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梵关系向好的消息再次传来。是否如同前几次一样，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楼梯响”却带来整座大厦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这“嘎吱嘎吱”的声音甚至让我们忽略了要下来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是高是矮，是胖是瘦。这“嘎吱嘎吱”的声音有时过于嘈杂，掩盖了另外一种声音。当然，不是楼梯响的声音，也不是要下来的人的声音，而是圣言的声音。圣言在我们心中发出柔美的声音，需要我们带着信德来留心静听！
信仰之父亚巴郎的信德总是值得我们去默想的。“因着信德，亚巴郎一蒙召选，就听命往他将要承受为产业的地方去了：他出走时，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希 11：8）亚巴郎听从天主的召选，动身出发了，动身之时，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要去承受的是什么样子的产业！以人的眼光来看，这似乎有点儿傻，不知道去哪儿，不知道会得到什么，甚至都不知道打听打听要去的地方的土地是否肥沃，就傻傻地出发了，然而以信德的眼光看，亚巴郎随从了天主的召叫，随从了良心给他的启示，跟着他听到并信赖的天主的声音出发了。
伟大的梅瑟受命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在势力异常强大的法老的国度，这个使命看起来连望梅止渴都谈不上，根本就是无法实现的。然而，上主发出的声音是：“我看见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痛苦，听见他们因工头的压迫而发出的哀号；我已注意到他们的痛苦。所以我要下去拯救百姓脱离埃及人的手。”（出 3：7-8） 梅瑟听到了这声音，而且是特别启示给他的声音，因为这声音继续着：“所以你来，我要派你到法郎那里，率领我的百姓以色列出离埃及。”（出 3：10） 事实上，梅瑟一点儿都不傻，而且政治上他也很精明，知道审时度势，所以他非常明白埃及法老王的权势与狡黠，也清楚自己所领受之使命的艰巨和风险，因此在听到这声音之始，梅瑟试图推辞道：“我是谁，竟敢去见法郎，率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出 3：11） 然而，在上主的声音告诉他，“我必与你同在”（出 3：12）后，梅瑟信德倍增，不再畏惧和犹豫，因为他知道痛苦的以色列子民需要他，而且上主与他同在。正是“因着信德，他不害怕君王的愤怒，而离开了埃及，因为他好像看见了那看不见的一位，而坚定不移。”（希 11：27） 梅瑟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被奴役的埃及地的艰辛众所周知，无需赘言。其中一点值得在此默想反思。以色列子民在梅瑟带领下，辗转旷野几十年。旷野的沙漠之路最需要的无疑是水。口渴难耐的百姓开始抱怨梅瑟。在此关键时刻，梅瑟再次听到上主的声音，要他击石出水以解百姓生命之需。面对满怀愤怨并与自己激烈争辩的百姓，梅瑟的信德受到考验，怀疑闪现在他的内心，因此他叱责百姓说：“你们这些叛徒，听着！我们岂能从这盘石中给你们引出水来？”（户 20：10）然而，大量的水确实由盘石中涌流而出！可是，梅瑟却因着闪现在内心的那份怀疑而未能进入到预许的福地。
梅瑟去世后，若苏厄接继他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来到约旦河要渡过河去，前往天主预许之地。司祭们抬着天主的约柜走在百姓前面，停在约旦河水边上。若苏厄吩咐以色列子民说：“你们前来静听上主你们天主的话。”“看，大地主宰的约柜要在你们前面渡过约旦河。”“当抬大地的主宰上主约柜的司祭的脚掌，一踏入约旦河的水，约旦河的水就必中断，由上流下的水要停，像一道堤。”（苏 3：9，11，13） 面对滔滔约旦河水，以色列子民无舟楫可渡。百姓或许在抱怨，或许在无奈，或许在失望。或许他们再次感到梅瑟带领他们出离埃及就是一种背叛，因为他们曾抱怨梅瑟说，“正是你们害死了上主的人民”，“你们为什么领我们由埃及上来死在旷野？”（户 17：6；21：5）或许他们认为若苏厄领导以色列子民实在无能，因为若苏厄要他们渡河却不准备任何舟楫，只抬上了上主的约柜。此时，若苏厄镇静地指给了百姓一条生存之路：静听上主天主的话！
