事实。一些著名的天主教人士，如雷鸣远、马相伯等，愤然批判中国天主教的殖民性质，要求中国天主教尽快摘掉“洋教”的帽子，实行教会自治。针对这一情况，为了消除中国民众对天主教的隔阂心理，1919年，罗马教宗本笃十五发布了“夫至大至圣之任务”的通谕，指出“天主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不是外国的，因此，每一个国家应当培养它本国的神职人员。”他下令在中国各修会尽量起用中国籍神职人员，从此拉开了天主教中国化运动的帷幕。1922年8月12日，教宗庇护十一世任命意大利人刚恒毅为首任宗座驻华代表，领总主教衔。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天主教，刚恒毅决定全力推动天主教的中国化。1924年在他的主持下，第一次全国天主教主教会议在上海召开，决定迅速建立一个中国化的天主教会。
天主教中国化运动一方面是在理论上推动天主教与儒学相融会，促使天主教教义儒学化。此后，西方教士们放弃了当年征服蛮夷、排弃异端的蛮横立场，开始著书立说，千方百计地寻找儒学与天主教的共同点。在他们办的《教会新报》总述中讲：“儒教法本其才，专与耶稣教异同。”“儒教言道不可离与耶稣教同”，“儒教中庸与耶稣教同”，“儒教不怨不尤与耶稣教同”，“儒教时习而说与耶稣教同”等等。又有一教徒撰文指出：“中国最重五常、唯仁为首，与西教之爱人为己，同出一源。”正如有的教徒写文章指出：“耶稣圣教与中国儒教虽各迥别，道本同源，皆存心养性之学，非诡假怪异之言。”（《教会新报》创刊号《总述》）这清晰地表明天主教又回到了明清之际的“利玛窦规矩”，重新采取与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立场。1927年，在天主教爱国人士英敛之、马相伯等大力倡导下，罗马教廷在中国建立了辅仁大学。“辅仁”就是辅助仁爱的意思，出自《论语·颜渊》里“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辅仁大学的创立延续了始于明末清初利玛窦与耶稣会会士的学术传教传统，为天主教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39年，罗马教廷正式为康熙年间的中国礼仪之争的结论翻案，肯定了“利玛窦规矩”的合理性，取消了1742年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的禁令，指出祭孔仅是向中国文化伟人表示敬意，祭祖也不过是慎终追远的形式，都是对本国传统文化表示尊重，应予以宽容。尽管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儒学已失去了官学的地位，但罗马教廷的这个决定对天主教与中国文化的会通和融合仍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尽管民国政府已正式废止天坛祭天仪式，但民间祭祖活动仍然保存，故罗马教廷的这个决定无疑使中国普通民众对天主教增加亲近感和好感。
天主教中国化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大量启用中国籍神职人员。根据教会的资料，18世纪末，仅有中国籍神父18人，1840年时增至130人，1900年仅470人，远远低于外国传教士人数。而且，至20世纪初，没有一名中国人担任主教职务，而且西方传教士普遍认为中国人没有能力胜任主教职务。这样在广大中国民众中，天主教总是摆脱不了由洋人控制的“洋教”色彩。当时，天津教区比利时籍神父雷鸣远(Vincent Lebbe)极力推动中国天主教会自治运动，明确提出“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的口号，反对法国籍主教的殖民主义政策，遭到教会当局的严厉处罚。雷鸣远神父批评由外国各个修会代表本国利益控制中国天主教的作法，积极推动教廷任命中国籍主教。为实现这个梦想，他受到修会的排挤。但雷鸣远继续坚持努力，向教廷上万言书，后来得以面见教宗陈情。刚恒毅来华以后，迅速采取行动，否认了法国的保教权，努力建立一个中国本地化的天主教会。他们把中国教区重新划分为17个大主教区。他还在中国创立修会主徒会，成为一个完全中国人的修会。1926年2月，教宗庇护十一世发“谕旨”，重申：“不得阻碍中国司锋担任司铎区及大主教区之主教”。1926年，刚恒毅、雷鸣远举荐了6位中国主教的人选（海门教区朱凯敏、蒲圻教区成和德、汾阳教区陈国砥、宣化教区赵怀义、台州教区胡若山、安国教区孙德桢）。1926年10月28日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由教宗庇护十一世亲自祝圣，成为第一批中国籍主教。此后，教宗在1926和1932年两次派专使到中国活动，推动教会培养中国神父的工作。此后，大批中国人担任神职，由中国神父出面布道传教，增加了教徒对教会的信任感，为天主教扎根于中国大地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其后，中国籍主教人数也不断增加。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复兴中国天主教，教宗庇护十二世提出“使天主教更加中国化”的主张。1945年12月23日，他任命青岛教区主教田耕莘为红衣主教，主持全国教务。田耕莘遂成为远东地区第一位红衣主教。1946年4月11日，教宗颁布“成立中国教会圣统体制诏书”，重新规划教区建制，设置了20个教省总主教，79个教区主教，38个监牧区监牧。在这些教区中，共有中国籍主教29名，并计划逐步实现全部由中国籍主教管理。同时，教宗任命田耕莘、于斌、周济世为总主教。在这种形势下，外籍教士较战前有所减少，但中国主教、神父、教徒却不断增加。到1949年，中国天主教徒达350万人，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走上了正规的本地化发展道路。
总体而言，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工作虽然也有所进展，但进展不大，更没有真正深入到神学理论层面。
