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出身香港教区的韩大辉总主教卸任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秘书长，改派至希腊担任宗座驻希腊大使。万民福音传播部作为梵蒂冈首屈一指的圣部，其内部的人士变动往往反应出教廷中国政策的走向。本文将以韩大辉调职这一事件为切入点，分析当前中梵关系中的双方势力对比与发展走势。
一、被称为“鹰派”的韩大辉
很长一段时间，作为在普世天主教会内任最高职务的华人神职人员，韩大辉总主教一直被视为影响教廷对华政策走向的关键人物。但就立场来看，其对华政策方面的观点却一直以来却被视为“鹰派”。2007年，教廷曾组织成立了一个包括来自台湾枢机主教单国玺、香港枢机主教陈日君和汤汉（时任辅理主教）和澳门黎鸿升主教在内多名华人高级神职人员的“中国事务小组”，用以研议和制定梵蒂冈的对华政策。韩大辉于2010年被擢升为总主教，领衔锡拉教区，并担任万民福音部的秘书长后，随即开始一系列对中国教务和中梵关系的公开发声，有理由相信此时他已经加入到中国事务小组之中。事实上，当时法国枢机主教埃切卡莱（Roger Etchegaray）就称韩的擢升是“为中国基督徒启希望之路，希将东西方拉得更近”。 陈日君与韩大辉不仅同为慈幼会会士，而且有着师生情谊，关系亲密。韩大辉在神学理念和对华关系等诸多问题上的见解亦深受其影响，因而与其一同成为小组内反对梵蒂冈借采取务实姿态改善中梵关系的力量。
仅从韩的公开发言，就能清楚看清他的立场与观点。2011年，就中国自选自圣乐山教区雷世银、汕头教区黄炳章、黑龙江教区岳福生为主教，以及雷世银以主教身份参与南充教区陈功鳌祝圣典礼、同样自选自圣的安徽教区刘新红主教参与湖南教区屈蔼林主教祝圣典礼等事件，以及中国天主教第八届代表大会，韩大辉通过正式渠道和非正式的个人博客等管道都发表了严厉的批评。而在接受《Alfay Omega》杂志专访中，韩大辉不仅对以上事件再次提出批评，更进一步称梵蒂冈内部与中国接触的主张“是行不通的。因为，此路线以前没有成功，将来也不可能奏效。”，并不无所指地称“在中国的政治中，传统上，自历代皇帝们开始，国家一直试图控制宗教”。
2013年，中梵关系发生转变。这一年，教宗方济各上台，随即改变了教廷对华政策，停止了中国事务小组的实际运作，重新启用熟悉中国事务并且态度务实的帕洛林枢机主教任国务卿（Pierto Card. Parolin）。2016年4月，中梵之间再次开启密切接触。根据当时多家媒体透露，中梵双方共同成立了工作小组。而在这一轮的接触和谈判中，代表强硬保守立场的陈日君被明显边缘化，无法影响教廷决策，以至于不得不在公开媒体上喊话表达自己的担忧，甚至说出“现任教宗不懂中国”的激烈言论，受到同来自香港的汤汉枢机主教的不点名批评。而与陈日君持相似立场观点的韩大辉在梵蒂冈与梵蒂冈方面的政策走向也渐行渐远。
2016年5月，韩大辉在“为中国之教会祈祷日”弥撒讲道中，提及上海佘山圣母像在文革期间惨遭破坏的往事，以及他与大陆近期神秘去世的蔚和平神父交往的历史，并鼓励教友“我们在黑暗中看到希望，相信天主一定得胜”，体现了其对中国教会处境的悲观看法。这与同一时期中梵之间关系迅速回暖，双方更就中国大陆内主教任免问题达成新的默契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同年6月，韩即被委任为关岛教区宗座署理。这一任免虽然并不像外界所称的”流放“，而是受托处理关岛教区安多尼．沙比安·阿佩隆（Anthony Sablan Apuron）总主教被控性侵后教区内的棘手事务，但事实上也确实有将其调离能够影响对华政策的教廷权力中枢的意味。
二、调任驻希腊大使背后的动因
韩大辉此次卸任万民福传部秘书长，调任宗座驻希腊大使，则是更为明显的将调离教廷权力中心的行动。陈日君上月在美国接受采访时就直称在教廷对华关系问题上，“韩大辉也被排挤出去了”。但本文认为，不因仅仅从中梵关系的角度来分析此事。其背后还有更为复杂的动因。
应该说，韩大辉的调任与关岛之行不无关系。其在关岛期间主要做了三件事：首先，他不仅认定针对阿佩隆性侵的指控属实，而且还隐瞒了其下属神职人员的多起性侵事件，因而提请教廷尽快免去阿佩隆总主教职务。第二，韩大辉在关岛期间公开高调反对美国派驻关岛的总督Eddie Calvo积极推动的“326法案”的颁布。该法案旨在取消针对机构法人的诉讼时效。韩认为，一旦该法案生效，关岛总主教区将会面临无休止的诉讼，并且背上超出教区承受能力的债务，使教区最后落入拍卖教产还债的悲惨境地。第三，韩在关岛期间，将天主教会内的一个新兴团体Neocatechumenal Way势力完全赶出了关岛，关闭了其在岛内的神学院。而韩大辉在万民福传部的“顶头上司”费尔南多·斐洛尼枢机主教（Fernando Filoni）却是该团体在当前最为重要的支持者与宣传者。这三项举措都引起了教会内外不小的反弹。