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福安——将近四个世纪以来，中国东南沿海一大片农村和渔村一直是天主教的根据地。天主教在这里的力量有时繁荣，有时衰落，其命运通常有赖于遥远的北京或欧洲的决策或冲突。
如今，在这个被称为闽东的农村地区，新的冲突正在发生。这一次，矛盾主要集中在中国与梵蒂冈之间的谈判，为了弥合历史分歧，双方决心解决他们之间最棘手的问题：对负责管理中国罗马天主教会的主教与司铎的控制权。
双方的基本方案将使梵蒂冈在中国的神职人员任命中起到一个正式的作用，甚至可能拥有否决权。北京总是对外国的干涉深表怀疑，这是它的一个不同寻常的让步。
作为回报，梵蒂冈可能迫使许多当地社区接受中国共产党当局任命的神职人员，而不是几十年来广受欢迎、抵制国家控制的“地下教会”领导人。
达成这样一项协议的可能性，在全球引发了强烈的情绪，批评者指责圣座“出卖”忠诚的中国天主教徒。与此同时，梵蒂冈的捍卫者认为，为防止中国天主教徒进一步分裂，必须做出妥协，特别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政府加强宗教控制的时候。
但受这些拟议中的变化影响最大的人群——闽东这类地方的居民——表示他们深感无力，仿佛在等待一场他们无法控制的风暴。
许多人不太关心有关神职人员的纠纷，而是更关注中国农村天主教生活被掏空的现状。还有人认为，外界简单地把中国天主教地下教会的忠诚信徒和政府的讨好者对立，这种看法忽视了现实中的一些微妙的东西，
“这是由上头决定的事情，”40岁的黄晓风（音）说，他是一位商店店主，专门接待前来当地一处山顶圣洞的朝圣者。“我们信徒只是去教堂祈祷。”
梵蒂冈已经要求闽东的地下主教郭希锦把他对约7万名天主教徒的领导权让给一位政府任命的神职人员，后者有约一万名追随者——这是对北京的一个巨大让步。
现年59岁的郭主教自1984年以来一直在闽东担任司铎，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有助于修补地下教会与政府教会之间的长期分裂，他愿意退位。
但他补充说，这样不会解决这里天主教力量正在削弱这一更大的问题。“主要问题是信徒的教育水平和信仰基础，”他说。“他们有信仰，但并不深刻。”
郭主教所指的是，尽管在中国较为贫困的农村地区，天主教的力量是最强的，但农村正在被掏空。几十年前，80％的中国人生活在农村，今天只有一半中国人生活在这里。
在闽东这样的地区，这意味着去教堂的活动无法延续。郭主教估计，超过三分之一的当地天主教徒已经离开闽东，去别的地方找工作。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走了，村庄里的教堂只有日渐减少的老年人口轮流使用。
闽东的问题反映了较大的趋势。根据香港圣神研究中心(Holy Spirit Study Center)研究员林瑞琪(Anthony Lam)对官方和地下教会的调查，中国天主教徒总数在2005年达到峰值，达到1200万，之后已下降到1000万。
这使得天主教成为中国主要宗教群体中最小的一个，也是唯一正在萎缩的宗教群体——而其他信仰，特别是佛教和新教，在全国性的宗教复兴中迅速增长。
在黄晓风的商店附近，前来参观白主教洞的人们经常谈到这些挑战，其中许多人都是在上海等城市打工，在春节前几天回家看望父母，并参观白主教洞等圣地。十八世纪初，一位多明我会修道士曾藏在这个洞里逃避清兵的搜捕，被发现后遭到处决。
但是这些参观者当中，几乎没有什么人仍在实际参与天主教活动，他们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也不信教。城市里有天主教会，但很少主动接触这些移民。
36岁的林刚（音）离开闽东，在长江沿岸繁荣的城市常州开了一家商店，他说他很少有时间去教堂，几乎没有一个邻居是天主教徒。
“如果我们能在礼拜日休息，去做弥撒，那会更容易一点，”他说。“但是为了养家，我必须把店开着。”
“外出打工会削弱信仰，”他补充说。