（三）1949-1980年代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要求所有外国传教士全部离开中国。中国的天主教会全部由中国人自己管理，真正实现了中国天主教会的自治。但是，由于罗马教廷采取了十分鲜明的反共立场，而中国天主教会的上层人士田耕莘枢机、于斌总主教等人都持坚决反共立场，离开大陆，使中国大陆的天主教会群龙无首，蒙上了一层阴云。中国天主教爱国会1957年7月15日—8月2日举行第一次代表会议，会后成立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会议强调，中国天主教会必须实行独立自主，彻底割断同梵蒂冈教廷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联系，反对梵蒂冈教廷利用宗教干涉我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的活动。实际上，在宗教信仰层面上，中国天主教会始终坚持与罗马教宗的共融。1958年4月13日，汉口教区自选自圣董光清为主教，开中国天主教“自选自圣主教”的先河，而罗马教廷则用“绝罚”来表示反对。1958年6月29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发表致中国教会通谕《宗徒之长》，直接点名抨击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认为教会服从天主应该超过服从人，所有爱国会自选自圣的主教均为不合法，并遭到绝罚。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1962年1月5日—19日在北京举行第二次代表会议，会议主张坚决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彻底实现独立自主办教会的任务。从1958年到1963年，爱国会共自选自圣了52位主教，为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天主教爱国会也遭到严重冲击，天主教陷于瘫痪状态。
田耕莘枢机主教离开大陆以后经美国到达罗马定居。1958年，他参加了罗马教宗选举。1959年12月4日，新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任命田耕莘署理台北教区总主教，同时任命于斌为辅仁大学校长。次年，辅仁大学在台北正式复校。于斌将辅大校训由“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改为“圣美善真”。于斌亲撰校歌，歌词内有“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和“三知求是，明德日新”两句。所谓“三知”是指“知人，知物，知天”。“知天”出自《孟子·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由此可见，天主教对儒家思想的重视和吸收达到很高的程度。
1962年10月11日，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开幕，田耕莘率领中国主教团参加大会。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通过了许多新的文件。特别是在《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里，天主教会改变了过去坚持的“教会之外无救恩”的保守狭隘观念，而用更加开放灵活的态度去包容所有宗教和文化传统当中蕴含的天主性，即发自纯洁良心的一切真善美圣。这就淡化了排斥主义立场，体现了包容主义的精神，为天主教与其他各宗教之间的沟通和对话开辟了道路。而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几百年的经验和教训对这个宣言的产生也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梵二”会议后，天主教强调与不同宗教和文化传统之间的对话和沟通，极大地促进了“利玛窦规矩”在现代中国语境下的发展。1969年，教宗保禄六世任命于斌总主教为第二位华人枢机主教。1971年1月27日（农历春节），于斌枢机在台北市师大附中礼堂首次举行祭天敬祖大典，体现天主教对儒家文化传统的尊重、继承和吸收。这个活动曾在天主教界引起很大争议，但这个传统沿续至今。每年3月，天主教辅仁大学仍举办祭天敬祖大典，并成为该校一大特色。辅仁大学继任校长、著名神学家、台北总主教罗光一生致力于天主教与中国文化融合的学术研究。他曾经担任天主教全球主教大公会议传教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国际天主教界颇有声望。以他为代表的辅仁大学士林哲学（经院哲学）研究，为天主教与儒家思想的对话与融合开辟了崭新的境界。此外，台湾还有吴经熊、李震、张春申、项退结、邬昆如、傅佩荣、沈清松等学者对士林哲学进行深入的学术性研究。他们以天主教信仰为精神取向，以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为其思想的基本架构和底蕴，并从不同的角度探索托马斯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结合的途径，努力推动天主教哲学的中国化。他们都力图融合中西两大文化传统以创造中国的天主教哲学，从而使天主教信仰真正在中国实现本土化，使基督信仰降生在中国文化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进而提升和超拔中国文化。
