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核心的矛盾：控制越严，当局越不安
「世界公民参与联盟」（CIVICUS）在2017年底发表一百多个国家的公共领域现状与发展报告，当中将中国的评级从「压抑」降至「封闭」。联盟对「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侵犯基本公民自由的情况不断加剧」深表遗憾。该设于约翰内斯堡的监察机构指出：「自2015年以来，中国一直通过大规模逮捕律师及活跃分子、关闭推动和平对话的网站和部署对付异见人士和非政府组织的保安部队来打压批评者。」报告认为，在中国已被围堵的公民社会将受到针对非政府组织和国家安全的新法规进一步限制。
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活跃分子和公民社会团体的打压，尽管已有广泛报导，但本文就习近平政权实行焦土政策以收紧对所有国民在意识形态上和其他方面的控制，尝试进行阐述其背后的特殊原因。一方面，习近平政权所实现的经济成就，赢得包括美国等先进民主国家舆论的好评。尽管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在过去三十年已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党国机器建立了一套高科技的警察国家机制，几乎不给自由派知识分子、维权律师、地下基督徒和非政府组织活跃分子留下任何空间。究竟党国为何执意要进一步收紧控制言论，甚至包括温和的异见表达？
至少有三个因素起着作用。尽管中国在2017年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6.9%，但在所谓「中国经济奇迹」的盔甲上，缝隙变得日益明显。经济增长主要通过政府对基础设施、国防、房屋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投资来实现；这些庞大开支的资金来源是贷款。根据独立的估算，中国的总债务水平达到GDP的三倍。企业和消费者的债务分别相当于GDP的175%和44.4%，并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由于债务堆积，增长率下降似乎无可避免，比方说每年4%或5%。惠及社会下层的财富将会大幅减少。中国的坚尼系数估计接近0.6%，因此不能排除中期内会发生大规模社会动乱。
其次，习近平自2012年掌权以来一直煽动民族主义火焰，视之为中共政权合法性最可靠的支柱。这意味着在靠近日本、台湾、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地区进行军事挑衅。习近平标志性的「一带一路」倡议是支配一切的宏大计划，意图重振中国作为中央王国的地位。然而，北京政府在洲际基础设施项目上的巨额投资，激发了「中国威胁论」，同时加剧了本国的债务。此外，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一旦习近平团队的外交政策失败，可能诱发人民群起反对党国机器。
最后，自我授予了「党的核心」、「最高统帅」以至「经济沙皇」等称号的习近平，是天生的偏执狂。他在过去五年成功攫取权力，意味着他树立的敌人比前两任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加起来还要多。习近平在2016年策划彻底清洗解放军的领导层，特别是「大老虎」郭伯雄和徐才厚的派系，令数以百计被迫离职或被边缘化的高官咬牙切齿。这位66岁的最高领导人对可能发生政变或暗杀的威胁深感不安；他试图自保，主要是通过任命党羽和亲信担任高级将领职务，如此一来使军中派系之间业已严重的分裂更形恶化。
日常生活军事化与高科技警察国家机器的建立
独裁者拥有越多权力就越感不安全，近乎「草木皆兵」。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即理论上把自己等同于毛泽东。政府单位、学校、工厂和国营企业都在学习这位廿一世纪伟大舵手的智慧之言。更重要的是，总司令依靠赤裸裸的力量来加强他的权威，并对党、军队和一般公民实施更严格的控制。
刻下正在发生的是危险的日常生活军事化。自去年秋季至今举行过的两场大型阅兵仪式上，习近平要求二百三十万解放军官兵保持对最高指挥官的「绝对忠诚，尽忠职守」。政治局委员发出了诸多指示：「军队应该听从习主席的指挥，对习主席的命令负责。」习近平还加强对武警的控制，这支一百五十万人负责国内治安的准军事力量，最近以一首名为《做习主席的好战士》的歌曲赞扬习近平。
在解放军、武警、公安人员和国家安全局特工的协助下，习政府设立了廿四小时、多维、全方位、无处不在的警察国家机器，其性能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译者按：《一九八四》作者）无法想像的。这个「维稳」网络有赖信息与通信科技、人工智能和相关技术的最新发展。例如，公安使用先进的「人脸辨识软件」，搭配成千上万安装在中国各地公共场所的监控摄像机，来掌握异见人士和非政府组织活跃分子的动向。维稳当局还建立了全国「社会信用」数据库，以追踪数亿公民的财务状况和其他个人特征。公安和国家安全部门利用社交媒体、电子商务平台、银行和电子财务公司提供的信息，可以容易地监视再平凡不过的公民活动。