关岛教区的问题由来已久，特别是当地大肆开发房地产和博彩产业后，教会资金也牵扯其中。韩大辉这种“连根拔起”式的做法，无疑会得罪很多人，包括一些教廷内部接受来自关岛金源的人物。此外，对326法案的反对，使得教会与美国在关岛的势力之间关系陡然紧张，更在当地留下了“天主教更关注教产而非正义”的负面形象。最后，长期从事教廷内部事务研究的意大利学者与新闻工作者Sandro Magister认为，关闭Neocatechumenal Way神学院直接导致韩与斐洛尼关系的紧张。事实上，在此事最终定案之前，关岛教区有4位神职人员亲自到罗马向斐洛尼陈情，希望斐洛尼制止韩，显然最后韩并没有因此收手。陈日君在最近的讲道中提及“亲教廷的传媒说他在关岛犯了错”，对此分析也可做一定的作证。
另一方面，继任秘书长职务的普罗塔斯•鲁甘布瓦（Protase Rugambwa）总主教自2012年起一直担任宗座传教会（Pontifical Mission Societies）会长一职。在教宗方济各上任后，鲁甘布瓦积极奉行教宗向穷人和处于边缘地位的群体传播福音的福传意向，加强了宗座传教会梵蒂冈总会与其在各国分会的连接，着力推动方济各一直努力实现的教会团体财务和行政透明化。因而本次调任也可视为教廷用教宗亲信人物替换了韩大辉。
三、中梵关系的大背景
从当下中梵关系发展的大趋势来看，韩大辉此次的调任确实符合梵蒂冈欲继续采取务实“柔软”策略的做法。就在本月，原本属于国内地下团体的甘肃兰州教区韩治海主教和河北邯郸教区孙继根助理主教分别举行了公开就任典礼，地上团体主教均有出席，显示了地下团体愿意与地上团体以及政府合作的态度。结合2016年地上团体先后有六位主教受到中梵双方共同认可而就职，似乎显示双方在主教任免问题上的默契与共识正在进一步巩固。但这种“示好”究竟是真诚的善意，还是如同当年旨在“先建交后演变”的“新东方政策”则尚未可知。
受历任教宗委派在中梵之间穿梭20多年的圣母圣心会会士，比利时神父韩德力（Jeroom Heyndrickx）在2016年年底和2017年初的几次公开谈话中都明确指出梵蒂冈对于中梵建交的唯一目标在于获得“宗教信仰自由”，这种自由当然是指教会事务不受政府干预。韩德力神父称希望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进行修改，特别是将与天主教教义相悖的“独立”、“自办”字样去掉。而汤汉枢机在今年2月份亦特别撰文指出希望爱国会成为一个“教友自主团体”，这一表述其实更为直截了当，即希望将爱国会在教会内所有权力剥离，反过来成为教会之下的一个附属团体。这两位在中梵关系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的发言似乎抛出了梵蒂冈在主教任免问题之外更大的“野心”与诉求。
这些想法与目前我国对宗教事务管理在法治化的轨道上日臻细致完善的现实可谓南辕北辙。根据即将执行的新《宗教事务条例》对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的权责都做了明确界定，并将宗教事务的管理职责从各级政府一直延伸到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对天主教而言，对宗教场所、宗教教育等等的规定看似是对地下团体的限制，但事实上地下团体本身一直处在非法的地位，其一切活动在理论上都是非法的，因而新条例颁布并没有真正改变其处境，决定其境遇的关键还在于地方政府与基层村委会、居委会的执行力度。相反，对于地上公开团体而言，其宗教院校的管理、出国留学人员选派、宗教场所的注册登记和日常运行等方面需要遵循更为严格细致的法律规范。而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一会一团从全国和各地方层面的统筹计划与监督实行，一会一团的重要性在可以预期的未来绝无下降可能。
此外，梵蒂冈内部事实上也有着对华关系以为更为棘手而紧迫的事务要处理。自2016年下半年开始，面对教宗方济各采取的一系列大刀阔斧改革措施，教会内部的保守派开始频频发难。2016年年末，有四位枢机主教公开质疑教廷对教宗通瑜《爱的喜乐》中关于离婚教友的地位等敏感议题的态度。这一事件随即延烧，有超过十几位枢机主教和主教加入其中支持四位枢机主教的公开信，显示教会内保守派几年的不满有爆发趋势。特别是今年，信理部前部长缪勒（Gerhard Müller）枢机主教公开称教宗被一些“间谍”和“坏朋友”环绕，亲近一些妄用教宗权威发言的神学家，导致了教会内的混乱，颇有希望“清君侧”的意味。在这种局势下，由本届教宗主导的这一轮中梵对话是否还能按照既定的方针继续下去尚待观察。
总而言之，韩大辉的调任对中梵关系的进一步改善无意是具有积极影响的。但是究竟中梵关系能够走到哪一步，却不宜过于乐观，仍然有待进一步观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