二 天主教中国化面临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天主教在中国大陆获得空前的繁荣和发展。但是，天主教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关系也面临许多复杂的困难和障碍。例如，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天主教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天主教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天主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问题、中梵关系等。其中最大的困难是罗马教廷和中国政府对“自选自圣主教”和“天主教爱国会”看法上的分歧。这就像是四百年前的“礼仪之争”一样，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大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重新确立和落实。1979年，傅铁山被自选自圣为北京教区主教，成为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自选自圣主教。中国天主教爱国会1980年5月21日—30日在北京举行第三次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反对任何外来势力干涉和控制中国教会。1982年，在北京成立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为中国天主教各教区的领导机构。此后30多年，爱国会先后自选自圣了将近100多位主教。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和发展，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进一步落实，天主教在中国大陆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在罗马教廷方面，面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传信部于1979年发出“权力下放”声明，允许主教自己选定适当信徒祝圣为神父。1980年，当时的教宗约翰·保罗二世针对中国大陆的实际情况，做出了比较灵活的政策，即著名的针对中国的“非法可以变合法”方针。该政策指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祝圣的主教只要承认教宗的首席权，就可以成为罗马教廷认可的合法主教。根据这一特殊政策，绝大部分爱国会祝圣的主教都得到了罗马教宗的认可。这是中国天主教走向健康发展的重要契机。
但是，1981年，拒绝参加爱国会的保定教区范学淹主教以事态紧急为理由，未经过罗马批准，也没有通过政府和爱国会批准，私下秘密祝圣了三位主教，此举后来又得到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嘉奖和支持，并同时给予龚品梅等其他9位大陆年老主教（其中5位地下主教）“先斩后奏”的特权，自行祝圣主教。此后20多年，他们未经政府和爱国会批准先后秘密祝圣了80多位主教。他们当中一部分主教加入了爱国会，还有一部分主教拒绝加入爱国会，自称“忠贞教会”，海外有些人称他们为“地下教会”。实际上他们大部份都是公开活动的，只不过没有参与政府认可的公开教会组织，政府把他们当作非法组织看待。中国天主教地下教会长期得到香港教区陈日君枢机主教的支持、援助及联络。1989年11月20日，中国大陆天主教地下主教及代表聚集在陕西三原教区秘密举行会议，成立“完全接受教宗的领导，维持其与整个天主教会的彻底共融”的“中国大陆主教团”，选举范学淹主教为第一任团长。此举震动了中国政府，范学淹随后再一次被逮捕。1991年6月，反对爱国会的上海教区主教龚品梅在罗马接受红衣主教的任命，助长了“地下教会”的势力，遭到中国政府和爱国会的强烈反对。1998年，得到罗马教廷和中国政府双方认可的四川万县教区段荫明主教获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邀请，出席世界主教会议亚洲区大会。教宗以此来表明他对地上地下教会一视同仁的态度。
2000年10月1日，罗马教廷发生了册封120位在中国殉道的圣人的“梵蒂冈封圣事件”，遭到中国政府和爱国会的强烈反对。在中国政府的所发的抗议中，称这次封圣事件完全无视中国爱国教会的存在，公然把为帝国主义为虎作伥及残害中国人民的侵略者帮凶封为圣人，这是向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挑衅行为。2001年10月24日，在罗马额我略大学举行的纪念利玛窦进入北京400年学术研讨会上，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特别发出贺信，他对利玛窦开辟的“福音中国化”道路给以高度的肯定，并为天主教在过去几个世纪中所做的伤害了中国人民感情的事请求原谅和宽恕。但这个表态并没有改善因“封圣事件”造成的隔阂。爱国会继续坚持“自选自圣主教”的道路，祝圣了未得到罗马罗马教廷认可的主教，中国天主教的发展仍然面临地上和地下的困扰。
2007年，新任教宗本笃十六世发表了《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教友牧函》，明确撤销了过去赋予地下教会的所有特权，呼吁地下教会要与官方教会和解，但他同时指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是不合教义的非宗教组织，无权凌驾于教廷，无权擅自任命主教。这个牧函把中国天主教重新带进了中梵之间的政治矛盾与冲突之中。2012年，上海教区马达钦主教祝圣事件就是这个自相矛盾的牧函造成的苦果。这个牧函体现了罗马教廷缺乏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天主教会现状的深入了解，也体现了天主教会在中国发展的两难困境。
