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银色地平线
政治运用，是国际外交的主体方式。教会的目的不是政治，但是在牧养天国子民方面，必须面对各种作为政治体的国家，所以不可避免的需要考虑到政治运用。多数情况下，政治运用的直接目的，为实现经济利益和巩固权力的完整，不必然考虑自身是否有利于人类道德以及生命的最后目的——基督内的永福。所以，规避道德和良知的省察，成为政治运用当中最为突出的可能缺陷，因为它已经事实的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危机！
当然也必须承认：有时，特别成熟的政治体，会注意到，维系良好的道德秩序，会间接的有利于实现各政治体共同的目的。这突出体现在由美国的政治外交，及其主导的经济秩序给世界人类，特别是曾经落后的亚洲国家，日本、韩国、台湾所带来的真正福祉上！近日听闻曾经暴戾的朝鲜也开始「脱亚入美」融入美国秩序，接受教化，可喜可贺。普世人类，只要是舍得注视压迫中的痛苦，舍得为遭受摧残的良知发言的人，都必须承认：对于美国来说，政治目的不只是利益，也包括道德及相关的人权和良知；也都必须承认和感谢美国在利益之外，为解救世界各国死寂角落里的奴役，为揭露那里的真相所付出的不懈努力！美国真正践行了《教会社会训导》的这句话：「政治是最高形式的爱德，因为它为公益服务」。教宗方济各，2013年9月16日在聖玛尔大之家讲道时引用了这句话，并强调：「一个好天主教徒应该参与政治，我们不能洗手不干」。
好了言归正传，既然美国作为一个世俗政治主体，其政治外交和经济运作，都没有回避基督徒之为基督徒的道德使命和揭露真相的使命。那么梵蒂冈，作为基督的奥体——聖而公教会所在地，也作为人类道德的中心，及非政治性主体，是否更应该考虑到最基本的道德与真相有关的问题？
我是梵蒂冈广播电台的听众，虽然不算是太忠实的听众，作为一名平信徒，却也深得电台《人格与信仰成长》以及《活的信德》等栏目的栽培。可是，最近梵蒂冈中文电台的一系列报道，却让我感到非常遗憾：用中文，谈欧洲人权问题，围绕小阿尔菲一个家庭的危机大费周章；谈叙利亚局势问题，也是围绕已经有国际文明给予积极干预的事情大费周章；唯独对于中国河南、福建两地真实发生的教难，禁止未满18岁公民进教堂事件，没有舍得说一句话！甚至连一个模糊针对的祈祷号召也没有。
我当然不是说小阿尔菲事件不是问题，我也不是说叙利亚苦难不是问题，问题是：「发生在中国教会的苦难，也该是一个问题」！难道说只有欧洲的人权是人权，叙利亚的苦难是苦难，印度的贫穷是贫穷，南美的弱势是弱势……唯独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即使把这些灾难都加在一起，那也是「某种模式」或者「某种政策」下必须回避的问题？中国人，究竟是人，还是「某种政策」下寄予理想的试验对象？中国教会究竟是「耶稣的羊栈」还是「传教的市场」？很显然，梵蒂冈中文电台里针对中国教会的今天，所有的只是：分享，见证，喜乐！然而，必须知道：真正能反应今天中国教会实际情况的声音，更应该是训道篇第2章的那句话「我称欢笑为『疯狂』，我对喜乐说：『这有何用？』」。我就不知道哪来的这么多「喜乐」；我就不想提那些流于多愁善感和偶然见解，毫无建树的个人见证了；我就更不想提在平凡生活中绝望以后与4个亲子一起自刎的弱女子扬改岚（改为同音字，为避免和谐请谅解）了。难道真的如此确信：真相属于那些夹着公文包，胸怀「东方政策」的「汉学家观察员」？；难道真的如此断言：真相不属于以厄里亚精神的真诚和勇气，守望着中国教会，和这里仅存的、将熄灭的良知的陈日君枢机？！
应该知道：真相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该被回避，尤其是有关真理和道德的事情。彰明真相都是不轻易的，但却是作为基督徒必须去担负的！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把真相视为真理的基础，他在罗马聖轮法院说过一句话：「无论正义还是爱德都要求在真理中有爱，并且都以寻求真相为基本行为」。他进一步指出「没有真理，爱德便陷入多愁善感之中。爱就成了一个需要任意填满的空壳。爱在没有真理的文化中是个致命的危险，成为情绪和偶然见解的牺牲品，一个被滥用和被歪曲的字眼，以至到后来它的意思刚好相反」，请主内兄弟姐妹们注意：「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没有说爱在没有真理的文化里是一个积极的补充，而是：一个致命的危险」！