中国教会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在西方列强迫使清朝允许传教士进入中国之前，清朝的皇帝禁止传播基督教长达约一个世纪。1949年，共产党开始控制中国之时，天主教受到了特别严重的打击，因为梵蒂冈强烈反对共产主义。
新政府还将大部分外国人赶出了中国，取缔了天主教会。天主教会依靠外国人来管理学校、孤儿院、神学院和修道会。它作为一种以宗族为基础的乡村宗教存活了下来，但失去了古老的传教动力。
1957年，当局设立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取代梵蒂冈任命神职人员，让北京的无神论领导人控制教会，从而增加了教会的问题。
许多信徒进行抵制。他们不接受政府的教会，支持由他们选出的神职人员领导的地下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梵蒂冈承认了大部分当地推选的神职人员。因此，中国出现了两个天主教系统：一个是北京任命的，另一个是梵蒂冈任命的。
这个分歧是当前谈判的焦点所在。但实际情况比看上去的要复杂得多。
例如，许多政府任命的主教都得到了梵蒂冈的默许。2007年，教宗本笃十六世(Benedict XVI)表示，忠诚的天主教徒可以在中国政府批准的教堂里做礼拜。
甚至连“地下”这个词现在也基本上名不副实。尽管有些神职人员遭到拘捕和恐吓，但多数人是公开活动的。在许多地方，地下天主教徒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建造了自己的教堂，有的甚至是巨大的主教座堂。
例如，郭主教住在一栋七层楼的住宅里，旁边是一间贴着白色瓷砖的双塔尖教堂。闽东地区有几十座这样的教堂，其中很多都有高耸的尖塔、小礼拜堂、住宅和修道院，它们严格讲都是违法的。
此外，许多教堂都是在政府任命的主教詹思禄的帮助下获得建筑许可的。梵蒂冈要求郭主教将自己的职位让给詹主教。
詹主教拒绝接受采访，但当地天主教徒表示，他是为了与地下信徒建立联系才出面促成建筑许可事宜的。
“这表明，它根本就不是地下性质的，”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的历史学教授尤金尼奥·梅内贡(Eugenio Menegon)说。他曾就天主教在闽东地区的深厚根基写过一本书。他表示，在该地区旅行的那段时间里，他发现非官方的神职人员通常与地方当局相处得很好。
当一方向另一方施压时，关系就会紧张。近来压力来自北京一方面，他们出台了一些新规定，一定程度上是要遏制地下教会的发展。
梵蒂冈希望郭主教让位给詹主教，这也让居民们感到担忧。许多人认为，关于他们宗教领袖的任命，应该寻求他们的意见。这个问题可能会出现在中国的其他教区，多达30名地下主教的未来处于不确定状态。
一名修女表示，詹主教将很难管理这些教区，因为大多数信徒都属于地下教会，支持郭主教。尽管如此，她表示，如果梵蒂冈承认詹主教，她会服从。她的修道会在闽东有很深的渊源。
尽管受到移民的削弱和变革的冲击，但在闽东依然可以感受到多明我会修士的影响——他们在17世纪30年代首次将天主教，以及比政治更长久的信仰的力量带到这些多山的沿海地区。
在离郭主教的教堂不远的上湾村，有天主教神父缪子山的墓地，他在上世纪60年代遭到共产主义狂热分子迫害，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49岁的吴赛清（音）睡在他墓前的一张石床上。当地人认为，这样做可以治愈疾病，所以她就在那里午睡，希望能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
吴赛清表示，她家族的天主教渊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她的两个姊妹都为官方教会服务，一个是修女，一个是神父。但她加入了一个地下教会。
“对我没区别，”吴赛清说，“反正都是信天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