2012年10月22日，罗马教廷福传部部长斐洛尼枢机以《教宗本笃十六世致函在中国的教会：五年后的反思》为题撰文发表。斐洛尼枢机曾经于1992至2001年在香港代表罗马教廷从事研究任务，非常关注中国天主教会的发展状况。该文章继续为教宗本笃十六世2007年牧函所持的观点辩护。他明确指出，面对中国天主教会的复杂情况，教宗本笃十六世清楚地察觉到中国的天主教会在整体上从未陷入裂教的情况，也就是说，从整体上看，中国天主教会与罗马教宗的共融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他呼吁中国天主教地上教会和地下教会消除成见和误解，早日走向和解。同时，他强调教会四大特性“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的神圣性和不可动摇的地位。他认为任何形式的民族化、本地化、处境化措施都必须坚持教会这四大特性。他对中国政府和天主教爱国会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提出批评，并希望中梵之间能够早日恢复对话和沟通。可见，罗马教廷并没有看到中国政府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的真正含义，即在信仰上尊重罗马教宗的首席权，但反对罗马教廷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干涉中国内政。隔阂依然照旧。
面对中国天主教发展存在的困境，我们可以得到两点教训和启示：
第一，宗教的发展绝不仅仅是纯宗教的问题，除了宗教信仰层面，还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耶稣说：“凯撒的东西归凯撒，天主的东西归天主”。伯多禄和保禄都劝诫门徒“要顺服在世上掌权的人”。但是，罗马教廷始终以“纯宗教”立场自居，岂不知他们自身是以主权国家和宗教领袖双重身份而存在，而且罗马教廷的立场深受到西方社会价值观的严重制约。尤其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国家的态度上，表现出了鲜明的反共色彩。回想1870年罗马教宗国领土从罗马城退缩至梵蒂冈，教宗国的灭亡；回想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罗马教廷与日本法西斯相勾结，在外交上默许和袒护伪满洲国的历史，罗马教廷在实际上已经成为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帮凶。1980年代，罗马教宗波兰人若望·保禄二世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过程中发挥的巨大影响力，都远远超出了宗教信仰的范畴。这些事件表明，所谓“纯宗教立场”只不过是一种幼稚和简单的自我期许，并非客观事实。尤其是，由于近代天主教依靠西方军事手段和不平等条约进入中国的历史背景，许中国人提到天主教的时候仍然把它与鸦片战争、西方列强侵略战争、中华民族遭受的屈辱联系在一起。在社会层面上，天主教历来被中国官方视为政治问题，而不是单纯的个人信仰问题。无论是过去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时期，还是“文革”时期，天主教都是普通中国人深恶痛绝的东西。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官方停止了对天主教的妖魔化批判宣传，但由于天主教负面的形象在社会中长时间没有得到有效纠正，各级政府管理部门一直把它作为西方反共反华势力企图颠覆社会主义中国和“和平演变”的危险异己力量进行防范。2000年“梵蒂冈封圣事件”以后，中国又一次掀起对罗马教廷的口诛笔伐，宣传媒体大量报道天主教在中国的种种恶劣行径，又一次撕裂了还没有愈合的伤口，使人们对天主教的误解加深。在文化层面上，由于天主教来自西方文化，一些主张复兴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将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对立起来，过分夸大天主教与中国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导致他们对天主教充满反感和排斥心理。在中国宗教界，又有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佛教、道教、民间信仰与天主教竞争，尽管这种竞争是无声的，未经宣布的，但却是一种客观存在。近年来，这种竞争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国家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支持佛教、道教的发展，希望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道教能够走出中国、走向世界。有人甚至把支持佛、道教和民间信仰作为保持“宗教生态平衡”的重要方略，希望以此抑制和缩小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影响。这种现实状况都是导致天主教在中国社会中始终受到排斥和边缘化的重要原因。时至今日，在中国社会公共领域内，天主教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仍然非常负面，当天主教徒在公共场合公开自己的宗教身份时，都会让人感到神秘怪异、很不舒服的感觉。当人们提到天主教的时候，还是会不由自主地与“西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与“海外反华敌对势力”的工具等大帽子连在一起，一般人的态度也是望而却步、敬而远之，躲避之唯恐不急。即使在今天的21世纪，新兴的中国民族主义、激进的爱国主义者仍然将中国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发展作为激发民族排外情绪的重要依据。