再来谈谈台湾的问题，事实上，上世纪72年开始梵蒂冈与台湾就不存在正式的大使级外交关系（见陈方中、江国雄著《中梵外交关系史》343-347页）。以与台湾「断交」来换取协议之说基本上无从谈起。如果这个「断交」意味着必须从教会结构的幅度抛弃台湾教会，那么这就无异于把台湾教会——这个孩子，挂上十字架！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明摆的事实！是的，台湾教会面临不少危机，教友家庭的民间崇拜最为突出，但是别忘了：台湾教会也有为教会的真正脊梁——隐修会的大力发展！台湾，一个弹丸之地，仅仅加尔默罗会女修会（ROC，非OCD），1980年至今（1954年来台，但是起初不在穹林），已经从穹林到深坑，再到今天嘉义修院的破土动工，即将有三座完善的隐修院！今天中国教会可以找到的最为可靠的关于默观祈祷的加尔默罗会著作，就是穹林隐修院的修女们翻译的！隐修会为什么堪当教会的真正脊梁？那就得回顾一下早在10世纪之前，天主教会落入世俗泥潭的局面时，真正唤醒教会超性生命和先知性勇气的不是什么平信徒运动，不是什么家庭关怀，而是波澜壮阔的「克吕尼隐修运动」！尽管克吕尼运动在当时被称作「改革」，可这是突出的「复古主义」改革，注意：是革除人性对于自由和俗世的贪恋，恢复原始的严苛隐修规则！从价值取向上来说，这与16世纪西班牙加尔默罗会聖女大德兰的「传统主义」改革，完全相同！对于克吕尼隐修运动，欧迈安在《天主教灵修学史》里赞叹到「那是不可思议的、大规模的隐修王国，它在一连数个有聖德、稳重、谨慎、管理才能的院长领导之下，维持了两个世纪以上。所推行的，是有纪律的、有成果的隐修生活，形成教会内最强大的改革力量」，克吕尼隐修运动不仅挽救了天主教会，她的价值甚至一直延伸到世俗社会的审美和文学艺术！针对今天的台湾教会，《天主教教理》1753条的话最为合适：「不能为了拯救一个民族，而把处罚一个无辜的人视别为合法的方法」，所以，无论从对于教会自身的价值，还是从基本的道义上来说，牺牲台湾，都是万万不可的尝试！
天主教会从13世纪的孟高维诺，到16世纪耶稣会士利玛窦来中国，在各种「处境化」、「本位化」的尝试里已经用尽了方法。时至今天，我们应该充分理解为什么天主会命令梅瑟带领犹太人出离埃及，而不是试图劝说本身敬畏神明的埃及法郎信天主，何况古聖若瑟曾经为埃及做出卓著贡献，更何况中国主体体制还不如埃及，连神明都不敬畏！在今天必须承认：「利玛窦模式」应该告一段落了，它并没有成功！用科技和其它世俗技术不可能换来真正的信德！事实上，在当时，中国基督徒有一定数量上的皈依，反而在更多情况下，应该归功于那些跟随传教士的欧洲政治体来华以后，进行的社会基础改造和建立的新秩序！在今天，对于「利玛窦模式」至少应该留有的一份反思是：那导致「是就说是、非就说非」（玛窦福音5章37节），仿效保禄在格林多高举十字架的「方济模式」和「道明模式」遭到轻率的否定！其实，方济各会绝无不尊重中国文化的意图，他们保护穷人的利益，抨击沉溺声色、唯利是图的士大夫，他们敢为穷人的尊严发言：人本无需向他人下跪。结果，他们捍卫真理和道德的勇气触怒了官员阶级，才被恶意栽赃，落了个所谓「不尊重文化」的千古骂名！
今天，针对中国教会局势的思考，不该是继续「利玛窦模式」，甚至不该试图用有形可见的事务性手段来继续行动！我固然不否认行动的价值，但是更该知道：「行动所不能的终点，是真正彰显祈祷的价值，以待天主超越性工作的开始」！永远应该铭记默观祈祷的主保聖十字若望的劝导：「那些极其活跃，自认为能以宣道和外在的事工赢得世界的人，请他们在这里留意一下，少许纯洁的祈祷，对于天主和灵魂都是更为宝贵的，且更有益于聖教会，即使看来好似人无所事事，实则远胜于其他所有工作的总和」（《灵歌》29诗节引言）。今天中国教会的天主教徒，更应该在祈祷中找到超越世俗权力，奠基于基督内的，完整的「独立人格」；在祈祷中建树超越狭隘民族性，广及人类和永恒的道德视野。在祈祷中充分瞭解基督信仰，「绝不是要人做自己」，而是首先走出小我的精神壁垒，去成为基督的奥体，及在其中找到为真理和整体实际担负的真使命！这即是：心灵深处的出埃及！好明白聖保禄宗徒的话：「若是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若是一个肢体蒙受尊荣，所有的肢体都一同欢乐」（格林多前书12章26节）。
好了，作为一名平信徒，我对于「中梵关系」及中国教会的问题只说这么多，我不想展开宏大叙事以说明更多细节上的问题，因为我不想僭越。
大哉！天神聖师多玛斯，大哉！聖十字若望，请为中国教会祈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