当然，击石出水也好，约柜阻断河流也罢，这些都是奇迹！无论有些人如何解释这古老奇迹的真实性，我们暂且不论。然而，亚巴郎的确听到了上主的声音，这难道不是奇迹吗？梅瑟的确听到了上主的声音，使得他担负起看似不可能的使命，这难道不是奇迹吗？梅瑟的确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了权势强大的埃及，这难道不是奇迹吗？无论如何，若苏厄带领以色列子民渡过了约旦河，这难道不是奇迹吗？实际上，没有信德也就没有奇迹！在无神者的眼中，世界上的一切都只是自然，而不是奇迹！
在处理政教关系上，耶稣基督给了宗徒们一句训言：“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谷 12：17） 依照这句训言，历史上诸多的奇迹还是发生了！在千年罗马帝国的强势之下，基督的教会不但幸存下来，而且成为了欧洲文明进程中的关键推动因素。由耶路撒冷小小的信仰团体开始，经历罗马帝国三百年之久的迫害，基督信仰最终成为欧洲文明的核心因素之一，有谁能够否认这不是一个奇迹呢？就中国而言，利玛窦进三步退两步，屡受挫折，却百折不挠，最后终于进入北京，使得教会扎根中国发展至今，这难道不是奇迹吗？事实上，这些奇迹的发生，正是因为教会静听了耶稣基督的训导：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
自罗明坚利玛窦于1583年进入广东肇庆并建造起大明帝国内第一座小教堂以来，不到80年时间，中国教会已经初具规模。事实上，从这时起，面对远东及中国的复杂政治环境文化差异，罗马宗座就非常坚定地秉持着耶稣基督的上述训导。鉴于远东及中国传教事业的发展，1659年9月9日，教宗亚历山大七世成立了远东三个代牧区（东京代牧区、交趾支那代牧区和南京代牧区）。为了避开葡萄牙王国对远东及中国传教事业的制肘，教宗任命了三位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会士为三个代牧区的代牧，而且明确指示三位代牧，“要尽力避免卷入地区政治事务；要尽可能培养本地神职人员；要尽量适应本地文化习俗。” 当然，发展成长至今的中国教会历经了曲折与痛苦，但她毕竟扎根了，成长了，发展了。就政教关系而言，梵二会议的训导也清楚明确：“基督委托教会的固有使命并非政治、经济或社会性的；基督给教会预定的宗旨是宗教性的。” 因此，教会首要关注的不是某个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或政治经济制度，而是教会完成其宗教性任务的使命。圣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非常明确地指出：“教会不提供任何经济和政治的体制或纲领，也没有对此的某种偏爱。” 教会超然于任何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和经济的体制或纲领之外，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会如此。换言之，教会的领导者必须抛开个人可能有的，对于某种政治或经济体制的好恶，而只关心教会宗教性的使命。当然，这并不是要禁止信友公民善尽自己的政治和社会责任，教会希望的是，“此时，信友必须记得，对以上的事例，不得把自己的意见视为教会权威，来排斥其他意见。” 由此可见，教会在处理与政治或政府的关系时的立场是一以贯之的。事实上，罗马宗座派往各国家各地区的宗座使节，从根本上来说，其使命也是宗教性的，而非政治性的，只不过他们往往同时担任依照国际法规定可以担任的派驻国家及政府的外交使命而已。 也就是说，罗马宗座从来不会派遣仅仅担任纯粹政治及外交任务的宗座使节。
就此而论，中梵关系向好，对于中国教会的神职和信友来说，自然是乐见其成的，因为所谓“中梵关系”究其根本就是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共融合一的问题。 的确，“只有与罗马教宗共融，才是与普世教会共融，才是天主教会的成员，与罗马教宗共融合一，是实践与普世教会共融合一的形式，也是与普世教会共融合一的标记。” 事实上，就整体中国教会而言，自利玛窦时代开始，她与普世教会的共融合一从来就没有被完全彻底地割裂开过。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鉴于中国教会历代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神学等处境，这种共融合一的表达和表现形式有时有待完善，有时隐而不彰，有时尚存争议，而中梵关系向好，就是要实际解决这些问题，从而达致整个教会的共融合一，整个社会的和谐进步。