如果罗马教廷不能深入了解和体会中国大陆天主教面临的这种实际情况，而是一味地以强调“宗教信仰自由”“纯宗教目的”“罗马教宗至高无上”等空洞的信条，必然会导致天主教在中国陷入孤立无助、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境地。而这是梵蒂冈和中国政府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第二，中国天主教发展的困境表面上看是中国政府和罗马教廷对“自选自圣主教”和“天主教爱国会”两大问题的尖锐分歧，而从更深入的层面来讲，是明清时期“中国礼仪之争”的变相的延续，是中西两种不同文化冲突的现代翻版。中国政府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实际上是为了捍卫国家的主权不受侵犯，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奋斗而来的正当的权益，而中国政府在对待中国天主教的信仰问题上并不反对教宗的首席权，主张与罗马教宗共融，因此是务实的，灵活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章程》明确指出，该团宗旨是“以《圣经》和圣传为依据，本着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圣而公教会的传统和梵二大公会议精神，维护信德宝库，藉圣神赐予的恩宠，宣传福音，广扬圣教；在政治、经济和教会事务上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和教会事务自主权，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是“由全国天主教神长教友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爱国爱教的群众团体”，并非教会机构。近20多年，罗马教廷虽然也承认中国天主教地上地下教会在整体上都不存在“裂教”问题，但却在具体主教任命问题和对待爱国会的态度问题上大做文章，采取过分强硬的立场，导致中国政府和罗马教廷之间出现了一系列解不开的疙瘩，也导致中国天主教会内部陷入混乱、迷茫和被动的局面。其实，在主教任命问题上，罗马教廷忘记了一些简单的历史事实。早在1926年以前，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们大都认为中国人素质低下，没有能力胜任主教职务，因此，当时的中国天主教会上层外国传教士都极力阻挠祝圣中国人为主教。是比利时神父雷鸣远等冒着被教会开除的风险向罗马教宗反映实情，推荐了六位主教人选圣为主教。而当这六位中国籍主教回到本教区服务时，外国的许多神父、修士、修女拒绝接纳他们，都纷纷回国，或去了其他外国籍主教区服务。如今，罗马教廷认为爱国会祝圣的许多主教“缺乏牧灵经验”、“道德有亏”，因此拒绝承认，而且施以“绝罚”。虽然这种说法有时候也有一定的道理，毕竟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主教也不是完人，但却无形中表达了“爱国会祝圣的主教能力不足、品行不端”这个带有严重歧视性和侮辱性的观点。这和过去那些教会内部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外国殖民主义者如出一辙。同时，罗马教廷当局认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是非宗教组织，不具有宗教合法性，不能凌驾于天主教会之上，其实是在对抗和挑战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国家权威。他们故意地无视《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章程》里坚持“以《圣经》和圣传为依据，本着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圣而公教会的传统和梵二大公会议精神”的根本原则，而片面地采用了过去“地下教会”那一套与共产党势不两立、拒绝合作的极端立场，从而又对中国天主教整体的宗教合法性采取模棱两可的模糊态度。罗马教廷把他们在东欧波兰等地天主教会反共的斗争经验很不适当地运用到中国，因此造成了中国天主教会的现实困境。这样，罗马教廷一方面认为中国天主教地上地下教会在整体上都不存在“裂教”问题，但又认为，参加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祝圣的主教是“非法的”，这种自相矛盾的观点深深地伤害了中国广大天主教信徒的感情，使他们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这和罗马教廷在明清时期的“礼仪之争”当中采取的自相矛盾和模棱两可的态度如出一辙，必然带来负面的后果，最后受伤害的还是中国的天主教信徒，而梵蒂冈那些宗教领袖们面对这种困境束手无策，只好望洋兴叹，任凭事态自然发展。
由于中国天主教会的实际困境，许多与教会发展息息相关的根本矛盾没有理顺，导致中国大陆天主教会在深层的神学思想上缺乏深入的探讨和思考，没有独特的神学理论建树。例如，教会对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天主教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天主教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关系、天主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问题等，都缺乏深入细致的学术性研究，也无暇顾及教会在现代中国大陆传教的经验的总结。
三 天主教中国化的出路和前景
