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梵关系谈判的新进展重新吸引到公众的注意。事实上，自圣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1978年肩负起教会首牧的重任以来，梵蒂冈一直尝试打开与中国的交谈大门；但教廷亦一再强调本身并非以建立外交关系为目的；教廷的终极目的是帮助国内教友，包括地下的及地下的教友群体，使他们的信仰生活空间能得到正常化；并扩大传教空间，好能向大多数未有信仰者传播福音。
可以说，外交关系只是教廷达成上述目标的工具，并不是教廷的目的。如果有传媒推论教会为外交关系而牺牲教友群体，则是这些传媒受困于世俗国家的博弈论思维而忽略了天主教会的特性。
然而，有关中梵双方可能达成主教任命问题的协议，却离奇地引出？天盖地而来的传闻及内幕消息，这不但引发各地教会内外的人士不同程度的忧虑，为当事人亦产生许多不必要的困惑。事实上，许多海外人士对中国教会，特别是有关地下教会的认知，与身处其中的地下教会人士，有甚大的落差，以至近日中国齐齐哈尔教区魏景义主教在接受传媒访问时要作出强烈要求，「我衷心希望，中国大陆以外的友人，包括港澳台世界各洲，不要代表中国的地下教会发声，因为你们代表不了地下教会。」（参阅《公教报》2018年2月25日第3862期，页1）
的确，太多海外杂音已使到公众人士忘记了普世教会三十多年来的努力，以致有错觉以为最近的发展是教廷在政策上的急转弯。
说到底，中梵之间，目前尚未到达谈论「具体外交关系」的层面，只就主教任命问题可能达成「共识」而已。
笔者一再在不同场合指出，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上任以来，国内再没有出现任何「未得教宗任命的主教祝圣礼」，这一点是非常善意的表现，值得所有天主教徒珍惜。
当然，过去五年「已得教宗任命」的主教祝圣礼亦举行不多，一共只有五次祝圣礼得到政府当局的「绿灯」；2015年有一次，2016年4次，2017年却一次也未有。
目前双方也许可以完成一个框架性的协议，去解决困扰多时的「非法主教祝圣问题」，以确保未来的主教人选，不会是双方所不能接受。在这样的协议之下，教廷未必能任命最心仪的人选，但同时也可以得到中方的保证，不会出现教廷所不认同的人物，这虽然尚未算完美，但起码是可以接受的中庸之道。
事实上，类似的协议一直存在于教廷与欧洲一些国家之间。2017年中一位来港探访我的奥地利籍大学教授表示，奥地利政府对国内主教的任命一直保留类似的反对权，只是自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未有动用这些权力而已。
主教问题得到解决之余，目前国内最后七位非法祝圣的主教的去向问题也必须处理。据我所知，他们起码在2015年或更早之前，已各自向教宗呈函表达悔意及请求原谅。
过去三十年以来同样的「请求原谅」个案起码有65宗，占所有「非法祝圣」事件的三分之二。而诚恳的申请者普遍都能得到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及教宗本笃十六世的宽免。
至于他们所获宽免的程度是仅仅宽免其罪行，抑或尚批准其保留教区主教身份，抑或更进一步对他们有其他任命，则要按个别的案例实况去处理。
现今，教宗方济各经过长时间仔细聆听了各方面意见，包括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的多次申述意见之后，所总结得来的结论，应该是值得我们所尊重及服从的。
笔者前面所引述《公教报》的访问中也有提及，魏景义主教也郑重声明，无论中梵关系如何走向，他及其团体都完全服从教宗所做的任何决定，且不问理由。这是非常标准的天主教牧者对宗座信任，也使我感到由衷的敬佩。
林瑞琪，2018年2月26日
书于香港圣神研究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