回顾中国教会的历史，上述观点不言自明。众所周知的中国礼仪之争所带来的后果无需赘言。然而，中国礼仪之争给我们普通人的印象却需要我们有所反思。尊孔祭祖的中国礼仪好像就是远在千里之外的罗马不明就里而武断地下令予以禁止似的。事实上，历史资料所显示的并非如此。1635年，方济各会士利安当在福建省顶头村召集十多名村民教友，详细询问了他们对尊孔祭祖的认识和看法，并请他们画押证明。然后将这些材料申诉到罗马教廷，希望传信部禁止尊孔祭祖的中国礼仪。罗马传信部依据利安当的这些材料，指示禁止尊孔祭祖的中国礼仪。1650年，耶稣会士派卫匡国携带经询问士大夫们而形成的材料前往罗马申诉，传信部依据这些材料，指示准许尊孔祭祖的中国礼仪。如今，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些村民对尊孔祭祖礼仪的认识和看法，肯定与耶稣会士们询问的士大夫们的认识和看法有着明显的差异和不同。1693年，福建代牧颜珰就中国礼仪问题向罗马提出7大问题，希望罗马调查委员会给予明确回复。10年后的1704年11月20日，教宗克雷孟十一世认可了罗马调查委员会对颜珰所提问题的正式答复，并且颁布谕令严格禁止尊孔祭祖等中国礼仪。在此，有两点需要特别指出。第一，如果由利安当提出申诉算起，到1704年教宗克雷孟十一世颁布谕令完全禁止尊孔祭祖礼仪，时间过去了70年。期间，罗马给与利安当和卫匡国的有关中国礼仪的指示，两者都有效。如果由颜珰提出问题请求答复算起，罗马的调查委员会也用了长达10年的时间调查研究，最终才由教宗克雷孟十一世正式颁布谕令禁止中国礼仪。第二，克雷孟十一世最终颁布禁止谕令也是经过了罗马调查委员会长达10年的调查研究的。显然，10年的调查研究，绝非不明就里武断而行。
即便今日炙手可热的主教任命问题，回顾中国教会的历史，她也并非顺水顺舟。今仅举三例以资证明。第一位是国籍主教南京代牧区代牧罗文藻。1674年1月4日，第一位国籍主教罗文藻被任命为南京代牧区代牧主教。然而，教会、社会、政治等诸多因素，使得罗文藻在11年后的1685年4月8日才得以在广州而非他自己的代牧区南京被祝圣为主教。第二位是南京教区主教耶稣会士南怀仁。1752年5月15日，一直在湖广和江南地区传教的奥地利籍耶稣会士南怀仁被任命为南京教区主教，而此时正值乾隆皇帝降旨严厉搜捕并驱逐传教士，所以南怀仁一直到3年后的1755年7月22日才在澳门接受祝圣礼仪，然后潜返回江南地区，一年之中，八个月在水上，三个月在山里，昼伏夜出，传扬福音服务教友，直到1787年去世。第三位是南京教区主教遣使会士毕学源。1803年，葡萄牙籍遣使会士毕学源与同会会士高守谦抵达北京，供职清廷钦天监。此时，钦天监监正为耶稣会士索德超，监副为遣使会士罗广祥、方济会士北京教区主教汤士选、遣使会士福文高。1804年8月20日，毕学源被任命为南京教区主教，由汤士选在北京举行了祝圣礼仪。然而，1805年6月12日，大清嘉庆皇帝谕旨批准了西洋堂事务管理章程，严禁在京传教士离开北京，一直到33年后的1838年毕学源在北京去世，终其一生他都没有能够前往南京教区就职。
简短回顾此段历史，仅仅要说明一点：虽然自始至今中国的教会有时充满喜乐，有时充满苦难，有时满怀忧虑，但她与普世教会的共融合一从未完全彻底地被割裂过，因此作为天主教信友，我们自然而然应该乐见中梵关系向好。1976年，给中华民族包括中国各宗教带来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开始。1979年8月19日，圣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就在“为伟大的中国人民祈祷”时说，希望“能够与他们再次建立起直接的联系，而此联系在精神上从未间断过。” 2016年1月，教宗方济各接受采访时说，“利玛窦的经验教导我们，与中国对话是必需的，因为她是智慧与历史的一种积累。她是蒙受了许多祝福的一片土地。”“在（农历）新年前夕，我愿向习近平主席及全体中国人民传达我最美好的祝愿与问候。” 2016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讲话时也说，要“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 实际上，这是中梵之间向好的原则和基础。即便过去有过困惑或痛苦，在此问题上，我们还是喜欢听到“楼梯响”，更乐于怀着耶稣要求我们的谦卑之心见到“人下来”。
也就是说，“大家都该穿上谦卑作服装，彼此侍候，因为天主拒绝骄傲人，却赏赐恩宠于谦逊人。”（伯前 5：5）因着信德，我们信赖天主圣神的化工。因着信仰，我们在教义教规上遵从伯多禄继承人的指引。因着谦卑，我们相信教宗以及为中梵合作而工作的人们，他们至少跟我们一样了解中国教会，了解中国社会，了解中国政治，他们至少跟我们一样地热爱中国人民、热爱中国教会、热爱普世教会、热爱整个教会的共融合一。故此，我们期待着“楼梯响”，更期待着“人下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