虽然天主教在中国不是主流思想，甚至还受到中国主流社会意识和主流文化的排斥和边缘化，但在法律上，中国宪法允许宗教信仰自由，天主教是国家公认的五大正规宗教之一。这是天主教在中国发展的最大的机遇。近三十多年来天主教在中国的恢复和发展历程表明，天主教在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难得的历史机遇，拥有美好的前景。中国天主教如果能抓住这个历史机遇，采取切合中国当前实际情况的传教策略和灵活多样的传教方式方法，有效地把福音化和中国化两个方面巧妙地结合起来，将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天主教的中国化运动将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逐渐走出困境，进入更加光明的未来。为此，中国天主教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工作：
首先，认清当前中国的国情，抓住历史性机遇，完成天主教会的传教使命。
梵二会议通过的《牧职宪章》指出，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人类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个人、家庭与团体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因而极大地冲击着人们的精神状态和宗教生活。人们普遍感到人类祖先传承下来的传统、思想、习俗似乎不适合现代社会。人们在生活中越来越注重物质生活和眼前享受，越来越不关心精神自由和灵魂的永生，可以说在事实上已离弃了宗教。在现代社会，排斥宗教往往被当作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由此导致现代人身心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失去平衡。
在中国，近百年的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也充满了血雨腥风和狂风巨浪。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压迫，中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革命的风暴。五四运动以后，全盘西化思潮盛行，人们对科学顶礼膜拜，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每况愈下，人们对宗教也失去了兴趣。改革开放以来，在比较安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中国走上了经济繁荣的发展道路。但是，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人们对金钱的盲目崇拜、对物质享受的沉迷、对精神心灵的麻木不仁也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目前中国社会当中，人们对共产主义理想感到淡漠，对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感到陌生，而对西方商业化的快餐文化、网络文化和感官刺激却十分着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盛行。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为中国人带来繁荣、财富和稳定，但也暴露了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将人性中的各种丑陋、罪恶和弊端放大，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相应地上升，社会弥漫着不平衡的心理状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生存压力，人人都感到身心疲惫、压力巨大、精神紧张。
面对这种具体的中国国情，天主教在中国社会里虽然身处边缘地带，但却有其独特的优势。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你们是世界的光，是地上的盐”。天主教应该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去生活，通过自己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所发挥的积极价值去洗刷自己身上的“洋教”“迷信”“愚昧”等罪名，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国人证明自己的存在的价值和使命，让人们明白天主教不是为了追求现实的私利和世俗权势，而是为了无私地传播基督的福音，传播仁爱、宽恕、牺牲、奉献的精神，分享天国的平安与喜乐。天主教既讲来世，也重今世，同时又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普适性。它以人的生命为关注的焦点，以拯救人的灵魂为第一要务，重视人的尊严和价值、关注人的现实和永恒需要，同时又强调人的原罪、人性的软弱及人与天主的关系，强调家庭、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世俗领域在基督救世工程中的神圣价值和积极作用，大力呼吁人们对老弱、贫穷、残疾、病人等边缘化弱势群体的关怀和救助，积极追求社会的友爱、正义与公平。天主教这些思想和教义对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能够起到很好的支持和推动作用。
其次，吸取天主教对外传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继承利玛窦开辟的本土化传教路线，把基督化和中国化巧妙地结合起来，推动天主教在中国实现本地化。
