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与中国之间的主教任命争议，在缠斗数十年后可能达成历史性突破。双方握手言欢的场景令人感觉突兀，一方是坚持无神论的威权体制，另一方则是世界唯一宗教国，自诩上帝使徒的人权宣扬者，各自源起于东西方最古老的文明，价值观之分歧不可以道里计。
中国两大条件：梵蒂冈与台湾断交、天主教中国化
中国的环球时报（Global Times）报导，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秘书长郭金才指中梵协商已到最后阶段。他表示：「如果事情顺利，最快可能本月底就签订协议。」
中梵可能签署主教协议近期成为全球焦点，是何种驱力把中梵从光谱两端推在一起？从中国的角度不难理解，他们的「阳谋」明摆在提出的两大条件里。一是希望梵蒂冈与台湾断交，二是要求天主教中国化。引用香港荣退枢机主教陈日君的解释，就是把庞大不受控制的地下教会，关进政府的笼子里，接受宗教局的监控。
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君，大力反对梵蒂冈承认中国官方教会与自封主教等协议。（美联社）
陈日君：把庞大不受控制的地下教会，关进中国政府的笼子里
梵蒂冈台面上的理由也有两个，一是想改善天主教友在中国的处境，二是为了传福音，进军广大的中国宗教市场。不过作为「被拯救对象」的地下教会非常不领情，华尔街日报（WSJ）毫不留情地提醒教廷官员去翻圣经，记取耶稣对世俗政权的教诲，让凯撒的归给凯撒，而非向凯撒投降。
面对教会内外质疑，匿名的教廷高层在路透社专访中坦言，协议过程艰辛，教会大幅牺牲让步，在中国仍是笼中鸟，每想把笼子变大些都得寸土必争。这段话加深了教廷向中国屈膝的印象，「扩大笼子」一语却埋下有趣伏笔。顺藤摸瓜，背后俨然是梵蒂冈对中国更深层的外交战略：教宗方济各的新东方政策。
教宗方济各日前接见中国信徒代表（AP）
教廷东方政策：与苏联、东欧共产政权合作，维持教会运作
教廷的东方政策（Ostpolitik），是指冷战期间，梵蒂冈为了维持教会在共产国家内的运作，选择与苏联、东欧的共产政权合作。梵蒂冈不公开抨击共产政权迫害人权的行为，让当地政府介入原属教宗权限的主教任命，甚至曾配合匈牙利政权，撤换备受爱戴的敏真谛主教。
东方政策事后引起诸多批评，其中最掷地有声的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传记作者、美国学者伟杰（George Weigel）。他用苏东共产政权垮台后的解密数据，论证东方政策完全失败，教廷妥协让东欧教会全盘陷入共产政权控制，梵蒂冈一无所获，还引来共谍渗透梵蒂冈。
陈日君对东方政策的挞伐也不遗余力，他转述面见教宗时，教宗同意「不会制造另一个敏真谛事件」，他觉得没有比这更切题的响应。他希望教廷悬崖勒马，不要让东方政策重演于中梵关系。
教廷，梵蒂冈（AP）
然而东方政策在当前教廷内部，显然有着截然不同的崇高评价，一手擘画东方政策的已故枢机主教卡萨罗利（Agostino Casaroli），被誉为「教宗的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他是70年代首位拜访苏联和古巴强人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教廷外交官，在他1967年访问波兰后，波兰政府同意晋升Karol Wojtyla为枢机主教，也就是后来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亲共色彩强烈的枢机主教卡萨罗利 徒子徒孙主导教廷外交政策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是促使苏联东欧共产政权瓦解的推手，吊诡的是，这位反共教宗上任不久，就任命亲共色彩强烈的卡萨罗利当国务卿，任期从1979年直到1990年。学者从回忆录和解密文件中推论，梵蒂冈当时成功操纵了两手策略，一面以卡萨罗利的鸽派外交手段铺路，一面以教宗独特的精神感召力，鼓舞铁幕下的人心。
目的使手段合理化，纵使卡萨罗利始终甩不开向世俗妥协的负面标签，但他灵活的政治手腕，仍被教廷外交体系奉为圭臬。
现任国务卿帕洛林（Pietro Paroline）是卡萨罗利的学生，主导对中谈判的教廷特使切利主教（Claudio Maria Celli），曾是卡萨罗利的下属，这使中梵互动过程，更像重演卡萨罗利对付冷战的剧本。
尤有甚者，教宗方济各本人也对卡萨罗利推崇备至。根据义媒「梵蒂冈内部通信」（Vatican Insider）报导，方济各2008年担任阿根廷枢机主教，曾在讲道中提起，卡萨罗利贵为枢机时，每周都会突然消失一天，暗地去少年拘留所探视年轻罪犯，方济各认为，卡萨罗利执行外交工作，不放弃与不义的政权互动，也是出于同样的慈悲之心。
方济各2013年3月13日获选为教宗，3月28日即亲访卡萨罗利常去的少年拘留所举行弥撒，并替12个不同国籍的犯罪少年洗脚。义媒当时以斗大标题形容，「方济各跟随卡萨罗利的脚踪」。
梵蒂冈（AP）
「时而是侃谈价值的理想主义者，时而是精算无情的现实主义者」
2013年8月，方济各任命帕洛林为国务卿，有天主教媒体评论，这个组合让人立即联想起，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和卡萨罗利的搭挡，一个极负民望的强人教宗，搭配一个干练忠诚的外交幕僚，交织出一幅让外界难以参透的外交蓝图，时而是侃谈价值的理想主义者，时而是精算无情的现实主义者。
今年2月初，土耳其总统艾尔段（Tayyip Erdogan）到梵蒂冈会晤教宗，开创59年来先例，教廷立下另一座促进对话的里程碑。但2015年，方济各也是第一位教宗把1915年150万名亚美尼亚人被杀形容为「种族灭绝」，让土耳其气得召回驻梵大使抗议。
去年11月教宗访问缅甸，因为没有公开积极替洛兴亚难民发声饱受质疑，他坦言是为了保持与缅甸官方的对话。12月梵广报导，缅甸信徒时隔50年后，终于首次能在仰光举行公开的圣诞庆祝活动，过去信徒只能在圣堂内庆祝，今后获得当局允许开放，是为了表达对教宗来访的敬意与感谢。
外交的基本逻辑是「相互迁就、妥协折衷」（Give and Take），世俗国家的目标不外乎钱与权，但梵蒂冈国徽上有两把钥匙，分别象征天上与地上的权柄，这让它的取舍很难放在同一把尺上衡量。
现阶段看来，梵蒂冈对中国拚命伸出橄榄枝，只有Give没有Take，但正如卡萨罗利自传书名「耐心的殉道者」，教廷应是暗自期许，这套曾掀起「苏东波」的战略，在中国也能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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