焦点：自由派知识分子、维权律师和地下基督徒
准警察国家机器的目标主要有三类人，他们被视为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对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构成正面威胁。第一类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尽管北京牢牢控制着互联网和其他媒体，作家和舆论领袖却揭穿中共用以建立权威的种种谎言。例如，学者揭露了中共在抗日战争（1937-1945）期间的角色，以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的暴行。他们抨击北京如何利用毛泽东式手段从小学到大学给学生洗脑。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对官方统计数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例如为党的成就涂脂抹粉的国家和地方GDP数据。
维权律师是当局最无情地整肃的公共领域群体之一，他们专门为农民工、征地受害者、地下基督徒等被打压者，或在党操控的司法制度下受剥削的公民捍卫权益。维权律师仅有三百人，占全国估计约二十万法律专业人士的极小比例。2015年7月9日，逾二百名维权律师和法律活跃分子被公安逮捕。大部分人遭受酷刑，并判处至少七年徒刑。对于律师受到不公义对待，习近平及其同僚一再声称，中国恪守「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制度」。
警察国家的第三个目标是教会，尤其是基督教和天主教会。中共本质上不能容忍任何它无法控制的组织，以免其发展成为可能挑战党统治地位的敌对政治中心。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波兰天主教会和团结工会冲击波兰共产党当时的无上权威时，邓小平警告必须防止波兰病菌扩散至中国。在习近平于2002至2007年担任省委书记的浙江省，近年有逾千座教堂整座或部分被摧毁。虽然大拆教堂十字架的行动在2016年稍见偃息，但维稳机器投放了更多资源来监控合法教会和地下教会的活跃分子，例如每座教堂被安装监听设备和监视镜头，由公安和「街道办事处」严密监控。习政权于2015年起推进基督宗教「中国化」。负责宗教事务的干部表明北京坚持引导基督宗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
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
虽然中共未能解决经济上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但习近平的领导班子却在全球范围内施加影响力。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学、DNA工程、无人驾驶飞机等尖端领域取得的成就──更不用说导弹和潜艇等先进武器──显然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提高军事预算，并采取更严厉措施来防范中国「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总而言之，认同「中国模式」可行的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客，甚至美国顶尖大学一些教授亦然。
密切观察中国的专家认为在近期内，或说习近平的第二个总书记任期，中国将不会在经济或政治舞台上硬着陆。然而，重大的历史事件，尤其是具有类似革命力量的巨变，往往无法预测。中共领导层对所谓「低端」人口采取严厉而高度歧视的措施，突显了管治国家的「红色贵族」与低下阶层之间潜在却不断加剧的矛盾。更重要的是，连富裕的企业家也「以脚投票」，把财富置于海外，并大多在英语国家取得居留权。这导致2016年及2017工龄金外流达到惊人的水平，迫使北京延迟实行资本账户交易的自由化。
早在胡锦涛时代（2002-2012），许多汉学家认为中国共产党具有相当程度的「威权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前任主席胡锦涛作为致力于维护党的权力垄断的保守干部，尝试过推行不同形式的「党内民主」；他对第一批在中国各地萌芽的非政府组织也相对宽容。然而，习近平主席偏爱列宁式作风，将权力集中于党的最高点──即他自己的手中──大大限制了中共的「韧性」及其处理危机的能力。虽然我们无法预测中共何时会垮台，但似乎可以肯定，习近平恢复毛泽东式做法只会导致社会政治秩序更不公义和动荡，「红色统治阶级」继续垄断政治和经济资源，而一般公民享有的自由和参政权利将进一步受压。这是长期不稳定和两败俱伤斗争的公式，其后果可能威胁到亚太及以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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