天主教作为人类文明的主要载体之一，产生于中东，发达于欧美，传播于世界，对人类社会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天主教会最早是在犹太教内部形成的教会团体，后来经历了希腊化、拉丁化、斯拉夫化等重大的历史演变，形成了罗马拉丁礼仪教会和希腊化东方礼仪教会两大主流传统。天主教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种族的宗教，而是超越时代、地域、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普世性的信仰体系。在神学教义上，天主教会通过无数的教父、教会神学家的深入思考和理性论证，构建了十分系统、完备、庞大而又开放的神学思想体系。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神学家，不断地汲取人类历史上优秀思想家的思想精华，对涉及天主、人类、基督、信仰、教会、圣经、圣事、灵魂、死亡、救赎、罪恶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及时地进行论证与回答，既体现了《圣经》与圣统原则，又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极强的普适性。在人类历史上，以天主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可以在民族、历史、语言、文化上存在极大的差别，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各自的国家里把天主教作为信仰与道德的基础去服务于自己的人民与社会。天主教对信仰基督的个人、家庭、民族、国家都发挥了重要的精神支柱的作用。
与此同时，中世纪，罗马天主教曾经发起多次十字军东征，与伊斯兰教徒展开长达200多年血腥的宗教战争。16世纪以来，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长期处于冲突状态。而天主教会在向美洲印第安人、非洲人、亚洲菲律宾人、印度人传教时，采用的也是军事征服的手段，以毁灭各地的本土文化为手段来宣扬罗马天主教信仰，因此，教会的发展模式完全按照罗马拉丁化道路前进。当时，在美洲，墨西哥恰帕斯主教拉斯·堪萨斯（Las Casas）曾经提出对印第安人的本地文化予以尊重的立场，反对欧洲殖民主义者对印第安人的奴役，但遭到西班牙贵族和教会当局的嘲笑和反对。在印度，耶稣会士诺贝利（Nobily）神父主张天主教与婆罗门教传统相结合，引发了天主教内部的“印度礼仪之争”。诺贝利神父的本土化路线被拉丁化保守派否决。在中国，利玛窦（Ricci）神父提倡天主教与中国儒家传统相结合的本土化路线，引发天主教会内部的“中国礼仪之争”。利玛窦的传教方法被拉丁化保守路线否决，导致清朝政府宣布“禁教”政策。鸦片战争以后，天主教追随西方列强的军事征服者、殖民主义者来到中国传教，但遭到中国士大夫阶层和普通民众的激烈反对。直到20世纪，罗马教廷才被迫推行“天主教中国化”，给利玛窦神父平反，支持天主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与融合。梵二会议以后，天主教会这种跨宗教对话更加活跃，真正体现了天主教的包容主义大公精神。此后，各国天主教会通过积极推行教会本土化的方式，把基督救世福音与各国本土文化完美结合，从而在世界各地各民族中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自身也在不断本土化的过程中不断汲取营养，不断更新，不断发展壮大。近10多年，欧美天主教会出现了“回归拉丁化”的潮流，这对于根植于拉丁文化背景的欧美教会来说是很正常的，因为拉丁文化是欧美本土文化的根源，而对于印度、中国的天主教会，拉丁化并不必然代表福音化和基督信仰的提升，因为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与古希腊罗马文化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辉煌的成就，如果当代中国天主教也去模仿欧美天主教的拉丁化潮流，就会再一次陷入“礼仪之争”的老路，犯削足适履、邯郸学步的错误。
面对当前中国社会的不断改革和开放，天主教应该继承利玛窦的本土化传教路线，通过继续推行中国化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适应，与高速现代化的中国社会相适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天主教与罗马教宗不可分割的共融性；罗马教廷也应该看到天主教爱国会存在的现实必要性和合理性，双方在主教任命问题上都应将自己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超越历史的枷锁和彼此因误解造成的隔阂和创伤，共同创造和解与和谐的前景。在当代中国，天主教可以为当代精神空虚的中国人提供精神的营养和信仰支持，填补信仰危机造成的心灵空白，担当起社会良知和精神灯塔的大任，为解决中国人的信仰缺失问题做出积极的贡献。这样，随着天主教在中国的不断发展壮大，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改变对天主教的负面看法，天主教必然会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各阶层中国人的追随和信奉。
第三，在福音传播方面，天主教会应该走出自我中心主义的封闭心态和盲目自大、孤芳自赏的优越感，利用一切途径积极参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的活动，积极参与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真正成为“地上的盐、世界的光”。这是天主教中国化的最根本的要素。
天主教会有十分完备的宗教组织机构和教会礼仪传统。这是天主教会的巨大生命力的源泉。但天主教也是深入到每一个社会、每一种文化、每一个民族的普世信仰。天主教长期形成的以教宗为根本、以主教为核心的封闭性管理体制保证了教会的圣统千年不变，保证了教义的纯正性，这是教宗制、主教制的长处。但这种君主制式的管理方式很容易导致教会封闭僵化、缺乏民主监督，导致盲目自大和孤芳自赏的优越感，缺乏与政府、文化界、其他社团组织、其他宗教团体之间开展积极的对话。尤其是，当教会脱离了社会发展进程后，教会领袖和信徒常常自以为是“天主的子民”，不屑于和世俗社会人员来往，也不能正确地使用公共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立场观点和合理诉求。一些教友身上体现的不是基督教的爱心、宽恕与谦卑，而是毫无道理的骄傲自大、目空一切与虚拟的精神胜利，不愿向本教会外的群体、组织、个人学习。他们处在中国社会的边缘，却沉浸在自我封闭与自我欣赏的小圈子里，满足于能够维持教会现状，对教会之外的事物一律不屑一顾。更糟糕的是，一些教会的领袖身在中国，却不知中国，尤其不了解当今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缺乏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本情况的了解和学习的兴趣。教会内的自我陶醉与社会对教会的负面评价形成巨大的反差。他们不了解中国国情，也不了解国际形势，更无法与非基督徒对话沟通，甚至以无知为荣。中国天主教会的领袖和信徒如果不能改变这种鸵鸟式的封闭保守心态，不能深刻认识中国国情、认识天主教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责任，天主教就会永远只是一小部分人信仰的“洋教”，不可能被广大普通民众认可和接纳。
梵二文献《教会传教工作法令》明确指出，教会应该藉着自己的信徒和传教人员进入到人类社会各种团体当中，通过生活的见证和语言的交谈传扬基督的福音，并使别人领略到人生的真正意义和人类共融的真谛。 为此，“他们应该以谦敬仁爱的态度和别人结合在一起，应该承认自己是所在社会人群的一份子，应该藉着人类各种事业与社会关系参加文化与社会活动，应该熟悉本地方的风俗习惯及宗教传统，应该以欣然起敬的态度去发掘蕴藏在这些事物中的天主圣道的种子。”《教会宪章》也强调，每一位教友都被天主委派作传教工作。教友的特殊使命是要在那些只有他们能作“地上之盐”的地方环境中表现教会的存在价值及作用，为教会的使命作证。教友与一般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交织在一起。他们在自己所从事的各式各样的世俗职业与工作当中，要以福音的精神去践行自己司祭、先知、君王的职分，以生活的实证反映出信望爱三德，好像酵母一样从内部圣化世界，将基督福音传播给他人。就是说，他们要在世俗事务中照天主的计划去建立天主之国。由此可见，教会并不是要信徒过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而是要他们在基督的爱内圣化自己，然后通过自己的生活言行去感化世人、引导世人走向天主的国度。
可以说，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天主教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中国化，走向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这是天主教在中国发展成败的关键。中国需要有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教牧神学；需要有为中国社会和信徒普遍认可的全国性教会领袖；需要有适应中国社会的教会神修团体和传教机构；需要有符合中国人需求的社会慈善服务事业；需要有中国人容易接受的文字、音乐、绘画、音像、网络等媒体。总之，天主教在中国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各方面实现中国化、本土化，这是中国天主教的必须努力完成的任务。没有天主教的中国化、本土化，天主教在中国永远都只是“洋教”，人数再多也是暂时的、表面的，是没有前途的。
总而言之，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史已经表明，天主教只有真正实现中国化，走向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中心地带，才能真正得到广泛传播。近百年来，天主教不断推动中国化的运动。 “梵二”会议后，天主教强调与不同宗教和文化传统对话和沟通，极大地促进了“利玛窦规矩”在现代中国语境下的发展。当前，在天主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天主教与中国社会和文化仍然面临许多复杂的困难和障碍。我们必须勇敢面对这些困境，深入分析和探讨这些困境产生的原因和症结所在，努力探索切实有效的办法来克服这些困难，促使天主教能够在中国大地上健康发展。为此，我们必须考虑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要深入体会和把握天主教的基本信仰和教会原则，尊重罗马教宗的领袖地位，并通过信徒的生活和言行见证出基督的生命；另一方面，要充分把握和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真实处境，设身处地地理解中国天主教会所面临的问题和需要，尽可能地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实现天主教中国化。特别注意的是，天主教中国化决不应仅仅表现在外在形式上，更重要的还是体现在内在文化和精神上，要努力使做为西方文化的天主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真正达到相互协调与融合，让天主教的真理之光普照中国大地，这才是天主教中国化的核心和方向。
（2014年5月23日发表于台湾辅仁大学士林哲学研究中心举办“东西文化相遇国际学术研讨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